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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城市

今人所谓“城市”是一个词，而在古人那里“城”与“市”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城”最早是指城墙，是建在居民聚居地四周的用来防守的高大围墙。后来用“城”来指称城墙以内供人们生活的区域。但是，早期的城只是有围墙的农村而已，农事活动是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后来为统治者服务的手工业发展起来，产品交换开始出现，于是有了交换的场所——市。市总是设在城里。有些文献中“城”“市”连用，但所指仍是两回事。现在我们用城市这个词来表示与农村相对的那种地方，它人口密集，工商业和文化事业发达，“城”保留了大量人口聚居地的意思，“市”表明商业活动和此相关的工业、服务业的发达，城市一词继承和发展了“城”与“市”的原义，也反映了城市发展演变的隐隐痕迹。 　　人类最早并没有城市，全是“农村”，人口稍集中点的地方叫做邑，其实是村落。传说城是从禹时开始的。从现在的考古成果来看，城大概出现在商朝中期。 　　城市大量闪兴起的第一个高潮，是在周朝。这时的城市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居住在城中的，除了统治者，还有平民——号称“百工”的官营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属（称国人）。 　　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城里开始有了交易活动，开始走向“城”与“市”的合一。 　　汉以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城市，并且一改原来都集中在北方的局势，开始南移：在北方，以政治中心为圆心向四周辐射；在南方，以经济中心为圆心向周围辐射。这个格局和发展趋势基本上维持了整个封建时期。 　　商业活动发展起来，但商人的地位仍然很低。据史料记载，晋代政府规定商贾必须戴帽子，还要在上面缝块白布，写上姓名、卖什么东西，更可怕的是，必须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 　　从北宋开始，城市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时代——向近代化迈进。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了，但中国的城市终于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大众服务业与娱乐业

早期的城市里，生活情趣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情趣，平民只是贵族生活的附属品。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到了宋代，城市商业活动开始面向平民百姓，城市生活也从贵族化转向平民化。 　　这首先表现在面向市民的大众服务业的兴起。 　　隋唐开始，贩运型商业转向商业和生产结合的方向。唐代有了批发零售的专业店铺，如帛肆、鞋肆、酒肆、书肆等。此外还有柜坊（钱庄），相当于今天的银行。 　　北宋以后，商业相当繁荣，城市居民开始转向生产专门化、生活消费型的生活方式。大众服务业日臻完善。就民间看，行医卖药的、箍桶的、掌鞋的、刷腰带的、补角冠的、修扇子柄的、淘井的、做司仪的……应有尽有。他们有些人早上在闹市区自发形成劳务市场，谁家需要人做事，就可以到那儿找人。东京城里还有公共浴室、军巡捕屋、望火楼（相当于巡警队和消防队），值更的僧道还兼作天气报告。 　　不仅如此，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娱乐的人越来越多，娱乐业也就发展起来。 　　唐以前，城市分区规划严格，宫廷的娱乐活动不容易传到民间。到北宋时，娱乐活动打破了等级的藩篱，在市井兴起。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大众娱乐场所——瓦舍。大的瓦舍能容纳数千人，里面分出各种功能的演出厅——勾栏。到南宋时，临安城内瓦舍有17处，不但演出的剧种繁多，而且配套服务齐全：百货、药品、算卦、赌博、饮食、剃头、纸画、令曲等，要什么有什么。 　　每当夜幕降临，比较有钱的人就来到戏园子或茶楼，泡上一壶好茶，要上一盘零食，且看、且听、且食、且饮，优哉游哉。 　　除了听戏，市民还可以观看或参加各种杂耍、杂技和体育活动。如球类，汉时有足球，唐时发明为步球和马球，甚至还有女子马球比赛（骑驴）。杂技表演也名目繁多，现代的走钢线、爬竹竿、舞盘、活人避刀枪、搭桥等和西洋传入的吞刀、吐火、眩术等项目古时都有类似表演，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此外有角抵、戏车、斗鸡、秋千、侏儒戏、击弹、投壶、六博、傀儡戏（木偶戏）等。 　　也有说书讲古、插科打诨的、常常“听者纷纷”，最合下层市民口味。 　　这是城里人日常的消闲活动，节假、庙会也有很多“节目”。 　　大部分地区有一年一度的城隍会，祭神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但各色人等咸集，卖东西的、算卦的、表演的，应有尽有，简直是个超级娱乐场。 　　春节、元宵灯节期间，店铺生意都格外兴隆，连妇女都可以上街宴饮、赌博、游玩。另外，中秋赏月，早春踏青，成俗已久，才子佳人乐此不疲。 　　以上可见古时候城里人的业余生活之丰富。

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无疑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水平。 　　衣——蚕桑业是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有名的丝绸之路就得益于此，在出土的西汉墓中就有薄如蝉翼的精美丝衣。不过，这种高级服饰只有贵族才能享用，因为统治者以此体现等级制，比如商人、妓女虽有钱，但政府规定：商人不许穿丝着棉（如西汉），妓女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如明朝）。至于穷人，只能“为他人做好衣裳”，自己只好穿粗衣，起初是葛和麻的，后来幸亏黄道婆，才让百姓穿上较柔软的棉布衣裳。 　　服装的样式总是随着人的审美情趣变化，普遍规律是宫廷带动市井，城市领导乡村。 　　总体上说，市民的着装是在进步。但并非“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而是有诸多限制。不但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打扮，而且颜色也能区分高低贵贱，比如黄色是帝王的专用色，不同颜色（紫、红、蓝、黑等）的官服代表不同的级别，而绿色历来是下等人的标志，尤其是宋元后，绿色成为娼界的标志颜色，正经人家不敢穿绿，直到清朝才有所改变。 　　食——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粮食产量低，求温饱已经不容易了。因此虽然能造出杜康来，统治者却常常禁酒，加以限制，因为酿酒会消耗粮食。 　　到了唐宋，尤其是北宋以后，饮食业很快发展起来，酒楼和大大小小的饭馆满城都是。高档的酒楼门面开阔，张灯结彩，酒旗飘扬，布局雅致，菜肴丰盛，宾客盈门。城中还有很多专门食店，如油饼店、蒸饼店等。市民可以买回去作主食，非常方便。 　　饮茶也是城里人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件事，城中的茶肆、茶馆很多，常有丝竹乐人浅斟低唱，以增雅兴。茶馆、茶楼后来兼营赌博、演戏等，各色人等麇集于此，是城中的热闹所在。 　　冷饮，古人自是无福享受，却也能把河湖的冰存放在地窖里，夏天吃上“冰镇”食品。 　　住——在北宋以前，城里人的居住区是严格区分的，不同阶层的人分区而居。宋以后，坊巷制度取消，住房上贫富贵贱的区域界限打破了。不过，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讲究深宅大院，重门套房，造型华美。没钱的人只能安其所无。 　　房中摆设越来越齐全，坐具、卧具、茶几、桌子、屏风……式样和用料也越来越讲究。到明清时，家具已形成广式、苏式、京式等风格流派，并一真影响到现在。 　　行——在这方面，古人已经注意到路边排水沟的重要性，但是代步工具却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几千年一直是马车和马匹，大约南宋以后才有了轿子，短途出行可以舒服点，又是以对人的压迫为代价的。城市与乡村的不同大概只是城里的马路比较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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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丧嫁娶

丧葬和婚嫁是古人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古人特别重视孝道，善葬亲人是尽孝，娶妻生子也是尽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早期礼制对服孝有严格规定，如按亲疏不同，则孝服异（“五服”）、守丧时间不等。但是后来则演变为以殡葬的排场来体现孝心，丧事办得如同喜事那么隆重、热闹。一般来说要准备丰富的寿衣，上好的棺椁，及各种各样的祭品、冥器，奠堂设罩，酬答吊唁者，披麻戴孝（至少穿素）是必不可少的。哭本是伤心的自然表现，但在哭丧时，哭竟然常常变成给人看的道具。不知死者对这样的孝心收还是不收。 　　同是尽孝，丧亲守孝宁晚，娶妻生子宁早。古人多早婚，男子十五六岁就娶妻，女子十三四岁就嫁人。 　　当然包办婚姻是主要方式，要经过非常复杂的程序，问名、纳彩、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才算确立了婚姻关系。而要取得世俗承认，必得举行婚礼。婚礼仪式隆重而繁缛，名堂甚多，诸如催登、起檐子、铺毡、坐虚帐、坐床富贵、拜天地、打同心结、牵巾、交卺、和髻（结发），至此始为夫妻。 　　从整体上说，婚丧两俗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不是进步了，而是越来越繁缛，越来越讲排场，搞的都是形式主义，甚至有很多迷信因素在里面。而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改变，比如存在诸多弊端的封建婚姻制度本身。

流氓、赌徒、娼妓

城市是古代社会代表着较先进生产力和较高生活水平的地方，但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畸形的副产品，如流氓、赌徒、娼妓。他们的存在成为笼罩城市生活的阴影。 　　流氓早在先秦就有了，可以说他是伴随着城市的产生而产生的。世事总易变，流氓古今同。纵观古代流氓，其所作所为与今日的流氓相差无几，而且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流氓，或欺行霸市，或把持渡口，或敲诈勒索，或倒换纸钞，或盗坟挖墓，或为妓院拉皮条，或专门行骗，设下各种骗局，如美人局（假娼优为妻妾，诱人上当，明代叫扎火囤，清代叫仙人跳，民国叫拆白党）、柜坊赌局、水功德局（即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诈骗钱财），或抄家放火，简直无恶不作。 　　由于流氓到处游荡，因此很容易扎帮结伙，联合起来为非作歹，气焰嚣张得有时把官府都不放在眼里。流氓帮伙常常以结社的方式组织起来，就更为恐怖，如宋代扬州有个“亡命社”，元代有“清乐社”、“扁担社”，明初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铲头社”，清代有“老洪会”、“洪连会”、“添弟会”、“千刀会”等，四处作恶，严重危害治安。有的流氓团体还以起义为名，反对官府。 　　应该说官府与流氓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官府（至少是某此集团和官吏）又常常和流氓勾结在一起，一个明火作恶，一个背地撑腰，共同违法营私。这样一来，流氓怎么可能真正被绳之于法呢？ 　　赌博这种活动很富刺激性，又能不劳而获，正合流氓的口味，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骗钱的手段，因此，从事赌业的人，大都与流氓分不开。但是赌徒却不只是流氓，还有生活艰难的小手工业者、家财万贯的纨绔子弟和富商，前者迫于生存压力想去碰碰运气，后者则沉湎于千金巨资忽而得之、忽而失之的刺激之中。赌徒的心理反映了赌徒的心理反映了赌博业存在的社会基础。 　　赌博的结果只有两个，或赢或输，赢了的花天酒地，随意挥霍；输了的往往倾家荡产，无路可走，就敲诈索偷，无恶不作，于是世风日坏。 　　基于赌博的种种弊端，历代政府都想法禁赌，但是好赌的人太多了，甚至很多皇帝、大臣也如此，例如汉景帝、汉宣帝登基前都好赌，东晋大司马桓温、南朝刘宋时尚书郑鲜之、司马何尚之年少时也是好赌之徒。据说汉宣帝曾经输给赌坛高手陈遂，当上皇帝后就赐封陈为太原太守，为的是还赌债。而南北朝时齐明帝犒赏三军的方式竟然是赌博！ 　　于是，赌博成为城市的不治之症，并最终成为社会的一个产业，上至朝士，下至黎民，几乎无人不为。 　　同赌博一样，卖淫也是一个产业，并且同世界各国一样，卖淫业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产业。 　　娼妓的起源，在殷代，据说那些才情色艺兼具的女巫就是早期的妓女。明明白白地以女色为业，则是在春秋时期，而且，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贤相管仲。他在宫中设置官营女市，有女闾（妓女）700人。 　　于是，这股祸水从封建统治的后宫中流出来，一发而不可收。各朝大都市都有著名的红灯区，如北宋东京城的潘楼一带、相国寺外一带、东雀门外，妓院林立；明代京城东城，广陵城内有著名的九条巷，道路曲折，精房密户，妓女多达五六百人，每到傍晚沐浴薰香，走出巷口，到热闹处拉客；清代北京城更有著名的八大胡同。 　　追究起来，娼妓的存在与封建礼教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为了可观的税收，国家不能取缔，只能严格管理，限制政府官员嫖妓，例如唐朝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不许进入市场（妓院当时设在市场内），宋朝柳永因为流连青楼虽有才亦不能得功名。但对于商人和士兵，政府决不干涉，从某种意义上说，妓院也正是为他们开的。 　　招待商人、士兵等下等人的是单纯出卖色相的普通妓女。教坊培养出来的能弹会唱、懂诗善画、气质优雅、色艺俱佳的歌伎，伺候的是“道德高尚”的上等人，她们和前者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男人的玩物，充其量算是高级妓女。虽然歌伎可能“一曲红绡不知数”，名噪一时，但一旦年老色衰，一切繁华就都如同春梦一场。她们的地位也不比普通妓女高，一样要戴上“妓女”的“标签”，比如“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明代规定）。普通妓女就更惨了，连父兄也要受株连，必得裹绿头巾。 　　中国的娼妓业还有一个特点，每逢社会盛衰，这个行业就尤其兴盛：社会稳定、生活富庶时期，饱暖思淫欲，嫖妓当然成为一种消费；而当政治黑暗，士人落魄之时，经民济世之学就只能消磨于为青楼知己填词谱曲之中，比如魏晋时（门阀制度黑暗），元朝时（一度轻汉人，废科举）。 　　清朝时取消了官营妓院，但结果只是促进了民间娼妓业的发达。事实上，如果不能消灭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娼妓业是不可能消灭的。

古代城乡生活之异同

同一个社会制度统治下，城市与乡村具有相同的等级制度、相同的道德标准，换言之，本质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城乡生活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差异。 　　从起源上看，城市是在乡村的基础上诞生的，催生素首先是政治，其次是经济。这两个不同的原因造成了中国南北方城市的差异：北方政治色彩浓，南方经济意识强。而乡村是生存自然需要的产物，为其自然，才能数千年不变，发展缓慢。 　　从谋生手段看，城市居民做工、经商、提供服务，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从别人那里获取服务，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乡村居民世代以农为业，目的只是满足自身的需要；有限的交易也只在实物方面。 　　居住环境生存手段的不同，决定了乡民和市民思想意识、言谈举止、风俗习惯诸多方面的不同。由于村落散居，乡民接触的新鲜事物极其有限，视野狭窄，所以思想守旧，易安于现状，愚昧无知。例如乡间没有专门从事娱乐业的人，娱乐活动很少，只在社祭和重大节日的时候才有，而且充斥着浓浓的封建迷信色彩，简陋粗俗。人们追求的就是衣食饱暖，子孝孙贤，安于劳碌清贫的生活。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家族势力在乡村的影响很大。 　　而市民每天都在人群中穿梭，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冲出了家庭局限，思想开放，谋求进取，追求的不仅是饱暖，还有精神享受，奉行享乐主义，过的是安闲舒适的生活。联系市民的是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对城市生活影响不大。另外，由于各种交易的频繁，城市生活显示出快节奏的特点，而农村则是静穆的一片。 　　城乡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幅风格各异的画卷，如果把它们合起来，恰恰就是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写照。

风林子

城乡的区别，是城市吃喝嫖赌比较方便，乡村比较麻烦了

咸临公子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