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

在美国的中国人，许多都有这么一个感觉：美国人真幼稚！可是，时间久了，你就觉得这幼稚之中，有许多东西可学的。体育就是其中之一。 我1994年作为一个陪读的家属来到美国，到学校健身房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几乎每天都去锻炼的“大老粗”。到2004 年找到工作时，已经十年过去。记得临走前的一天我十分感伤地告诉他，我不得不离开这里了。他先向我道贺，然后对我在学校里竟泡了十年感到不可思议。最后，他以大老粗特有的好奇和直率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告诉我你大概挣多少吗？”我告诉他一个大概的数字。他睁圆了眼睛：“你没有开玩笑吧？这是教授的工资吗？”我告诉他没有开玩笑，而且这个数在我这行里还挺高呢。他一下子爆发了：“哈哈，这是劳工的工资呀。你学这么多年就为这个？这实在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糟糕的地方。你问问那些大学，他们给教练开多少工资！孩子上学是为读书还是为打球？”我对他的义愤表示感谢。不过也告诉他，可惜他不是校长。另外，我当然希望钱越多越好，不过，我和我这行里的许多人，对这种的工资也并不是太在意。 美国一个大学里的著名教练，可以比一个名教授的工资快高十倍，更不用提我们这等刚刚出道儿的助理教授了。学校是传授知识，还是ＮＢＡ的训练基地？这不是典型的“脑体倒挂”吗？可是，在美国社会，大家一般还认为这挺公平（我碰到这位“大老粗”算是个特例）。其实你观察西方社会，历来是如此。比如中世纪，贵族大部分是文盲。有文化的，是听他们使唤的文书。如今的美国，知识经济大行其道。但是，大老粗们还是常常要压满肚子墨水的人一头。要是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到美国算是投错了门了。 大学给教练（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体育老师吧）付的工资比名教授高十倍，你会觉得美国人实在幼稚，不知道尊重知识。但是你再看一看，世界一流大学，大部分都在美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不能回答，我们嚷嚷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纯粹成了起哄了。 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得如何复杂，都需要领袖。而这种领袖，是课堂上培养不出来的。在中世纪，什么人是领袖呢？如果你英勇善战，并且有魅力和信誉让许多勇武之士跟着你出生入死，那你就是领袖，你就是贵族。需要有人帮你算账，作记录时，雇个文书就可以了，你自己识不识字倒并不是那么重要。后来美国打独立战争时，人类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文明的发达，也未必能使文人硕儒高过一介武夫。美国的建国之父中，富兰克林大概是最耀眼的文化巨人了：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思想家，外交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 头衔你就数吧，数得再多也难免漏掉一个。另外，亚当斯，杰佛逊，都是学富五车之士，汉密尔顿也是个天才，美国的金融体系，就是仰仗他来奠基。可是，领导这些巨人的，是华盛顿，一介武夫，一个“大老粗”。当时有人甚至说，他成为领袖，一大原因就是个子高，往那里一站，把别人都镇住了。 领袖就是这么一个角色：你未必读了多少书，但你需要有触动人心的东西，能找一帮人，让这些人信服，让他们跟着你走。自古以来，领袖绝大多数是在战场上产生的。现代社会承平日久，大部分人没有沙场经验。但是，在和平社会中的领袖，同样要具有感召力，能找到跟从者，能让大家相信你。所以，培养领袖才能，就是大学的首要使命之一。这也怪不得许多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人反复对毕业生说：“你们是你们这一代的领袖，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说起培养领袖，球场比课堂是个更合适的场所。球赛不仅更接近战场，而且球队之中时刻面临着复杂的人际关系：你要出风头才能成为领袖，但你要只顾出风头，就会遭别人嫉恨，失去队友的信任。真正的领袖，要有办法让队友心悦诚服地把重大责任交给自己，在关键时刻不负众望。同时，还要维持全队的团结，让队友相信，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队里的利益，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力。教练也正是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人物，必须把一群孩子王捏合在一起，形成高效率的战斗集体。这一职责，当然不容易。 美国大学里的一个名教授，可以是自己学科中的泰斗，人们对他或她异常尊重，但他的影响一般局限在学科中，成不了所有人的领袖。而一个德高望重的橄榄球教练就不一样了，他常常是所有人的英雄。一个橄榄球队长，毕业后到华尔街也往往比一个全优生更有价值，其卖点也是成绩单上没有写的领袖才能。 这样的体育教育，在过去的中国是不需要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领袖是上面指定的，不需要对下的感召力，只要上面喜欢就行。我们从小就由老师任命谁来当班长，毕业听学校分配，工作后任领导分派。所以许多“领袖”，都是拍马屁式的出身，为周围的人所怨恨。但是，在市场经济中，那种能把大家攒在一起折腾出些事情来的人，那种受大众爱戴的人，就变得难能可贵了。大学培养不出这样有组织才能，有创意，有感召力的领袖，就是大学的失职。这也是我一再主张大学需要体育的原因。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