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吴人的老祖宗，已被公认的当然是商末周太王的两个儿子，太伯与仲雍，当年他们千里迢迢地从陕西碾转来到东海之滨，才使荆蛮之地燃起了文明的火焰。然而早在商代中期，却已有一位人物将中原与吴地联结起来，他就是商朝第四代君王太戊帝的王公大臣－－巫咸。
有关巫咸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尚书》中。据说他是商太戊帝身边的一位贤臣。他的儿子巫贤，在太戊帝孙子祖乙登基后，任宰相，也有贤臣之誉。《尚书》中的这对父子都是商王朝的有功之臣。
巫相冈石刻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殷本记》中有着较为详情的类似记载。太戊帝是在其兄雍己帝去世后继承帝位 的，但他骄横不羁，遂使政道渐失。有一天宫廷内突然有一棵桑树与一棵树缠合交生，一夜之间竟长得 有两个手掌合围那么粗。众人深感奇怪，桑 都是野生之木，竟合生在宫内？太戊帝知道后也觉得不是 好兆，会是国衰之象吗？他颇为惧怕，就先去询问宰相伊陟。伊陟正色回答道：妖异现象的产生和国君 不修王政有关，现在国君应当马上修养自己的德行。随后伊陟又将此事告诉大臣巫咸，共商如何匡正太 戊帝的失政行为。巫咸为此专门写了《咸义》《太戊》等数篇文章，畅言治国之道，苦苦告诫规劝太戊 帝。在两位大臣的谏佐下，太戊帝终于去恶从善，修身养性，使商朝中兴，诸侯归顺。
关于巫咸其人，还有其它传说，有说他是鼓的发明者，有说他是用筮（一种草）占卜的创始人；有 说他测定过恒星，是个占星家、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家，也有说他本来就是巫师……
巫咸虽然官至相位，但由于身处甲骨文时代，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直至汉以后才能见到典籍史料中 的片言只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历史记载渐渐出现了分歧，倒不在是否有他这个人，而在他的里籍 与最终归宿地上。这大概也是中国的特例，一旦出现个名人，在他里籍及墓葬地上总会有一番混乱、一 场争夺战。
一种为“吴人说”。《东汉越绝书》记：“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县百五 里。”说的就是巫咸出生在离吴县百五里（古代计量单位）的常熟虞山。
到了粱代，常熟有一块招《真治碑》，据志书记载此碑是汉天师十二代孙张道裕在虞山南岭下建招 真治（后改称致道观）时所立。元代碑失，但碑文留在文献之中，碑文中除了《越绝书》中的意思外， 还进一步说明“咸居虞之小山”。虞山北确实有低丘名小山，近人尝将今小山村称为商相村。
晋代，《徐广史记正义》又记：“巫咸冢在海虞山上，子贤亦葬其侧”，他明确指出巫氏父子俩的 墓址是在常熟虞山上。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里又在徐广记载上加按语：“巫贤，吴人。今苏州常熟县 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冢及巫贤冢。”
北宋的《吴郡图经续记》中，还把苏州与巫咸联系起来：“吴郡，古八门。其一平门曰巫门，巫咸 所葬”。苏州八门中出平门可至巫咸所葬的常熟，故平门又称之为巫门。
除此，南宋的《吴郡志》也记述：“虞山，今为海巫山，山即巫咸所出，海虞即常熟也。”常熟古 称海虞，是为记念虞仲；又称“海巫”，则是为记念巫咸。
除了文字记载，明代以后的多数《常熟县志》进一步提到，宋代时在虞山西岭发现过巫咸墓碑，县 令曾着人在其旁修墓立碑。 综上所说可以看出，东汉以来，巫咸就被传载为出自常熟的吴地人。然而另有一说也不容忽略，那 就是“晋人说”。
“晋人说”的主要依据是在陕西夏县境内的一座山，汉前就称“巫咸山”（见《水经注》《汉水.地 理》）。北宋的《太平寰宇纪》中也说陕州（陕西）夏县有巫咸山，山下有巫咸祠。更有夏县的历代县 志，都将巫咸父子载入邑内的“贤才”之列，其居所名“巫咸里”、“商相坊”，除此还有巫咸的祠、 墓、庙，山、河、谷，均以巫咸命名。明弘治年间县令姜洪重修巫墓时，墓前石兽犹存。经历代修葺的 巫公寺、观、墓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是夏县的一大名胜。当地乡民有八月十五*祭祖祀巫的传统。 祠门的古楹联“月月月明八月月明明分外，山山山秀巫山山秀秀非常”，据说至今尚存。
对此，明代的《大明一统志》虽未作肯定，但也记述“巫咸顶在夏县南五里，《隋书》名巫咸山， 相传殷巫咸曾隐此……相传为夏县人”。看来，“晋人说”也由来已久，非后人杜撰。
由于吴、晋二说并存，势必引起后人的考证与质疑。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巫咸父子墓在 虞山，子巫贤本是吴人”按语，其中的一个“本”字，就可以看出争论在唐代之前就开始了。但最激烈 的时期却是在明清之际。
虽然自汉至唐的诸多典藉中，确记巫墓在虞山，可当巫墓在唐代从虞山湮没后，就有人开始怀疑 了。然而到了宋代，巫墓忽露踪迹。那是在宋嘉定年间，山农于虞山青龙冈（即现今小石洞地段）锄 地，发现了一块刻有“商相巫咸冢”五个隶书大字的古碑，县令闻报后即组织修墓建庙、撰文立碑，很 是热闹了一番。此说从明代弘治到民国，历代《常熟县志》都竞相记载。质疑者主要围绕在“宋县令王 修墓立庙、孙应时撰碑”的传述上。明万历年，常熟龚立本、钱谦益等人就指出宋常熟县令当是孙应时 在前，王 在后，碑文却以庆元年间人述后来嘉定年间的事，时序颠倒了，当是伪作。
到了清代，质疑者更多。不但对碑文内容、时间有怀疑，还对商相巫咸是否邑人也持怀疑态度。清 道光年间的邓琳在纂修虞乡志略》时，就认为古书中提到巫咸的地方很多，如《归藏》中“黄帝与炎帝 争斗于汤鹿之滨，将战，筮于巫咸”，此巫咸是黄帝时代人；东晋郭《璞巫咸山赋》中“巫咸以鸿术为 帝尧臣”，此巫咸又成了唐尧时代人；汉《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中有灵山，巫咸等十巫从此升 降，百药爰在”，巫咸又成了采药人。除此诸如《庄子》《离骚》等书中都有巫咸，但指的是巫觋（巫 师），均与商相巫咸无涉。所以《越绝书》中的“巫咸所出，虞故神，出奇怪”，实际是指巫觋多出虞 山，而非指商相。
不同声音也有，苏州清代学者徐嵩、张大纯在《百城烟水》中仍持肯定观点。
明清时期的巫咸之说已经到了众说纷纭、莫衷一词的地步，以至民国那部修了三十余年的《常昭合 志》，在巫咸条目下只能罗列诸说，无可决断。
巫咸争纷的起源，很大部分源自虞山巫墓的湮没，及墓址的失记。虽然明崇祯《常熟县志》中有 “墓在青龙冈，传者曰青龙冈乃宝岩者别名”之说，但宝岩又在何处？现今常熟人只知西门外有宝岩 湾、宝岩河、宝岩村，哪一处是青龙冈的别名？即使明代大学者钱谦益，在读了巫公祠堂碑后，也同样 感到困惑：“小石洞后有青龙涧，山势自西趋东，正当西北隅山（虞山）之发脉处，谓之咀宜，然亦非 确据也。”另有明代诗人王宾，游虞山时也因找不到遗址而深感遗憾，留下了“旧说巫咸已上天，楚人 歌里亦千年，相传住处今何在？一座青山县廓边”这样的诗句。可见“青龙冈”“青龙山咀”在明代已 鲜为人知了，这无疑给寻巫者带来更多的困难。然而，时隔几世纪，一个意外的发现似乎给寻觅者带来 格外的惊喜。
那是2000年6月4日，一支由苏州和常熟两个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正在虞山西岭的“小石洞”一带调 查石室土墩，当行至“小石洞”上侧半山腰时，意外地在茂密树林的荆棘丛中发现一堵横亘于山坳深处 的石幕墙，形态呈东西向排列，绵延80余米，高达6至10米，气势宏伟。而石壁最西端一块宽5.8米、高 2.4米的岩石从树丛青苔间隐约露出字痕。考古队迅速加以清理，两天以后，岩石上终于露出三个辟巢大 字－－巫相冈，字径高达1.9米，宽1.5米，钟鼎文体，用双勾法镌刻，苍劲古朴。这一发现使群情振 奋，考古队马上拓宽勘察面，又在上方约50米处再度发现石刻，石状如龙头，石色呈青，沿山脊线向东 延伸达300余米，起伏蜿蜒如同卧龙。龙头石高4.8米，长14.3米，石面阴刻“龙门”两隶体大字，字径 宽至2.7米。高1.9米，恰与下侧的“巫相冈”遥相对应。两处字体之大为虞山已见石刻中之最。经考 证，石刻为宋代古迹。
至此，巫咸之迷是否能解了呢？
随着“巫相冈‘的重现，不但当年钱谦益对”青龙冈“的疑问可迎刃而解，而且如此宏大的摩岩石 刻也显示决非古代个人能力可及，这证明，宋代发现“商相巫咸冢”的古碑后，官方确实在此进行过隆 重的纪念活动，修墓立碑外，还在青龙冈石壁上刻石作记。然而光有这些还远未到巫咸之迷完全揭开的 时候，因为疑问依然存在，例如为什么吴、晋两地都有巫咸的墓、祠、碑等物？巫咸如果是吴人，则商 时吴地尚属断发纹身的荆蛮之时，他如何有能力进入相对来说已高度发展的中原、且当上了高官？如果 是中原人，又为何死后葬到千里之外的荆蛮之地？另有宋时虞山发现的墓碑，碑文据载是八分书，八分 书始于汉代，距商有千余年，此书何人所为……一系列问题尚无圆满答案。要在目前对巫咸父子的里籍 与真墓所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巫咸跟吴地跟常熟有关。至于到底什么样的关 系，只能有待专家们的进一步研究和考古的新发现，说不定巫咸还是先于太伯、仲雍的正宗的吴地老祖 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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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咸临公子 于 2007-7-29 16:1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