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遗迹
创造一种男人看不懂的文字，仅让这种文字在女性群体中流传，这种“鸡毛信”会不会令世界各地的女权急先锋们也望尘莫及——古代江永那些足不出户的小脚女人们居然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她们用这种文字偷偷联络，以此抗拒来自父系社会的挤压，即使她们以这种方式发动一场暴动，也并非没有可能。
点、竖、斜、弧，四种笔画，构成一种古雅秀逸的文字，这就是一度震惊世界的“女书”。
女书现存于湘南一带山区峒场，经当地女性之手、之口、之心，世代相传。女字构形原始兼古雅，“女书”唱腔古拙兼悠远，其流传地域及保存方式极为独特，更无文史记载。它是农家妇女依据汉字所创造的借源文字吗？亦或如某些学者推测的，它是一种瑶族文字，甚至是较之甲骨文更为久远的经由妇女保存下来的古文字？“女书”的唱腔与楚辞的吟颂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女书”的线条究竟有什么样的空间特质，它与原始艺术又有什么样的关联？一个个难解的谜团使得“女书”愈发扑朔迷离。
“女书”面世一波三折
“女书”用毛笔书写，笔画纤细，大小如一，包括女字、诗文、书信。写在纸上的，叫“纸文”，写在布帕上的，叫“帕书”，写在扇面上的，叫“扇章”，另有绣在布帕上的，叫“绣字”。纸文、帕书、扇章旧时都是当地妇女相互馈赠的珍贵礼物，而读纸、读帕、读扇，更是当地妇女在佳节农闲时最喜爱的活动。在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现上江圩镇）、铜山岭农场、黄甲岭乡、城关镇、以及与上江圩镇相临属道县的新车、田广洞等村，女书世代沿袭，广为盛行。但女书在悠长的岁月里，一直默默无闻。早在1931年印刷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花山》条中已将“女书”作为“似蒙古文”的文字略有述及。而中国历史博物馆也藏有女书《瑶文歌》，其《序》则把女书视为瑶族古文字，称其“与近代殷墟发掘所见甲骨文直是一体，固知流传远自太古......”
最早关注“女书”的是江永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周硕沂。1954年，他因工作关系赴上江圩乡葛藤村，在现今已故的“女书”使用者胡慈珠处见到“女书”，十分着迷，便开始收集、研究。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李正光见到“女书”后也十分感兴趣，并与周硕沂一起实地调查，合写了一份“女书”调查报告。但一切都因两人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中断。到周硕沂在《江永县文物志稿》中将有关“女书”的内容编入《蚊形字》条目时，时间已至1982年。但周硕沂始终将女字视为汉字的变体，而非一种独特的文字。1983年，中南民族学院（现中南民族大学）原政治系教师宫哲兵在江永一带从事民族文化调查，在周硕沂的协助下，采访“女书”使用者高银仙，抄录了“女书”唱本《祝英台》中的片段，并录音。这些资料被宫哲兵带回武汉，经同校语言文字学家谢志民教授确认，“女书”为一套独特的文字符号体系。该消息经媒体发布后，“女书”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女书”源起争议层出
“女书”流传区域，有个规矩，大凡有妇女过世，她生前喜爱的“女书”作品，无论是纸文、帕书、扇章都要焚烧化为灰烬，以便主人到了阴间仍有“女书”为伴。如此一来，“女书”古本极为少见，而史志上也无文字记载，女字究竟产生于什么朝代，究竟为何种文字，则众说纷纭。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女书”作品是咸丰年间的，而江永一带花山庙的兴起又在清代中期，宫哲兵据此认定“女书”的发生期大约是明末清初到清代中期这段时间。而张柏如则认为，“女字的构成起源于百越记事符号”，因为“江永女字中的独体字，几乎都能在百越后裔的各民族的织锦图案中找到”，而“织锦是真正古代符号唯一继承的依附物，是刻画符号的延续依据”。
而株洲工业学院老师、有“湖南怪才”之称的刘志一则大胆地推测，“女书”是舜帝官方文字的古夷文的转化。“‘女书’是古夷人的一支——东夷人在舜帝时代利用黄帝、尧帝使用的原始东夷文创制的官方文字。舜帝王朝灭亡之后，一部分王室成员滞留在中原黄河下游地区，一部分皇室成员则在夏代初期南迁到湖南零陵九嶷山一带，文字继续在内部使用，随着汉文化和汉文字长期对男性的制约和影响，逐渐转化为女性文字。”刘志一的说法听来也不无道理。
而现年72岁，从事“女书”研究长达22年之久的语言文字学家谢志民教授，则在近些年持续不断的田野考察中发现，“女书”的流传地远不止于江永县及其相临的道县村寨——事实上，在湖南省的江华瑶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富川瑶族自治县、贺县、钟山、昭平、平乐、蒙山、荔浦、灌阳、金秀等湘、桂临近十余县的瑶家闺楼中，均流传过“女书”这种奇特而神秘的女性文字。
“现在，这些县区的瑶锦上仍多织有数量不等的这种奇特文字的符号图案，其形体结构与传统‘女书’字符相同，含义也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它们均为书体女字在编织物上的图案化。”谢老把这些年自己和学生们一道收集的瑶锦女字一一指点给记者识别——这些织体女字的图案多用于祈求吉祥如意、招财进宝、多福多寿、田广粮丰等等。
“20多年来，大多数‘女书’研究者将‘女书’流传范围圈定在江永及其相邻道县的个别村庄，并将‘女书’视为汉字的一支，将其划定在‘汉字文化圈’内，正是这些陈规阻碍了对‘女书’的深入研究。”谢老说此话时，颇有些无奈，这些年他看得很清楚，许多人研究“女书”并不是纯粹为了学术的目的。在谢老的论证中，“女书”是一种与汉字截然不同的自源文字，而女字的使用者又均系瑶族妇女，瑶家闺楼之外不存在“女书”，“女书”是一种独特的瑶族女性文字符号体系的论断几乎不证自明。而谢老的野心更甚于此，他试图证实的是：“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同时期，甚至更古老的文字。
“女书”早于甲骨文？
经过仔细的识辨，记者的确看到，在“女书”中，有像鸟体或者鸟体部分之形造成的字符。据谢志民教授介绍，这些字符显然是在鸟图腾崇拜时代所创造：“只有在鸟图腾崇拜的原始思维的主导下，才有可能出现以像鸟头之形标示人头，以像鸟体之形标示人体，以像并列双鸟之形标示人君等等一系列女字。”我国的鸟图腾文化源远流长，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一直延续春秋和两汉时期。记者在江永上江圩一带采访时也了解到，农历二月初一是当地的“朱鸟节”（朱鸟即凤凰），那时家家户户都以乌梨叶杂糯米粉做糍，邻里互相馈赠，并把糍放在小竹竿上，遍插田地里，以供鸟食用，称之为“朱鸟糍”。在松柏瑶族自治乡一带，民众仍旧爱好养鸟，每年二月初一举办鸟会，比赛谁养的鸟最好。
“不久前，有‘女书’流传的道县玉蟾岩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稻遗存，其年代早在12000多年以前。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稻遗存，其年代在9000多年前。这些都是明证。”谢志民说，女字中那些以像不同生长阶段的稻子、稻作农业工具以及稻米食物组合物之形造成的字符，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原始稻作文化有关。“如果大胆预测的话，早在旧石器晚期或者新石器早期，女字就产生了。这是有理有据有价值的推测，只是缺乏直接的证据。”谢志民说，“即使如此，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宣称，瑶族女字和汉字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甲骨文在女字中的存在应当算作“女书”一系文字在商代已经形成，并与甲骨文有过密切关系的直接证据。否则，现代“女书”与甲骨文时隔三千多年，女字中的大量甲骨文遗迹从何而来呢？
与“女书”相关的习俗
七姊妹
旧时，当地妇女都喜欢结义，不论姓氏不同，不管辈分高低，不分年岁大小，已婚未婚，只要意趣相投，即可结为义姐妹，一般七人，叫做“七姊妹”。义姐妹中，谁家有了喜事都要通知其他姐妹，接到通知的义姐妹一定要亲临贺喜，无法亲临的要写信祝贺，谁家有忧伤的事也写信告诉其他姐妹，收到书信的义姐妹都会及时赶去相帮，无法赶到的也要写信劝慰、宽解。妇女间信函往来不能使用楷书字，只能用传统的“女书字”。
女子斗牛节
农历正月十五和四月初八日，当地的未婚女子和新婚未久，仍在娘家生活的女子，都要带上自己写得最好的“女书”，做得最好的刺绣，以及食品等等，到村内当年即将出嫁的女子家，如果村内当年没有出嫁的女子，则在村内最年长的姑娘家聚集，品尝佳肴，评议刺绣，传诵“女书”新作等等，叫做“斗牛”。在聚会中，姑娘们一遇知音，便互赠“女书”，结为义姐妹。“斗牛节”又称“女儿节”或者“姑娘节”。
女子吹凉节
阴历六月至七月上旬，是当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未婚和新婚的女子多要相邀聚集，选择风凉舒适之家，一起纺织刺绣，读书作诗。简称“吹凉节”。
怨嫁女性军团之反抗
做年女，做年官；做年媳妇受年霜。做女风流真风流，做媳风流眼泪流。——江永俗语
不管“女书”究竟是古越文字，还是舜帝官方文字的古夷文的转化，也不管“女书”是始创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是晚近的明清之际，我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奇特的文字经由妇女世代相传至今？无论如何，这种奇特的人文现象总与湘南一带独特的女性社会文化密切相关。
旧时代，江永上江圩青年女子的生活历程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是做闺女和婚后生孩子以前的生活阶段；一是生孩子后到婆家定居的阶段。按照当地风俗，女子结婚后，数日即返回娘家，一直到生孩子之前，除了某些节日或婆家有红白喜事时回婆家暂住外，均在娘家生活。在娘家的女儿生活是幸福欢乐、自由自在的，但到婆家定居后，则多受丈夫严格管束，公婆的折磨。
由于两种生活的巨大差别，姑娘们多不愿离开父母和一起做女红的义姐妹而远去他乡。为了延续闺女生活，姑娘们往往联合起来，互相帮助抗婚、逃婚。当无法抗争时，则由义姐妹协助，在新娘的裤腰上系许多死结，不让新郎过性生活。姑娘们的怨嫁情绪在遗存下来的“三朝书”中最为明显：“只为玉皇制错了，女是分居别父行。设此投着男儿子，在亲身边一世凭。身坐楼前头夜想，是想当真不合为。拆散桥桩有人架，拆散好恩血泪流。”
记者在江永一带采访时了解到，旧时，当地妇女在家庭中只是男子的附庸。她们穿宽衣袖、阔腿裤，缠小脚，不用下地劳作，但却要负担起繁杂不堪的家务事。《永明县志·风土志·女红》篇记载：“地无桑蚕，女以纺织为业，中下之户或藉女红以佐薪水。闺范严肃，不喜艳装。尤重名节，夫亡不再嫁，单门荜户，多以苦节自贞者。”可见，婚后妇女为了向义姊妹倾诉心中苦闷，用男子不懂的女字写成诗歌或者书信，是宽心的一种好办法。这也是“女书”为何能在当地妇女中间广为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地旧时，并不允许妇女在社会上抛头露面，但她们结交“七姊妹”，过“女子斗牛节”、“女子吹凉节”，却是受到家人和当地社会赞许和支持的。比如，人们会以有无结到“七姊妹”为衡量女子聪明、才智和品德高低的标准。
江永 山河锁闭成就女书
永州市位于湖南南部，古称零陵，因舜帝南巡崩于宁远九嶷山而得名。
潇水与湘水都发源于这一带，两江在永州城里汇拢，她因此又得了雅号“潇湘”。
这里是有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只可惜，大多数的人对于永州的了解仍只停留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
举世闻名的女书就诞生在永州治下的江永一带……
至今仍流传着女书的江永和相临的道县就下辖于永州地区。
因为山路崎岖，从永州市到江永县乘坐小巴士需要4小时左右。湘南属于丘陵地带，四面环山，因此气候潮湿多雨，这个季节又恰逢初春，自然是春雨绵绵不绝。我乘坐的小巴士在雨幕的遮掩下出发了，缓慢地驶上了双牌岭——本地人都知道，从永州出发到下辖各县，几乎绕不开它，有层层盘山公路，极为险要。雨一直不停地下，而山区又生浓雾，能见度不到几米，因此司机每到弯处便不停地摁响喇叭，以警示对面开来的车辆。约三小时，巴士到达道县，道县离江永县城只有45公里，大约一小时后达到江永县城。
独特的人文地理造就“女书”
江永县境，春秋前为杨越地，战国属楚，秦属长沙郡。汉元鼎六年，县境西南部置谢沐县，属苍梧郡，东北部为营浦县，属零陵郡，隋时，两县合并为永阳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永阳县名为永明县，解放后更名为江永。
江永县四面环山，东北与道县相连，东南与江华瑶族自治县毗邻，南与广西富川县交界，西南与广西恭城县接壤，西北与广西灌阳县相接，都庞岭绵延在县境南、西、北边沿，荫诸岭横跨东部边境。襟五岭而跨百粤，自古是兵家争夺的要地。
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解放前，江永县交通极为不便，陆路只有道县至恭城一条官道稍微宽敞、平坦，其余道路均为羊肠小道，难于行走。水路虽有消江自西北经东北出口，注入潇水，通往长江；沐水自西北向西南，注入桂江，通往珠江水道，但均只容小型木船来往。且山溪流水易涨易消，航运受季节影响很大，历史上江永十分闭塞。但正是因为这种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女书”能够在山区峒场的妇女中间家传友授，世代沿袭。
尽管江永县的地理位置封闭，但历史却很长。她在战国时，为楚之南陲，地方偏僻，人烟稀少，居民主要是越人、楚人、巴人。江永县文物考察时，于县境发现商代遗址12处，春秋遗址一处，出土文物均系越、楚和中原文化器物。秦汉之后，汉民迁入渐多，近年来在县境内发现汉墓群16处，汉代墓葬4处，出土文物为汉文化器物。难怪有远处来访的朋友开玩笑说：“永州这个地方，连农民板车上拖去砌猪圈的砖都是汉代的。”
现在有学者指出，“女书”很可能是一种比甲骨文更为久远的文字。按照目前已知的有关江永的历史地理及考古的情况，这种说法也是能够成立的。
潇水环绕普美村
经谢志民教授介绍，此行江永的第一站是已故女书传人高银仙居住的古村落普美村，并于当晚住在高银仙的孙子胡强志家中。普美村，原名浦尾村，属于上江圩乡。上江圩位于江永县东北端，境内丘陵起伏，形成十个大大小小的谷地和盆地。发源于都庞岭的天步峰，经城关镇从盆地中央向东北流去，两岸良田千倾，村庄密布。
从县城到普美村大约十几公里，途经上江圩，一路上忽而平旷无人，忽儿屋舍稠密。有村落的地方，只见一幢幢古式楼房，粉壁飞檐，很有古色古香的韵致。乘坐三轮车，大约三刻种，就到了普美的村头，停车的地方，立有醒目的标牌“女书园风景区”。沿着标牌所指方向前行，两边良田绵延，不久则看见一座吊桥斜逸过潇水河，过了桥，前行不远即是普美村的房舍了。普美村的房舍和上江圩其他村落的建筑一样，都是瓦面、砖木结构，风格古老，很有特色。在进村的田埂的右边，就坐落着江永县在此修建的“女书园”。
普美村最大的特色即是四面环水——潇水河在村头悄然分开，而后又在村尾汇合，也正因为如此，县里选中此处作为古村落保护了起来，以待开发。
“三老同”的故事
高银仙，时年81岁，是“三老同”义姊妹（“三老同”是三位著名的女书传人）中的大姐，在女书濒临失传之际，为了让女书流传于世，不顾80余岁高龄，夜以继日，秉笔伏案，经常点灯到深夜，积数年之功，为后世留下三百余篇女书作品，并大多作了读解（全部读解录音均保存完好），使得“女书”这一珍稀文化瑰宝得以全面完整地流传给后世。高银仙出生在上江圩桥头的高家村，家境贫寒，没出过远门，13公里外的县城也没到过。不会讲官话，也听不懂官话；没进过学堂，不认识汉字，只谙熟女书。银仙老人幼年时跟姑姑、姐姐学习女书，她简朴谦虚、好学不倦，村里的妇女都喜欢听她读女书，请她写女字，和她交朋友。
义年华，时年76岁，是“三老同”中的二姐。她娘家在上江圩堂下村，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但她幼年丧父，童年是在乡里的白水村外婆家度过的，14岁时才回到堂下村祖父身边。青年时，她跟叔娘学习过女书，对女书产生浓厚的兴趣。义年华的婆家在上江圩乡桐口村，夫妻感情很好，但常遭婆婆虐待。29岁时，丈夫就去世了，辛苦把两个女儿拉扯大，但如今满堂孙儿孙女，却常遭晚辈恶言相向。义年华无奈，只好改嫁到黄甲岭乡的白马村，不到两年，丈夫病逝。一生困顿的义年华，只有将内心的忧伤倾注在女书中。
唐宝珍，时年70岁，娘家在上江圩乡夏湾村，先出嫁到本乡的白巡村，丈夫被拉壮丁，死在他乡。改嫁白水村王家，不久丈夫病死。再嫁到普美村胡家，相处14年，丈夫病故。一生三嫁，最后依然孤零一身。唐宝珍聪明伶俐，有惊人的记忆力，虽没学过女书，不识女字，却能背诵许多连高银仙和义年华都不十分清楚的传统女书作品。在当地妇女中，她是有名的“女才子”。宝珍老人和银仙老人同住一村，墙壁互依，屋宇相连，两“老同”像亲姊妹一样往来，同做女红，同唱女文，高银仙写女书，唐宝珍绣女字。1983年秋，三位女书老人听说武汉的大学老师专程到江永考察女书，非常惊喜。
谢志民与“三老同”的合作研究
上述三位老人被请到县城后，女书的实际考察顺利展开了：高银仙解读，义年华和唐宝珍旁听、纠误。周硕沂摹写女字和泠义，我泠音。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工作，共收集到一套13件两万余字标了音、泠了义的女书传抄件。这是女书考察的一个良好开端，也为“女书”研究提供了第一批珍贵的资料。
1986年的夏天，我赴江永，这是对女书文化的第4次考察，这次考察持续时间较长，从6月一直到10月，共考察124天。其中，单在高银仙老太太家中就达73天。高银仙老太太住家的普美村，位于上江圩右下方潇水对岸，四面环水形成一个小岛。唐宝珍老人的住宅正好在银仙老人的隔壁，听说我住进了银仙老人家，非常高兴，还接着把义年华老太太也请了来。
“女书”三老又聚到一起，共同回忆女书，研读女书，抄录女书，夜以继日。老人们没有说一个累字。那时，银仙老人的儿媳已于一年前过世，二孙女和三孙女虽尚住娘家，但家务事仍需老人主持。84岁高龄的老太太，既要忙于写女书，又要忙于主持煮饭、烧菜，还要忙于关照我这个来自远方的客人。
1992年7月22日，我再赴江永，那时女书传人高银仙和义年华都已相继去世。8月5日，我往访胡锡仁（高银仙之子）一家并拜扫高银仙老人墓。进锡仁家，见老人生前一切摆设依旧，只是一代女书传人不见了，心里颇觉凄凉。我不停地翻阅银仙老人留下来的女书遗作：帕书、扇章、纸文，其中有叙事诗，有柬帖，有歌谣，有谜语，还有祷神诗等等。其中，一册《玉秀探亲书》及其文前的表白，让我感触颇深。
那是一本只有8页的简装小册子，册子内写的是《玉秀探亲书》，册子的黄色封面上写着：“荆田胡玉秀，皇帝娘娘将到如今始传名，文化馆周同志取出文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荆田村的胡秀玉当了皇帝娘娘的事，直到现在人们才知道。因为文化馆的周同志（周硕沂）编出了文章给大家看。传统女书作品无序，无跋，无标题，无落款。银仙老人在自己抄写的女书作品前写一段像序言一样的表白？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心里也明白了银仙老人的良苦用心。老人不愿将没有的事情写出来（那部女书是编造的），老人于是在作品前写了一段序言说明。一个从未进过学校，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目不识丁的山村农家老太太，竟能如此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令人感慨。
持女性主义思维的研究者
得知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和武汉大学中国女书与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将在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举办“首届中国女书艺术展”，召开“中国女书艺术研讨会”，我决定前往现代女书的发现地——湖南永州地区江永及道县一带进行实地采访。
1999年，我那时还在武汉念书，中南民族大学女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李庆福与我偶然结识，他因得知我的家乡正是“女书”的发现地湖南永州地区一带，便极力鼓励我学习“女书”，交给我厚厚一叠研究资料，并领我拜访了“女书”研究的权威、文字学家谢志民教授。
毕业几年，那叠厚厚的“女书”研究资料一直收藏在我身边。临行永州了，我打开那个放在我身边多年的档案袋，惊觉里面多数论文和资料都出自谢志民教授之手。于是，辗转从李庆福老师处打听到了谢老的行踪，原来谢老为在有生之年，尽力为“女书”做一些抢救性的工作，不顾72岁高龄，接受位于湖南永州市的湖南科技学院（原零陵师专）“女书及瑶文化研究所”特聘，只身离开大都市武汉，来到人生地僻的永州，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资料收集以及“女书”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
来到永州，便与谢老联系上了，他拖着缓慢的步子从住处走到校门口接我。谢老住在离校门有些远的教师宿舍里，连着阳台的书房有一个上世纪80年代永州一带常见的红色矮书柜，里面放满了书，几乎都是有关“女书”研究的书籍和资料。书柜的右侧是一张式样老旧的红色书桌，桌上有一盏整日开着的台灯，整齐堆放着正在修订中的《女书字典》的文稿。
“为了尽早完成这部字典的编写工作，我暑假和寒假都没有回过武汉，老伴说过年来永州探望我，我也拒绝了。不要说回武汉，连前边的操场我也只去散过两次步。”谢老说，“现在许多介入女书的研究者，多为了牟得一己私利，对‘女书’原作肆意篡改，论著者自造的‘女书字符’十分泛滥。这给女书这种极其珍贵的古文字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为“女书”研究倾注了22年光阴岁月的谢老，很少提到“女性主义”这个词，但他在言语间谈到武汉某教授正在编写的《女书字典》时，显得有些气愤：“据说，那本字典计划收录500个女书字，这很荒谬，这不是‘男性中心主义’是什么？”女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外人可以强制决定的——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但凡换个角度，它或许也是谢老的“女性主义”思维。
从上午直到晚上，我们谈了许久，从“女书”作为一种古文字所蕴涵的深远价值，到目前女书研究的乱象，再到谢老和同事胡晓瑞及刘大勇等人计划已久的“女书文化研究展”，言谈中蕴涵了那样多的激情和理想的色彩。谢老在1983年将女书断定为一种“奇特的文字符号体系”之后，一年一度从未间断地到江永调查“女书”、口语和人文历史等等，至1988年，他先后六赴江永，累计调查时间15个月，收集近10万字的“女书”原件。期间，谢老曾长时间居住在举世公认的女书传人、瑶族老太太高银仙家中。
（摘自《东方早报》 作者谢志民口述，阳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