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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心 2008-9-3 23:48

大禹之谜（转载）

大禹之谜 　　 　　 ——与纪连海，李学勤二位先生商榷 　　 　　说明： 　　 　　本文从3月初开始写作，副标题是“与纪连海，谢兴鹏，李学勤诸位先生商榷”，但不久便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所长谢兴鹏先生不幸遇难，使我万分悲痛。中国失去了一位研究大禹的优秀学者，我也失去了一位强劲的辩论对手，从而使我失去了许多学习与提高的机会。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5月28日《南方日报》记者对李学勤先生的采访，谈的主要是大禹文化的研究问题。李先生说：“我们不会因为北川老县城的废弃而停止对大禹文化的研究。”还说“对大禹文化的研究，不会让它和老县城一样消失。” 　　 　　谢兴鹏先生遇难了，他把学术成果留了下来。学术永远是一个开放的，又不完美的体系。一切已故的学者的学术成果既有可以继承的部分，也都不可避免地有需要完善和纠正的部分。人生苦短，学术却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在奔流中完成它的新陈代谢。 　　 　　向四川地震灾区遇难的同胞致哀！ 　　 　　向谢兴鹏先生致哀！ 　　 　　向一切遇难同胞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大禹之谜 　　 ——与纪连海、李学勤二位先生商榷 　　 　　天行健 　　 　　前言：惊闻大禹婚外情 　　 　　不久前，央视《百家讲坛》明星学者纪连海先生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讲《古代非凡女人&#8226;大禹的爱情》，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并不是因公忘私，而是因为有了婚外情。巫山神女瑶姬送给大禹红宝书——“丹玉之书”，作为定情信物，于是按照原始社会“走婚”的习俗，大禹便成为瑶姬的“异居婚”的丈夫。大禹在外面情有别钟，当然就不回家了。但他为了蒙自己的妻子女娇，却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与瑶姬交往，是因为瑶姬帮助他治水。 　　节目播出后，顿时舆论哗然，在网络上和报刊上，批评反对之声交织一片，成为近来文化界的一大热点。除了广大网友和观众之外，还有一些有来头的人士也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所长谢兴鹏先生，给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栏目组写了一封信，对节目中所讲的问题提出了四点质疑： 　　 1、关于大禹的出生地，把“北川”说成了“汶川”。 　　 2、关于大禹的出生，把“启生于石”，说成“禹生于石”。 　　 3、说瑶姬是大禹的婚外情人，更是无稽之谈。 　　 4、把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说成是受婚外情所困，可谓对华夏先祖的亵渎。 　　谢先生说：“纪先生之所以要给大禹搞一段子虚乌有的婚外情，则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无非是为了提高收视率的一种炒作。既然大禹是历史上公认的没有可以挑剔之处的伟大人物，而纪先生却要别出心裁地拿大禹开涮……不仅会误导广大群众，而且还可能伤害华夏子孙的民族感情。” 　　谢兴鹏先生的信，很快就得到了纪连海先生的回应。他表示：有些问题是由于自己研究的不够。但他又为自己大喊冤枉，极力否认自己说过大禹有婚外情的话。但谢先生和许多网友随即指出：纪连海先生虽然没有用过“婚外情”这个词汇，但他讲话的内容，实质上说的就是大禹有婚外情。 　　笔者也拜读了纪先生贴出去的讲稿，他说的意思就是大禹有婚外情。都当了瑶姬的“异居婚”的丈夫，还编造谎言蒙自己的妻子，他因此“三过家门而不入”，不是婚外情是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纪先生应该正视自己说过的话，赖帐是没有用的。 　　但也有个别的网友支持纪先生。认为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是可贵的。再者说：大禹那个年代是一夫多妻制，所谓“婚外情”也并非不道德。 　　正在纪先生被批得晕头转向，招架无力时，事情又有了升级。现年52岁，自称是大禹的138代裔孙的夏福森先生表示：他要联合数百大禹后人，起诉纪连海，为祖先讨个公道。 　　大禹是我国古代的一位神圣人物。他治理洪水的丰功伟绩，他的大公无私，爱岗敬业，战天斗地，孜孜不倦，为民谋利，造福苍生的精神，为历代人民所敬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民族精神。纪连海先生用一种庸俗化、娱乐化的态度，拿我们民族传统中神圣的观念开涮，颠覆了万众公认的民族精神。近年来，在文化艺术领域恶搞成风。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如孔子、诸葛亮、岳飞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恶搞了；甚至革命楷模如雷锋、革命文艺形象如阿庆嫂等等，也难逃被恶搞的命运。这种风气虽然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庸俗阴暗的心理，却为有理性、有原则、有是非观念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纪连海先生如果也这样恶搞下去，是有损自己的声誉的。 　　从学术的层面来看，大禹和尧舜一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许多谜底至今还没有被揭开。当然，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你若是想让过去的事物的所有细节都重新显现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但从大的方面，从事物的基本性质，主要轮廊方面有所了解并进行表述，这就是历史学的任务了。而有关大禹的问题，在基本性质和主要轮廊方面，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共识。俗话说：“拔出萝卜带出了泥”，在这次批评纪连海先生的所谓“大禹的婚外情”过程中，也暴露出人们对大禹问题的认识，分岐还是相当大的。因此我要借这个机遇，对有关大禹的一些问题，全面地阐述一下自己的管见。希望以此抛砖引玉，能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进一步展开讨论。因为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五语就能说明白，所以需要展开来谈，文章未免要长一些。初步拟定的题目是： 　　一、大禹是我国最古老的传说人物 　　二、大禹的出生地 　　三、洪水传说的背景与架构 　　四、共工与鲧 　　五、大禹的身世、形象、名号 　　六、大禹治水：人话篇 　　七、十大疑点 　　八、大禹治水：神话篇（上） 　　九、大禹治水：神话篇（下） 　　十、大禹与女娲 　　十一、大禹的婚姻与家庭 　　十二、大禹与瑶姬 　　十三、由公天下到家天下 　　十四、大禹之死及其后裔 　　十五、初步的结论 　　十六、大禹研究领域应该反思什么？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写作计划，今后将陆续写出，在这个栏目里连载。在写作过程中，对这个计划也许还会作一些微调。 　　本文打算回答以下的一些问题： 　　 1、大禹是人还是神？是历史上出现过的真实人物，还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人物？ 　　 2、洪水传说的由来 　　 3、中国洪水传说的特点 　　 4、大禹治水的特点 　　 5、大禹传说的意义 　　 6、怎样看待“大禹后裔”？ 　　 7、大禹与瑶姬有婚外情吗？ 　　读者通过阅读本文，便可以发现：我的观点，既反对纪连海先生把大禹问题庸俗化和娱乐化，也与谢兴鹏和李学勤二位先生的主张有所不同。对于“大禹后裔”问题，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在学术问题上，只有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充分地、自由地展开讨论，才能逐步靠近科学的结论。因此我欢迎纪连海、谢兴鹏、李学勤和“大禹后裔”诸位先生，对本文的观点多加指正、批评。也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网友能不吝赐教。讨论学术层面的问题应该本着荀子所说的八字原则，就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就是说：要有据有理。情绪化的放空炮是没有用的。 　　一、大禹是我国最古老的传说人物 　　 　　从“禹是一条虫”说起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颉刚（1893-1980）爆出了惊人之语：“禹是一条虫”。此语一出，顿时在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当年的学界名流多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连鲁迅先生也著文加以讽刺。直到如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仍然把这件事当做笑料来谈。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人们的人文知识已经大为拓宽，再回过头来看那件往事，才发现顾先生并没有错，从神话学和图腾观念的角度来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管顾先生的结论是否正确，总算是学术性的一家之言，他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在炒作自己，更不是故意拿大禹开涮。 　　禹究竟是不是一条虫？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谈，现在先不展开，就算留个悬念吧。 　　在本文的开头，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古史辨”学派，因为要研究大禹，是绕不开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的。 　　这个学派活跃于上个世纪的20-40年代，代表人物有顾颉刚（1893-1980）、吕思勉（1884-1957）、童书业（1908-1968）等。胡适、钱穆、郭沫若等，也与这个学派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对传世的古书（主要是先秦古书）和古代神话传说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敢于疑古和蔑视权威的精神，是当时学术思想的一个解放。但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主要是疑古太过度，有时疑其所不当疑，主观臆测成分太多等等）；以及学术界中习惯势力的阻力太大，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在学术界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到了现在，本来是他们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有的学者却茫然无知，还要进行重复的研究，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文化现象。 　　他们的研究方法，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摒弃任何先入之见，怀疑一切已有的权威说法，把一切古书、古人、古代思想，完全拿到他们的审判台上重新审判。 　　第二，由顾颉刚首先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认为对于中国古史的叙述，越往前愈简单，愈往后反而愈复杂，这是因为后人不断地附会，编造所致。因而他们宁肯相信先前的较为简单的叙述，而不相信后来的附益之词。对于每一件古代史事，他们总是要刨根问底，尽量设法找出其较为原始的记载，然后再搞清后来演变的脉络。这样，史事的原貌、真伪，便自然会凸现出来了。 　　第三，善于运用默证法。他们先要搞清某一事件、人物或思想观念，最初是在什么年代出现的？首先见于什么书（或甲骨、金文）的记载？以此来断定其有无和性质。如果在某个时代，没有出现这方面的记载，就断定这个时代没有这种人、事或观念。但这种方法，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哪个时代没有记载某种人、事或观念，并不能断定它们不存在，或许是没有必要记载，或许是那些记载被湮没了。但笔者认为：默证还是有用的，可以谨慎地使用。在一定的时代，一个不重要的事件或人物，可以没有记载；但特别重要的事件或人物，是不能毫无记载的。既或文献被大量湮没，在仅存的文献中，总是不能毫无反映的。比如：现代的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日本、美国等等词语，在当代文献中，能够毫无反映吗？ 　　 　　谁的牌子最老？ 　　 　　若问：我国最古老的传说人物，都是什么人？许多人一定会不加犹豫地回答：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然后就是黄帝、颛顼、帝喾；或者笼统地说“三皇五帝”。 　　说起“三皇五帝”这个词儿，虽然人们都非常耳熟；但细说起来，何谓“三皇”，什么是“五帝”，却是众说纷芸，各式各样，并没有一个规范的说法。“三皇”的不同说法有： 　　 1、天皇、地皇、人皇。（《太平御览》引《春秋纬》） 　　 2、天皇、地皇、泰皇。（《史记&#8226;秦始皇本纪》） 　　 3、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 　　 4、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义》） 　　 5、伏羲、神农、女娲。（《春秋纬运斗枢》 　　 6、伏羲、神农、黄帝（《帝王世纪》） 　　五帝的不同说法有： 　　 1、太皞、炎帝、少昊、颛顼、黄帝。（《楚辞&#8226;惜诵》） 　　 2、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先纪。（《周礼&#8226;天官&#8226;大宰》、唐贾公彦疏） 　　 3、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帝王世纪》） 　　 4、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世本》、《大戴礼记》） 　　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就是按照这一说法。 　　 “三皇”、“五帝”为什么说法不一？这是因为：本来都是一些神话传说人物，后人随意组合，当然就不相同了。 　　现在在人们的头脑中，多有这样一种古史体系的观念：盘古开天辟地，是最早的；以后有女娲造人，然后才有伏羲开创畜牧业，神农开创农业，然后才是人文初祖黄帝，以及颛顼、帝喾、尧、舜等圣王的相继登场；尧、舜时发生了大洪水，才起用大禹治水。按照这种逻辑思维，这些古帝的顺序应该是：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顺序，还有一些其他的古帝夹杂其中，如燧人、太皞、少昊等，顺序并不是那么规范的。 　　这种思维方式，贯穿着历史发展规律的一条红线，是有内在的逻辑性的。但古代神话传说本身却没有这样一个体系，这些神话传说人物的出现，有早有晚，而且也不出现在一个地区，一个部落。不过是由于我们有了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才在主观上把他们排列起来罢了。 　　战国时期的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发问说：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瞢：音萌）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三、同参） 　　（宇宙开始的情况，是什么人传述下来的？ 　　那时天地还没有成形，事后是怎么考察出来的？ 　　天地混沌，模糊一片，谁能知其究竟？ 　　充塞宇宙的只有茫茫的、饱和的大气，怎样加以识别？ 　　昼夜初分，时间开始，还要做什么？ 　　阴阳共存的宇宙，什么是本原，什么是变化？） 　　这真是旷古第一问！只有到了屈原生活的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文明的进步，人们的思维能力也大大提升了，才有可能思考一些比较深奥的，带有哲理性的宇宙本原的问题。而在原始社会，人们的思维能力比较简单，所信仰的神灵，除了自己的祖先和本部落的图腾之外，无非是各种自然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树有树神，火有火神……。再晚一些，大约到了夏商的时候，才出现了统管宇宙的至上神——帝，或称上帝，昊天上帝。女娲、伏羲、神农、黄帝的神话传说，出现是比较晚的，都是战国时期出现的；至于盘古，则出现得更晚，一直到东汉时，还没有人知道有个盘古。东汉思想家王充说： 　　 “五经以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论衡&#8226;谢短篇》） 　　三国吴人徐整所写的《三五历纪》，第一次出现了盘古的传说，比女娲、伏羲、神农、黄帝传说的出现，晚了四五百年。但他后来居上，却被人排到最前面去了。 　　 　　 　　 　　尧舜始见于《论语》 　　 　　尧舜的出现，和孔子有关。孔子是春秋末年人，生卒年代是公元前551-479年。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把他生前的言行和一部分弟子的言行，主要是他们的语录篡集成书，就是《论语》。《论语》最初成书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之间，也就是公元前五世纪。在《论语》中，有数次提到了尧舜。 　　 1、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 　　（子贡说：“如果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而能救济大众，怎么样？可以算是仁吗？”孔子说：“这何止于是仁，简直是圣了！恐怕尧舜都难以做到哩！”） 　　 2、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 　　（孔子说：“伟大啊，尧这个君主！崇高啊！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能够取法天。他的仁德浩荡啊，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他才好。崇高啊，他的成功。灿烂啊，他的典章制度。”） 　　 3、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 　　（孔子说：“多么崇高啊，舜和禹拥有了天下，却不图私利。”） 　　 4、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 　　（舜有贤臣五人，就把天下治理好了。） 　　 5、舜有天下，举皋陶，不仁者远矣。（《颜渊》） 　　（舜拥有了天下，选拔皋陶辅佐自己，不仁的人便躲远了。） 　　 6、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卫灵公》） 　　（孔子说：“什么也不作，却能使天下大治的，那不是舜吗？”） 　　 7、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 　　（尧说：“啊！舜呀！天的使命落到你身上了。你要信守中庸之道。如果天下的百姓陷于穷困，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完结了。”） 　　在孔子那个时代，传世的典籍很少。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不过是《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几部古书。而据说《尚书》原来是100篇，经过孔子整理过。但原书毁于秦火，传留到现在的只有28篇，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其中只有《虞夏书》中的《尧典》，说的是尧舜的事。而据学者考证，《尧典》是战国时的作品，不算数，而其它各篇，则都没有谈到尧舜。 　　《诗经》也没有提到尧舜。《易经》（仅指经的部分，《易传》是《易经》的注解，成书比较晚）和《春秋》也都没有提到尧舜。如果说：《易经》是一部算卦的书，《春秋》是鲁国的历史纲要，没有提起尧舜的必要；而《诗经》三百多篇，讲了许多传说，偏偏不提尧舜，说明《诗经》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西周到春秋中期），还没有尧舜的观念。除此以外，在两周的青铜器铭文中，也没有发现尧舜的影子。因此可以说：尧舜的名子最早出现于《论语》中，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把神话中的天帝改造成为古代圣王而产生的。我国古代有一股把神话历史化、理性化的潮流，大约就是从早期儒家开始的。 　　 　　大禹的著录早于尧舜 　　 　　大禹在古代典籍中的出现，要比尧舜早多了。上面所说的《诗经》和《尚书》的《商书》、《周书》中，（《尧典》除外），虽然不见尧舜的影子，却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大禹： 　　 1、“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经&#8226;小雅&#8226;信南山》） 　　 2、“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经&#8226;大雅&#8226;文王有声》） 　　 3、“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经&#8226;大雅&#8226;韩奕》） 　　 4、“缵禹之绪。”（《诗经&#8226;鲁颂&#8226;閟宫》） 　　 5、“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诗经&#8226;商颂&#8226;长发》） 　　 6、“设都于禹之绩。”（《诗经&#8226;商颂&#8226;殷武》） 　　 7、“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尚书&#8226;洪范》） 　　 8、“以陟禹之迹。”（《尚书&#8226;立政》） 　　 9、“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尚书&#8226;吕刑》） 　　我们举出这些例证，是为了说明《诗经》和《尚书》多次提到大禹，以后还有机会解释这些资料，现在就不解释了。 　　除了传世典籍之外，禹的名子也见于青铜器铭文。如： 　　 “……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齐侯钟》） 　　这是说：成汤受了天命，拥有九州，住在禹治理过的土地上。 　　《秦公簋》也谈到了“禹赍（迹）”，和“禹堵”是一个意思，就是禹治理过的土地。 　　《齐侯钟》是齐灵公（前581-553）之器；《秦公簋》是秦景公（前576-536）之器；都是春秋时代的作品。都比《论语》为早。 　　 　　《遂公簋》证实了什么？ 　　 　　 2005年，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上，偶然发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簋》。遂是西周的一个封国，在今山东宁阳西北与肥城接界处。此器造于距离现在大约2900年前，有98字的长篇铭文。铭文的中心内容是讲“德政”。开篇言“天命禹傅士，隋（堕）山浚川”，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前了六七百年。它的被发现，震惊了史学界。铭文的释读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说： 　　 “我国古经书中，最古老的《尚书》，其中讲到大禹治水。《诗经》中也有大禹治水。但在考古学中，古文字出现得很晚。所以有学者怀疑夏朝存在，个别外国学者甚至怀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而此国宝铭文有力佐证：大禹确有其人，夏王朝确实存在过。”（《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22日） 　　但我认为：如果《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与原话没有出入，那么恕我冒昧地说：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第一，按照传说推论，大禹应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人（或神），直接与夏朝衔接，距今应在4000年以上。而《遂公簋》距今约2900年，当中还有一千多年的差距。铭文的作者看待大禹时代，犹如我们现在看唐宋一样遥远。他和我们也都是只能把大禹当做传说人物看待。大禹是神，是人，还是虫，只凭这段铭文是不能证实的。如果六七百年以后的《齐侯钟》和《秦公簋》证实不了大禹是否确有其人，那么六七百年以前的《遂公簋》除了年代超前之外，并没有提出更新的证据，我们怎么就能得出“大禹其人确实存在”的结论来呢？要知道：铭文的作者并不是大禹时代的人，而是在一千多年以后说话啊！ 　　第二，李学勤先生还断言：由于《遂公簋》铭文的发现，还证实夏王朝确实存在。这就让我们不明白了。《遂公簋》铭文只能证实大禹治水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它是证实不了的。 　　我个人是主张夏朝存在的。理由是： 　　 1、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应该是夏文化的遗存； 　　 2、商朝的青铜器和文字（甲骨文），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不是初创时期的模样。在商朝之前，还应该有一个比它更低一些，但已进入文明门槛的文化，这个文化应该是夏文化； 　　 3、《史记&#8226;殷本纪》所记载的商先公先王，原来人们抱着不相信或半信半疑的态度。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吴其昌等学者，在甲骨文中把这些先公先王基本上都找到了。这足以说明太史公治史严谨，所记的商代世系是有根据的。依此类推，他所写的夏代世系也应该是有根据的。 　　但我要再说一遍，夏朝是否存在是另外一个问题，《遂公簋》是证实不了的。 　　第三，李学勤先生还对外国人不相信中国有五千年文化颇有微词。言外之意是：由于《遂公簋》铭文的发现，就可以证实中国有五千年文化了。但这是证实不了的，即或夏朝确实存在，距今也只有四千多年。 　　关于中国五千年文化的说法，怀疑的不只是外国人，一些有理智的中国学者也有质疑。这里首先涉及到所说的“文化”指的是什么。如果连史前文化也算数，那就不仅是五千年，就是从新石器时代算起，也有一万年了。但如果“文化”指的是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说的“从野蛮到文明”的“文明”，那就应该以金属工具、文字、阶级、城郭、国家政权为标志，确凿无疑的是商朝，只有三千多年，如果夏朝算数，也只有四千多年，何来五千年之数？如果有那么一天，考石工作者发现了黄帝所铸的鼎，那上面刻有仓颉所造的文字，那就差不多有五千年文明史了。但愿我们能梦想成真！ 　　但尽管如此，《遂公簋》铭文的发现，还是考古学上的一件大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那就是：把大禹治水传说的记载，提前了六七百年，证实了这个传说的古老性。也就是说：最晚在西周中期，这个传说便出现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遂公簋》开头的话，与《尚书&#8226;禹贡》开头的话有些类似，并有着渊源关系。《遂公簋》开头的话是：“天命禹傅土隋（堕）山浚川。”《尚书&#8226;禹贡》开头的话是：“禹傅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二者除“傅土”完全相同外，《遂公簋》的“堕山浚川”，是削平大山，疏浚河流。削平大山，不用说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办不到，现在做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是神话，那时是不可能的。而《禹贡》把“隋（堕）山”改为“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把“随山刊木”解释为“除木为道”；而《通志》的作者宋人郑樵把这句话解释为：“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很显然，《遂公簋》铭文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述，神话色彩较浓（傅土、堕山都是神话，后面详解），《禹贡》却有些历史化、理性化了，尽管还留有神话的痕迹（如“傅土”）。学者们原来多认为《禹贡》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大致是不错的。但由于《遂公簋》铭文的发现，证明《禹贡》的某些内容是有来历、有根据的，并不完全是战国人的凭空编造，不过是把神话性的内容做了历史化、理性化的改造而已。 　　总之，《遂公簋》铭文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一个论断：大禹是我国最古老的传说人物。他的传说的出现，不仅要早于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黄帝，也早于儒家艳称的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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