吴大过 2007-11-18 11:03
先秦民族研究
第一部分 前言<BR> 【先秦史研究综述】先秦时代是个模糊不清的时代，它大概包含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代两个大的阶段，前一个阶段的起始难以确指究为何年，后一个阶段的终止向无纠纷。顾名思义，“先秦”无疑就以秦朝建立为其下限，然而果真如此么？<BR> 这个时期，我国从蒙昧走向了文明，前一个阶段可谓蒙昧时期，到夏商周时代则逐渐进入了文明的大门，历经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我国文明始告基本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代为止，我国主体民族——华夏族的民族意识已经确立，我国统一国家的意识也已经深入人心，这正是我们文明已经成熟的标志。华夏民族的形成无疑是春秋战国诸侯纷争割据战争的副产品，先是在血统上各地人民进行了大的混合，其次在各地思想的交融中形成了共同的思想——这个一个民族认同至关重要的东西。共同的血统不足以维持一个民族的认同，共同的信仰却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时常说的“行华夏则华夏之，行夷狄则夷狄之”便是这个道理。拿“百家争鸣”的主要思想来说吧，法家思想是晋国的思想产物（法家的代表人物无一不是三晋人物），儒家是东夷的思想产物（鲁国是极度东夷化的一个国家，徐偃王是东夷雄长，他曾经因施行仁义之道导致亡国，所以儒家思想是东夷的思想，而不想大家想当然的看法是鲁国的产物），道家是南方楚国的思想，墨家是北方戎狄的行为准则（战国时代中山国是墨家的根据地） 。正是这些不同地区的思想体系的激烈交融，在汉武帝时代虽然名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却是“王道霸道共行”。在对历史记忆的处理上也经历了类似的交融的状况，在春秋时代的史书上，各个国家记述的本国的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是各成体系、不甚相关的，但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交融中，这些英雄人物开始彼此相互关联，结果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各个地区的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英雄人物——黄帝的后裔子孙 。阴阳五行的学说自从战国后期被齐国人邹衍予以系统的提出后，便融入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连这个传说时代的各地英雄人物的谱系都未能免外，这就是这个谱系是后出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总之，在武帝时代一个民族——华夏族已经形成，大一统的国家认识已经形成，以后数千年的历史都是在此基础进行发展。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将我们文化最终成形的汉武帝时代作为先秦的下限似乎更加合理，个人见解，特此说明。<BR> 对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我国已经进行了数千年之久，先是在春秋时代的各国史籍中开始零星记载各地的英雄人物的事迹，这是对传说时代历史积累起来的第一手资料，因为这个时代去古未远，以后历代的研究几乎都在此基础上进行。然后是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直到汉武帝的时代，这些资料被该时期的学者予以整理甚至篡改，以符合当时人们对同一个祖先的认识，以符合当时已经形成的华夏族的认识。以后各代的传说时代研究，或者遵循汉武帝时代学者的认识，因循共同的谱系化祖先的认识，或者对春秋史籍的认真研读，希望了解真实的传说时代的历史。这两条路都有人遵循，历代儒家学者无疑是坚定的前者一派，甚至这个神话的创造权根本属于儒家一派，法家一派属于后者一派，因为他们历朝历代都站在改变祖宗成法的认识上，不愿意承认儒家所创制的祖宗神话。在清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儒家的神话破产，华夏族的共同信仰面临巨大危机，亡国亡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有人出来彻底打破共同祖先的神话，在政治意义上不过表示华夏族有分裂的倾向，在学术意义上，战国时代诸子创造的维系“华夏族”共同信仰和大一统国家的神话面临破产，他们要回到春秋时代的传说时代研究上，回到对传说时代历史真实的研究上。这个运动的佼佼者就是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派”。纯粹从学术意义上讲，他们的回归无疑是个进步，是走向传说时代真实的历史的一大进步、一个必不可少的进步。<BR> 他们何以能够走出这一步？清季时代，甲骨文的发现，使得了解商朝和西周的历史多了一个材料的来源，海宁王国维、上虞罗振玉便是这个时代研究商和西周史的佼佼者。既而，考古学理论从西方传到中国，便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商朝考古史的巨大突破，更极大扩充了历史学家对商朝历史的资料占有，这使得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在数据占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为“疑古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同时新石器时代考古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对传说时代历史研究也因此有了长足的进步。<BR> 以上便是我对先秦时期历史研究的一些认识。本文的主题“先秦居民的体制特征”是“先秦历史”的一个方面，自然无法脱离“先秦历史”研究这个问题，因此不惮累赘之嫌，对先秦史研究论述备至，尚企读者见谅！<BR> 【本文构思】我国自古疆域广大，居民体质纷繁复杂，所以自古的民族认同即以“文化”相区分，即所谓“行华夏则华夏之，行夷狄则夷狄之”，并不以某一体质特征作为“非我族类”的界限划分标准。这是符合我国历史具体情况的，自古一以贯之的一个做法。所以我国历史记载虽然“汗牛充栋”，但是想要找出某个地区的居民的自古以来的体质变化情况可谓难上加难，唯一对此问题有所裨益的历史资料便是历朝历代著名的居民迁徙情况仍然离离可指，如果对这些居民迁徙源流详加考察，再通过其它途径对某个地区居民体质特征有所了解，那么，不难简要指出某个时空条件下的居民的体质的简单情况。举例说明，A地区于D时间居住着居民a，B地区原来无人居住，由于某种原因，A地区居民于E时间迁徙至B地区居住，那么我们现在要了解A地区于时间D时的居民a的体质状况，那么我们毫不犹豫会去了解B地区现在的居民的体质状况，并可大致认定它就是A地区时间D时候的居民的体质特征。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着重对先秦这段时期内，居民迁徙状况的源流进行考察，并在最后一部分对这样的方法所以可行进行一些理论的探讨，并在末尾对本文面对的问题的解决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具体的答案就非本文所能给予了。<BR> 第二部分 先秦时期我国居民迁徙状况综述<BR> <BR> （一）我国文明起源略论<BR> 我国文明的起源地在那里？是一源抑或多元？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困扰着学术界。传统的看法，是“一元说”具有较大势力，这个源头是所谓的“黄河中下游”，或者说是黄土高原 。近代以来，“多元说”颇有势力，以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最为典型。传统的看法的依据，主要是流传久远的史书记载，在近代疑古思想者 们那里，这些记载自然被批到体无完肤，因为这些历史记载多杂以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特别是考古学的发展，不愿盲从的学者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数千年前古物的出土，把他们作为解决我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不二法门。然而，考古工作的深入，反而证明那些悠远的历史记载，并非一派胡言，而是颇为精到的传达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情形 ，其中殷墟甲骨文出土文字的破释与历史记载竟然颇为吻合，便使人印象深刻。一些学者，重新重视了上古的历史记载，他们把其中荒诞的成分刨除，或是作一合理的解读，从而达到认识上古时代社会的目的 。本文即准备采纳这派学者的观点，并身体力行的做这方面的尝试。<BR> 认为我国文明的第一道曙光在黄土地区出现，他们的理由是上古时期这里是最为容易发展农业的所在。这里的土壤不是最为肥沃，这里的植被也不像其它区域那样森林密布，这里的地形高，也不会受到黄河泛滥的威胁：这里并不因为土壤肥沃而被我们的祖先首先相中，而是因为它的容易开发，不需要很高的组织力，不需要很先进的劳动工具。当时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因黄河的周期泛滥，形成沼泽满布的情形。这里的土壤固然相当肥沃，但需要组织相当的人力开发水利，然后农业的发展才会可能，这绝非尚处于文明幼年的人群所能承担。这里的农业开发是很晚 的事情，大约秦汉时候才最终开发完毕吧。长江流域，远古时期不但沼泽密布，更布满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农业开发需要更加成熟的文明才能做到，这里农业开发的基本完成已经是隋唐时代的事情了。<BR> 总之，文明的发展，似乎也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他们总是在容易开发的地方先壮大自己，然后再进入开发难度大的地区，有趣的是，后开发的地区往往比早开发地区更为适合文明的生长——人们的忘本往往因此而发生，到今天，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举世闻名，有几个人意识到“黄土地区”正是我们文明的“摇篮”呢？ <BR> 需要提别说明的是，传统的“一元说”和近代以来的“多元说”并非不可调和，实在是盲人摸象之类的老问题而已。传统的看法，“农业”是我们这个文明的全部，它的源头必然是“单个”的；现今，我们的看法是游牧文明、渔猎文明都是我们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么自然应该是“多元”的。<BR> （二）匈奴族的发源地<BR> 上面曾经提到，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即大平原地区，因黄河周期泛滥，沼泽密布，沼泽的周围定然是丰美的水草、地势高些的丘陵地带还应该是森林密布。农耕文明在幼年时期，无法在这个地区开拓它的疆域，但渔猎部族、游牧民族却会视这里为乐园。<BR>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苏联有位民族学家史禄国曾经对东亚民族的上古历史提出过很好的意见，他在著作《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认为通古斯民族在上古时期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即大平原地区。后来，汉族从黄土高原东下，将他们渐次驱逐到了东北亚地区 。可见通古斯的渔猎民族的文明的摇篮却原来在华北大平原地区呢！<BR> 游牧文明也曾经在这个地区发展过？当然，并且它的摇篮也正在这个地区呢！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先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我们历来争论这些民族的血统关系、争论这些民族的先后承续关系；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名号都不过是不同的游牧部落群的政治联盟体而已，这些部落群完全是基于政治的联合、而与彼此的血缘关系并无多大关系时，那么我们便不再会认为争论这些问题是有必要的了，甚至我们也不再会在这些名词的后面加上一个“族”来区分他们血缘的不同了 。在先秦这段时间内，游牧民族的活跃者是匈奴，因此讨论游牧文化的“摇篮”，便只有从它入手了。<BR> “匈奴”的来源，史载有明文，“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史记&#8226;匈奴列传》）由此可见，匈奴系夏禹后人 ，按《史记》的说法，“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史记&#8226;夏本纪》），这匈奴也即是黄帝的后裔，与农耕的华夏人同宗。<BR> 这样的证据，当然要招致一些疑古人士的群起而攻，让我们寻找别的证据吧。“匈奴”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我们先弄清楚“奴”的意义吧。秦汉时代，在我国有许多地名是带有这个“奴”字的。“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史记&#8226;项羽本纪》）史记正义说：《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汉代高奴县。古时又有雍奴县，故城在今河北武清县东八里。《水经注》谓“湿余水又东南至雍奴县西笥沟”。又有一个卢奴县，亦汉代所设。景帝封他的儿子胜为中山王，即以这卢奴地为国都，等于今日的河北省定县治。<BR> 还有许多水名也是带有“奴”的。“汉兵陷阵，却敌众，至蒲奴水” （《汉书&#8226;匈奴列传》）。《水经注》谓：“阿缛达山西南，有水名遥奴”。带“奴”字地名非只见于汉代，在西周已经有了。《穆天子传》：“己卯，天子北征。庚辰，济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BR> 然则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地名中，这一大堆奴字，到底有何意义？原来它乃湖泊池沼的名字。《水经注》谓卢奴曰：“县有黑水。池水黑，曰卢。不流，曰奴”。今日蒙古语依然呼不流的水为“淖尔”。青海亦名曰库库淖尔，即蒙古语青色不流水的意思。山海经大荒北经说“有三泽水，名曰三淖”。奴乃泽义，亦即淖尔的古译音，这是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BR> 秦汉时，凡有奴字地名的地方，都称之为夷地。其实就是匈奴蒙古人祖先的居地。古时有雍奴泽，在今河北省武清县南，有时写作邕奴。《水经注》谓“雍奴者，薮泽之名。四面有水曰雍，不流曰奴。南极滹沱，西至泉州，东极于海，谓之雍奴薮。其泽有九十九淀。枝流条分，往往径通”。可见雍奴乃指一个四面壅塞的大湖。<BR> 匈奴一名，似即出于庸奴。《水经注》又谓“涿水出涿鹿山。…‥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涿水又东北经祚亭北，而东北入涿水，亦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谓之涿邪水”。远古时这庸奴实在是一个大泽。《水经注》两处记载涿水枝流入匈奴事。但古时涿水只有枝流入庸奴泽，而没有支流投入塞外的匈奴。可见文中的匈奴，只是说是雍奴的异译而已。涿鹿乃黄帝的根据地。炎帝蚩尤的大兵逼至城下，然后黄帝转败为胜。此事清楚表明这地乃古匈奴的要区。非但黄帝可能是蒙古族人，而且指匈奴发祥于山西河北，也理由相当充分。 <BR> 这样看来，华北的确是在远古时代沼泽密布，游牧文明的“摇篮”果真也在大平原地带，匈奴的确很有可能是黄帝后裔。反倒使我们习以为常地以黄帝后裔自居的华夏人要怀疑自己是否黄帝后裔了呢。《商君书》谓“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另《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尔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袵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黄帝的强悍，和黄帝的刀锯甲兵政策，似乎反影响远代蒙古民族的气慨，而我们华夏人反倒“殊失乃祖风范”了。<BR> （三）满洲朝鲜地区居民的发源 <BR> 照史禄国的看法，数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通古斯人居住在大平原地区，上文我们证明匈奴人的祖先当时也居住在大平原上，只不过前者在河南、后者多居于河北罢了。他们的居地并没有延伸到海洋，在近海的海岱地区向北延伸到满洲草原、森林地带，然后不但向西延伸到整个蒙古高原、还向北延伸到整个北亚地区直到北冰洋、向东囊括了朝鲜半岛，海岱地区以南沿海延伸到长江口：所有这一广袤的地区都被所谓的“古亚细亚人”占据。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甚至向西延伸到巴蜀地区则被他冠以“南方土著”之名的人群所居住。<BR> 照他的意见，汉族从黄土高原东下以后，整个大平原地区都被他据为己有。这个地区北起幽燕、南到江淮、东傅于海、西界荥阳，异常广袤、富饶。原来居于这个地区的通古斯人向北进入了满洲地区，甚至更向北进入了北亚大片土地，原有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古亚细亚人”一些被逼进入海岛和沿海的半岛顶端，一些被逼退却到更西更北的区域去了。楚科奇半岛顶端的楚科奇人、堪察加半岛顶端的堪察加人、朝鲜半岛南端的海岛济州岛居民、日本北海道“虾夷人”等人群被指为“古亚细亚人”的后裔。甚至有人认为，朝鲜半岛居民主要的血统便来自于“古亚细亚人”、但他们显然历经无数次的与通古斯人的混血，远远没有以上地区居民的血统“纯正”。<BR> 傅斯年论三代上古史的文集中，有篇文章叫《夷夏东西说》，在该文中他指出东北的通古斯人的创世神话多有“吞鸟卵而孕”的模式，而《史记&#8226;殷本纪》明文载有商先世来源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两者的类似，傅斯年先生解读为“殷商和通古斯人同类”，并且指出“商周鼎革后，商代遗冑箕子到朝鲜继续立国这一事实证明两者同类，至少关系密切”。这与以上的论述的结论是一致的，或可作为以上论述的一个有力左证吧。通古斯人的殷商在大平原败给黄土高原东下的周族后向满洲方向退却，这可能就是史禄国所谓的通古斯从大平原地区大规模的退却到满洲、甚至朝鲜半岛的事情吧。还有一件事情，或许也能作为一种证据，《史记&#8226;朝鲜列传》谓：“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馀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这事情发生在秦汉之交，虽然新近了许多，但却是我们能够认定的历史真实，或许能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有所启发。<BR> 以上证明在先秦这段时期内，原来居于大平原地区南部的通古斯人的确经历了向满洲、朝鲜退却的运动。明乎此，对我们认识先秦时期我国居民体质体征与今日的差别，当不无裨益。<BR> （四）苗人——南中国的主人？<BR> 上段略已述及，在史禄国的书里，新石器时代早期，江南的大片土地为他称之为“南方土著”的人群所占领。这个地域极其广袤，照他的意见，包括巴蜀、荆楚、岭南、吴越、闽粤等地。实际上，他可能把这个庞大的人群看得简单了，实际上他们可能要复杂得多。<BR> 《史记&#8226;夏本纪&#8226;集解》有条曰：“《皇覧》曰：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在县南，去县七里。……”。这条引人瞩目处在于，这“苗山”一名，究竟何出？与现今居于西南的苗人是否有关联？如果有关系，那么今天同样居于西南的瑶族、壮侗族是否也与此地有关联？<BR> 日人和田清在文章《东亚民族发展史序说》中谓：“假使可以容许想象的话，中华民族在比春秋更早的时代中，只居住在黄河中游的平原地方，附近的山地似乎由夷狄居住。其中居于今山西方面的是翟，也就是“狄”，而居住在东方山地的大概是“夷”。但到了周末春秋时，这些戎狄已经大多中国化了，代之而起的是“蛮貊”。蛮貊一语先见于《书经》，另外有分见于《论语》和《孟子》。当时代表北方异族的是貊，代表南方异族的是蛮。”这表明华夏占领大平原后，在北面已经和远在东北的部族相邻了——这个“貊”，显然是华夏人对他们的蔑称了，这个貊大约是通古斯进入满洲后的裔属，但他们似乎已经文明退化了，不复商王朝时可比了，竟然得到了这样的篾称；在南方，华夏同样与新的部族相邻了，这些部族被他们称为“蛮”。这个“蛮”本来不从“虫”的，它是华夏人对南方人自称的音译而已——从“言”表示南人有言语，从“丝”表示南方人有蚕织之术。因为是音译，所以有蛮氓蒙麻苗曼慢曼满瞒孟猛毛等种种的互译。这样看来，会稽山又名“苗山”，也可以写作“蛮山”，现在的苗人就等于过去称为的“南蛮”。<BR> 以上可见，今日居于西南的苗人的祖居真的可能是“会稽山”地区呢！以上曾经提到蚩尤曾与黄帝大战于涿鹿之野，黄帝转败为胜，蚩尤遭放逐。这是来自传说中的史料，记载颇有荒诞不经处，但似乎传递出南蛮的蚩尤部落曾与黄帝争夺过中原的霸权，根据前曾引用的史料，我们知道黄帝部落实在是一个擅长武力的部落，无怪乎他的最终胜利。类似的故事还有，就是之前黄帝还和炎帝大战阪泉，结果炎帝大败。按照传统的说法，炎帝生于今湖北随县，被称为神农氏。无疑，他是来自南方的一员，或者说，后来的南蛮正是他的苗裔。“三皇”之首的伏羲，被一些学者解读为“九夷”之一风夷的君主，他的都城据说在陈地，即是今日的淮阳县。这些史料都是通过神话的形式得以流传至今，自然不免令人起疑，但说明南方的所谓“南蛮”似乎确实曾经在中原地区势力强大过，或者说他们曾经掌握过“中原霸权”。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华夏的周王朝的实力已经进入到了大平原地区，中原地区已有“诸夏”之号，然而居于南方的“蛮人之国”——楚国在成王时代曾与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晋文公大战城濮，虽然失败，但楚以一国以抗“诸夏”的行为仍然可以使人想到他们与“诸夏”的不同，让人想起他们似乎在重复着过去的南北“中原霸权”之争的老路，让人想起“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让人想起“黄帝与蚩尤战于是涿鹿之野”。在楚庄王时代，他又“陈兵洛水，问鼎中原”，似乎是同一行为的又一次尝试。<BR> 以上表明新石器时代以降，在南北方似乎有所谓“中原霸权之争”，最初可能是，居于中原的通古斯人以及匈奴人与南方的所谓“南蛮”人之争，后来通古斯人和匈奴人在从黄土高原东下的华夏人的进攻下纷纷败退——匈奴人进入蒙古高原、通古斯人退居满洲、朝鲜，南北争夺的双方转换为华夏汉族与“南蛮”人。依照傅斯年先生的看法，这个转换的发生标志似乎是“殷周鼎革”。应该补充一点，夏禹据说生于西羌，若然他的后代进入黄土高原与大平原的过渡地带的洛阳盆地建立国家，必然需要面临东面的通古斯人，即后来殷商部族，同时在北面的山西山地和河北平原地带的匈奴部族也会与它相临。既然夏禹与黄帝分属不同部族，那么他们的血统承续的传说便不足采信了，但所以有他们的亲缘关系的记载，而不是和东方的通古斯人有血缘关系，似乎是因为他们这时候结了盟，并且像后世那样有“和亲”的举动，以对付通古斯人。后来，他们还是失败了，被东面的通古斯人打败了，匈奴被迫退居蒙古草原，而夏人则继续留在了洛阳盆地附近。上面曾引史料说，匈奴是夏后苗裔，后来进入草原所以为夷狄，真实地情况却原来是这样 。<BR> 如果所说不误，那么原来居于大平原北半部的匈奴人因通古斯的进攻而退却进入草原地带，时间当在“夏商革命”。<BR> 让我们把注意力收回到“南蛮”的问题上。《礼记》郑玄批注谓：“蚩尤乃三苗君长”。另史谓炎帝榆罔时，蚩尤逐帝自立为炎帝。他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初始大胜而后来失败，炎帝的部落才一蹶不振。我们知道，辅佐周文王、武王克殷商的是姜子牙，便是炎帝、蚩尤本家（炎帝传说姓姜）。他的辅佐周室，也可以看作南蛮与西方的华夏汉族合作以对付东面的通古斯的殷商的同盟行为，我们知道周代殷商后，封姜子牙于齐地。傅斯年另有文章《大小东西说》，在其中他认为姜子牙受封的齐地不在海岱之间，而在南阳盆地附近。这表明不但姜子牙是南蛮人，他受封的区域在周初时候还是南蛮的范围。<BR> 这“三苗国”强弱若何？《赵国策&#8226;魏国策》武侯条谓：“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霸王之业，不从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 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不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古今地名沿革，以上述说颇为不类，未知其是 ，但该国不弱当为不假，否则何以竟然使千年以下的吴起拿来作为反例规劝魏武侯。舜窜三苗于三危，大禹灭三苗而放逐之。《山海经海外南经》有注谓：“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外国图说》关于此事，记载颇异，谓：“昔唐尧以天下授虞舜，有苗之君非之。苗之民，浮黑水，入南海，是为三苗氏。去九嶷三万三千里。”以上有两个称呼“有苗”、“三苗”互异，是何缘由呢？实际上，“三苗”是国家的名号，而“有苗氏”是其人群的名称——两者并不矛盾。虞舜和夏禹两代君王接连对他们用兵，亦可证明他们的实力实在不能小觑。《吴越春秋》谓：“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群臣，乃大会计。更名茅山为会稽山，亦曰苗山。”禹称王天下，却于会稽山大会诸侯，表明当日这会稽山定然是南方政治中心，这自然便会想到“会稽山是三苗国的政治中心所在”了。禹会诸侯于刚刚放逐的三苗的政治中心，最有威慑天下诸侯的作用，这点也可左证以上推断不谬。<BR> 这一度盛极一时的“三苗国”疆域如此辽阔，它的部族必定是像后世所知的政治联合型的，在血缘上恐怕找不到多少共同的东西。他们遭受了两次的打击，便先被赶到“三危”，再被夏禹所败又一次的放逐，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了呢？有学者提出以今天苗族分布最为众多的贵州、滇东为“三危” 所在。今天在苗人间广泛流传着先世自江西某地徙来的说法，虽然不能作为新石器时代苗人被放逐的证据，但如果说这些苗民是逐渐徙到云贵，当无大谬。还有一件事，在苗民今天仍然广泛流传者“后羿射日”的神话。据学者考证，这十个太阳似乎指曾经在海岱地区附近曾经存在的十个部落君长，九日散落，只留一日，似乎预示着某一个君长打败了其它的君长，取得了“中原霸权”这件事。如果所说不谬，则这个故事便能证明苗民必定曾经在东部沿海生活过。<BR> 另，关于日本大和民族的起源问题的讨论可谓热闹激烈却是莫衷一是，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大和民族的先人去自中国大陆，但究竟去自那个区域、通过怎样的路径进入日本？这些研究者们便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了。长期以来，这些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朝鲜半岛”和“吴越地区”；自从日人鸟居龙藏对西南苗人做过系统的调查后来，又有一派的观点以为日人与苗人体质和文化最为接近，因而大和先民去自我国西南地区。实际上，这后一种观点和去自“吴越地区”的观点何尝有异？已见上述，苗人曾经在吴越地区盛极一时，后来遭到挫折，才被迫徙来西南。这样说来，苗人与吴越土著体质、风俗定然也相去不远，甚至还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日人先民有自吴越徙去，两者体质特征的相像非常合乎情理。<BR> 这苗人由吴越地区向西南迁徙的事实，尚有许多证据，囿于篇幅，不能备引了，可以参看参考书目相关章节。总之，苗人在舜禹的时代，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开始西南迁徙的历程。也许有相当多的苗人迁到了江西、湖南便停留了，后来就成为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主体人群；秦汉之后，随着中原汉人的经略南方，他们才进一步进入了云贵的崇山峻岭中去了，如果不是这样，何以解释今天仍然广为流传在苗民间的江西、湖南迁徙的传说呢？<BR> 前些年在吴越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曾经震惊天下，考古学家命名为“良渚文化”，因为这个遗址的发掘，许多学者更加坚定了长江流域也是我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的看法，这个发掘使“满天星斗”的我国文明起源论更加的令人信服。从以上的文献引述中，我不禁疑心：这些遗址是否为“有苗氏”遗物呢？这个文明是否属于数千年之前的“三苗国”所有呢？<BR> （五）南方其它族属略论 <BR> 今天我国西南民族依然繁复，但求其大者，无过于苗瑶僮侗而已。苗以贵州最多，湖南云南较少，广东广西更少，越南泰国也有。瑶以广东广西较多，湖南云南也有浙江福建只有畲人一种。至于壮（僮）人，则最多乃是两广，云南贵州次之，湖南又次之，东南亚也众。根据学者的研究发现，这些民族都可能是当日“三苗国”的组成部落，都经历了类似以上所述苗人的自东向西的迁徙过程。<BR> 先说瑶人吧。史谓：“汉初闽越王郢杀其兄余善以降，汉因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乃使中郎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祀。”（《史记&#8226;东越列传》）司马贞所作《史记索隐》注为：“繇因摇，邑号也。”汉书江都易王传亦有繇王闽越侯之语。可见在前汉，繇人所居仍在闽越浙赣交界处，无论先秦矣。畲人为瑶人别支，这似乎是学者的共识，今天他们仍然居住在浙闽故地，可见这繇人先秦时居住在闽浙无疑了。<BR> 再说僮人 。僮人或称僮佬或僮牯佬，也即是僮古佬。僮古得名于牂柯。牂柯得名于苍梧。苍梧乃是他们的本名。《史记&#8226;五帝本纪》谓：“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方与胜览》说九疑山亦名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六十里。可见在五帝时代，这苍梧国竟然在荆楚南部。<BR> “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柯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返，遂留王滇池。蹻楚庄王之苗裔也。以牂柯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国，分侯支党，传数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 （《华阳国志》） 汉武帝时代，开辟西南夷，“夜郎自大”的主人翁夜郎国归顺后，在其地置犍为郡后来不久，且兰反。汉发巴蜀兵平定之。遂于元鼎六年，分犍为郡立牂柯郡。元封二年，且分牂柯郡置益州郡。可见，这牂柯之名在汉代所指犹在巴蜀地。<BR> 如果“苍梧”与“牂柯”所指确系同一人群，则这里所谓的“苍梧”人从五帝时期到秦汉时代定然有一个移民巴蜀的行为。其间细节，不复可深究。<BR> 总之，南蛮一词的出现，较夷狄为晚，它的出现年代已于上述大约在“殷周鼎革”之际。他们的祖先大约是炎帝和蚩尤，炎帝和蚩尤是“三苗国”的君长。他们和北方的部族屡次争夺中原霸权，但屡次遭到失败，炎帝在和黄帝的阪泉大战中失利，他的后裔蚩尤又在与黄帝的涿鹿之战中失败，不但如此，虞舜和夏禹又两次发动对他们的战争，他们的结果都是失败、遭放逐。因此之故，他们的后裔便向西南迁徙，到了今日，依稀可辨的他们的后裔，便是苗瑶僮侗等族。在中国的古书中，对东夷有很具体的描述，比如在唐代杜佑的《通典》中谓：“东夷有九种，即畎夷、方夷、于夷、黄夷、白夷、赤夷、元夷、风夷、阳夷等。”这些名号可能和居住在大平原地区的通古斯人有关系，当然也有可能与居于南方的“有苗氏”的旗下部族有关系。如今都不暇细辨了。<BR> （六）古亚细亚人<BR> 前文曾引述日人和田清 《东亚民族发展史序说》一文的相关意见，他以为在东北亚的相关半岛顶端和岛屿中有一些古老民族的存在，他们是被新兴的民族驱赶而不得已到了这些闭塞的地方存活。他以为，这样的情形在东南亚的半岛和附近岛屿中也同样存在。现在存在于菲律宾一些岛屿深山中的一种小黑人就是典型例证，这些人被西班牙殖民者成为“尼格利陀人”，实际上他们的土名叫做“阿犹大”，在距今七百多年前宋朝赵汝适的《诸蕃志》中被称为海胆。作者考证说，这种人原来的居地也在中国大陆，最少在中国南部确确实实存在过，后来受到北方南下的人群的驱赶，不得已只能向南退却，直到今天只在东南亚的少数海岛的山地还能见到。作者说在《礼记》中多处记载有人好玩侏儒，疑即是这种小黑人。唐代韩退之在文章中曾说到道州有侏儒。《后汉书&#8226;西南夷列传》甚至记载，当时在今天的滇缅交界处有僬侥之国，也就是小黑人之国，到朝廷去朝贡。今日泰国山中或马来半岛的森林中住有塞芒族，安达曼岛有土人，他们可能与前述小黑人同种。作者还说，这些人在大陆已经灭绝，今日仍可以在马来半岛及南洋诸岛中找到遗迹。他认为这是最古老的旧亚细亚人中的裔属。<BR> 事情还不止此，据作者的意见，今天在南洋诸岛和太平洋诸岛上广为分布的波利尼西亚族，虽然相对于小黑人而言他们历史较新，但也是从大陆被赶出的人种。他们的一部分残留在马来半岛一角，也有些残留在印支半岛。面对这种情况，作者结合世界其它地域类似情况，发出评论：“古老的民族，现在只留存在难以到达、交通不便的山区或前无去路的半岛尖端。”<BR> 照这样的看法，在满洲、朝鲜地区曾经出现的因为通古斯人从中原退却造成的对原有土著居民的大冲击，结果导致那些土著向大陆边缘移动的一幕可能在中国南部也同样上演过。充当土著的悲情色彩的是同样被称为“古亚细亚”的小黑人，充当那个退却者角色的是今天苗瑶僮侗等族的祖先。这个开始的时间大约是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也即是因虞舜和夏禹的两次征伐的结果。他们退却的起点可能是吴越地区及其江北的一些地区，可能传说中东夷的九个部族的某些也在其列——这些部族的聚居地要更靠近中原些，可能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等地。这个事情恐怕绝非没有可能，在西晋末年、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中原汉族在不敌北方的民族的攻击时，不同样大量的向南退却过么？今天中国南方的汉族不是清晰的知道他们的先人是居于中原的，这些人我们现在称为“河洛朗”、“客家人”等。这些事实，昭昭在目，无法视而不见，也无法让人不想到今天在中国南部山区广为分布的各个民族、甚至令人想到今天只存在于南洋和太平洋中少数小岛中的尼格利陀人，或许他们的祖先也有过类似的经历。<BR> （七）结论<BR> 先秦时期早期，就是新石器时代，或者说是三皇五帝时期，在黄土高原地区以及以西地区居住的是后来汉族的先人，他们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冲入东部的大平原地区。居住在东部大平原地区的北部的是后来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先祖，他们可能还跨有今天的山西山地地区，他们与南面的民族相对峙，甚至经常兵戎相见。在大平原地区南面生活着通古斯人，他的居地处于周围部族的包围之中。在他们的南面甚至包括东面的一些地区生活生活着现在称为南方土著的各民族的先人。在更为南面的广大地区或许是被“旧亚细亚民族”所占领，就像在蒙古高原和满洲、朝鲜甚至包括北亚的大片土地当时为北面的“旧亚细亚人群”所占领一样。以上地区包括了今天除新疆和青藏地区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版图，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地区除外？新疆地区，距离中原路途遥远，两地交通极为不易，同时此地与西方各国却交通便利，以致直到隋唐时代这里依然是雅瑞安人种的世界。虽然汉人发端的黄土高原地区也同在西北，但两者在新石器时代交通的资料直到今天也极为罕见。西藏与黄土高原相连，倒是容易与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汉人的先祖发生联系，但此地环境极端恶劣，对外交通极为不便。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藏人乃羌人后裔。如果按照和田清的理论，这些人的被迫来到如此隔绝的地域生活必然也是受到其它人群的驱赶，他们进入的路径也只能是通过黄土高原进入青藏，因为这羌人生活的区域便在黄土高原西面，或许他们与汉人的祖先并无体质差异，只是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不同而已。可能他们在与汉人祖先的冲突中、也可能是内部部族闲的冲突，失败的部族被迫进入青海湖地区、甚至更加深入到西藏内陆去了。<BR> 历经“三代”，这样的分布格局有所改变。夏禹可能是西方的雄长，可能是汉人先祖也可能是西羌雄长。他的势力进入了位于黄土高原和大平原地区过渡地带的洛阳盆地，并在那里建立中原的霸权。他大约和北面的匈奴人的祖先结了联盟关系，也可能同时有“和亲”行为，因而夏禹成为了匈奴人先辈雄长“黄帝”的裔属。这个时候，在南方的苗瑶的祖先大约遭受了打击，开始渐渐的向西南或者南方深山中退却，这样原来广泛居住在南方的尼格利陀人（即所谓“旧亚细亚人”的裔属）在他们的冲击下也不得不继续向南的退却。后来，东面的通古斯人打败了夏禹部落和“黄帝后裔”的联盟军，黄帝后裔一部分退却进入了蒙古高原成为了匈奴的直系先祖，一部分可能留在了原来的驻地，成为后来所谓的“北狄”。这个时期是殷商时代。后来，黄土高原的另外一支“周”部落重新东下，最终打败了通古斯人的“殷商部落”，成为新的“中原霸主”。这一次，大量的通古斯人向东北退却，进入了满洲地区、甚至北亚广阔地区。这次退却把原来广泛分布在这里的“旧亚细亚人”驱赶到了大陆边缘半岛的顶端或者进入了海上的孤岛中去了。周王朝的历史已经比较清晰了。初期，周公不但征讨了殷商后裔的叛乱，而且几次用兵东夷部族，使得不久之后，整个中原地区都被周人所占领。顾颉刚先生在《大小东西说》中所谓的“大东方”大约便形成在这个时候，那些原来这是分布在洛邑周围的国家——鲁、郾等诸侯国——开始向东转移到了今天为大家所熟知的地方去了。这时候，国家的南方，那些苗瑶先人依然成立了强大的国家，便是楚国，双方互不相让，时有征战。直到春秋早期，淮水、甚至今天的徐州、还有汉水流域依然是所谓“南蛮”的属地，他们时时都在准备挑战周王室的“中原霸权”。但到了战国时代晚期，也就是“先秦时期”下限的年代，楚国基本完成了“诸夏”化，中原“诸夏”开始视他为“诸夏”的一员了。这意味着他们将要与“诸夏”开始血液的混杂了。<BR> 以上论述涉及的地域西到甘陇、东傅于海、南到领表、北界满蒙，基本包括了现在中国疆域除去新疆、西藏之外的所有地区，所以将新疆、西藏两区域排除在外， 前面已经有所阐述，这里准备再予补充。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我国领土才第一次抵达今天的新疆地区；同样是汉武帝“开辟西南夷”，我国疆土才第一次在今天的巴蜀西部延伸：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我国先民的活动舞动本不包括今天的新疆和西藏地区。<BR> 上面的论述所涉及的民族——姑且这么叫吧——主要有以下几个：夏禹、周朝所代表的从甘陇发源的西羌民族，黄帝为首领的匈奴的先民，殷商为代表的通古斯民族，三苗、荆楚为代表的苗蛮民族，以及所谓的“旧亚细亚”民族。这些民族在先秦那个漫长的时间段里一直在相互的通婚、融合，在其后的又几千年的历史中通婚、融合的程度更加剧烈，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它们各个民族闲的体质特征是彼此完成不同的，也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是从古至今未曾改变过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要寻找这些民族自古以来未曾改变的、与其它民族截然不同的突出的特征。这些特征要如何进行描述呢？可以通过古人类学的方法，把出土的这些生活在数千年之前的民族的遗骨进行详细的、按照它们的规范的科学的描述分析，但是这非我所能，我就只有另谋出路了。这些民族当时在中原大地“争霸”时，或者原来居住在中原的地区，因为“争霸”失败而远走边鄙地区；或者原来居住在边鄙地区，因“争霸”成功迁居中原地区。前者，能够有力量远走边鄙地区的，必然是民族统治的上层，他们的远走避免了和新来中原地区的其它民族的通婚、融合，而他们的“臣民”们则只能沦为新来到中原的“敌对”民族的奴隶，不可避免的与新来的“主人”们通婚、融合，最终消失无踪；后者，能够进入中原，充当“失败”民族“主人”的人毕竟是他们民族的上层，即使也有下层跟随进入中原，但毕竟会有人留在原来的居住地，保留他们民族的特征而避免进入中原和其它种族的混合。所以，我们通过考察边鄙地区的这些居民的亲属的体质特征，可以推知整个民族的一些基本的、显著的体质特征。当然，这其中也有矛盾，就是既然那些“进入”中原地区的民族，他们会和留在中原的“失败”民族通婚，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体质特征无法保留，但他们失败时再从中原退居边鄙地区时，他们的体质特征已经很大变化，这时候再拿他们此时的体征特征蠡测特们进入中原之前的体质特征是否合适呢？问题在于，进入中原，这些“胜利”的民族的上层总是藐视那些“失败”的民族，以为他们的血液是“低贱”的而拒绝和他们通婚，也就说，和那些“失败”民族通婚、混血的总是“胜利”民族的下层，而不是上层。这样的看法能站住脚吗？在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原的北魏孝文帝不是进行“汉化”改革么？不是强迫本族贵族和汉人通婚么？“强迫”这一行为的本身就说明，“战胜”民族的贵族是极不愿意和“失败”民族汉族通婚的，这也就注定“上层”与“失败”民族的混血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假以时日，下层的混血终究会影响到上层社会，这些难题如何处理？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是所谓的“贵族政治”时期，这种政治形态下，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极度缺乏流动，这和隋唐之后，平民通过科举就可以进入上流社会的情况截然不同，也就说，下层混血要使影响到上层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考虑先秦这个时期时，这个问题可以予以忽略。然而，现在我们对这些先秦民族的体质特征的认识，终究要归结到现有民族的特质特征之上才算完备，这个问题又当如何解释？历史上，从中原“败退”进入边鄙地区的民族一个接着一个，就像石投水面所形成的涟漪，一圈推着一圈。比如以从中原向南方“败退”民族的情况为例吧，先是“旧亚细亚”人被“苗蛮”人攻击南逃，接着是“苗蛮”人被“西羌”人的夏禹等攻击南走，到了南北朝时代，这些“华夏”子民又被其它北方民族攻击而向南撤退，后面又有隋唐、北宋、明末等三次中原民族被迫南走的事情发生。每一次从中原“败退”向边鄙撤退的浪潮都会对边鄙的状况有所影响，使得早先向边鄙撤退的“失败”民族走向更加边鄙的地方，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壮观景象。所以，我们要考察愈久远历史的民族得体质特征便要到愈边远的地区寻找。以上的繁琐的论证，只想说明，我们如果想了解先秦时期各个民族的体质特征除了古人类学的方法之外，还有一条民族学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对现在生活在边鄙地区民族体质特征的调查，辅以对该民族历史源流的可靠了解，那么也是可以达到目的的，至少理论上是这样。<BR>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先秦时代的民族他们的生活在边鄙地区的裔属民族都是些什么民族吧。“旧亚细亚”民族，据许多学者的意见他们的后裔是日本北海道的阿依努人、是生活在东南亚边远岛屿的尼革利陀人。殷商为代表的人群的后裔，自然就是所谓的通古斯人了，他们的裔属自然要咨询那些研究东北亚通古斯人的专家了。夏禹、周朝为代表的古西羌人的后裔大约便是现在现在的西藏人、川藏边疆的羌人部落等为代表了。三苗、荆楚为代表的古“苗蛮”人它们的祖先大约便是现在西南地区的苗族、彝族、纳西族等民族。至于这些民族的体质特征如何，请读者参考相关专家的大作吧，我便不打算在此嚼舌了。已经了解了这些现在的边鄙民族的体质特征，可以推知了他们相应的祖先的基本体质特征以后，我们可以结合上面所述的先秦时期的中原“霸权”转换的过程，对某个时期某种民族的分布状况有所推知，这样一个动态的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图便能够清晰显现了。<BR> <BR> <BR> 参考书目：<BR> 徐松石《徐松石民族学著作五种》之《日本民族的中国血缘》、《粤江流域人民史》、《傣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BR>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 着 唐晓峰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BR> 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之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以及和田清《东亚民族发展史序说》，中华书局1992年7月第一版<BR> 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之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 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一版<BR> 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之《夷夏东西说》、《大小东西说》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BR> 苏秉琪《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三联书店1996年6月北京第一版<BR> 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书社 1993年4月第一版<BR> 蒙文通《古史甄微》 巴蜀书社 1999年8月第一版<BR>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0月版<BR>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七卷《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BR>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 巴蜀书社 1992年8月第一版<BR>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一版<BR>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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