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人办事中，烟幕法的运用常常是因人而异的，这就需要因人说话，见人打发，实际上，这是一种积极的烟幕法，它能有效地创造烟幕，利用他人，对形成有利的结果起到积极作用。
孔子曾经说：“可以同他谈话，却不同他谈，这就失去了朋友；不能同他谈话，却同他交谈，这就是说错了话。有智慧的人既不失去朋友，又不说错话。”孔门四科，言语交谈就是其中一科。为人处世结交朋友，更加应该重视语言交谈这门艺术。子贡说：“出言说话，关系到自身的得失，国家的安危。”主父偃也说：“人不谈话，怎么知道他的用意？从前子常把话说得好，就得到赵武的敬重；王孙满把道理说得明白，使楚庄王感到惭愧；苏秦纵横游说，六国就得以安定。”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待人，接物，处世，没有不用言辞的。古往今来的大事业家，成功的人，对于谈话的艺术，也都有相似的原则可寻。
“因说”的原则，就是因人，因地，因时，因环境中的各种内在的，外在的关系而言谈。因，就是因人的感情，用人们的自为，不用人们的不为，这样人们就没有不可任用的了。
《吕氏春秋》中游更明显的解释：“善于言谈的人，可以因他人的力量作为自己的力量，因自己的来而来，因自己的去而去，不没于形象，与生而长……匝风而呼，声音不加强也快，登高而望，视力不增加也看得明白，都是顺因而这样的。”所以我们对人如果能因大而随，必然能掌握他，这样花的力气少，目的就容易达到。
鬼谷子在《符言》中说：“圣人就是顺因于人，所以能掌握人；因理而遵循理，所以能长久。”又在《权篇》中表明“因”的运用方法说：“因怀疑而改变对他的看法，因自己的所见而这样对他，因自己得言谈而希望得到他。”
因人得个性，善恶，地位，背景，思想等情况，而预先准备各种不同的言辞，又因时，因地而说话，就少有不可用的人了。如果他所处的地位，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是“外亲而内疏”的人，就“说内”。如果是“血亲而外疏”的人，就“说外”，这个方法的运用很玄妙深奥，我们如果作深思苦想，自然能登堂入室。
齐景公开始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就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后一次问，孔子就说：“政事就在于节度敛财。”回答叶公的问政时说：“政事在于由近到远。”回答鲁衷公问政时却说：“政事在于选拔贤才。”仲弓问政又说：“出门如同接见外宾，使用百姓如同承受大祭礼，在国家中没有怨恨，在家族中没有怨恨。”都是问政，所回答的却各不相同，就是因各人各自的环境，各人各自的需求，对象不同，言谈自然各有区别。这点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深深懂得，也擅长利用。
韩非子在《说难》中曾经对这个原则下过注解，他说：“所谓出于为了高大名声的人，而说他以取厚利，就见出卑贱，必然抛弃得远。所谓处于厚利的人，而说他以名位高，就可见他心无于远的事情，必无收获。所以说暗地为了厚利，而明处是为了扬名，却说他的名声高，这样的人明处接受实际上是疏远他。说他是以为厚利，暗地利用他的话，明处是抛弃他这个人，这样的人不得不审查。”
这就是专以名与利两种方法立论，我们从这里就能推敲出其它的一切关系，而能够选择表辞。
鬼谷子在《权篇》中说：“与聪明的人谈话，就依赖于渊博；与渊博的人谈话，就依赖于善辩；与善辩的人谈话，就依赖于简略；与高贵的人说话，就依赖于气势；与富有的人谈话，就依赖于高雅；与贫困的人说话，就依赖于利益；与卑贱的人说话，就依赖于谦虚；与勇猛的人说话，就依赖于果敢；与愚笨的人说话，就依赖于锐利。”此番话是极鲜明地举出因人说话的方法与要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