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金钱与财富，似乎不宜多说，一多说就俗了。不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由曾国藩外孙聂云台写的《保富法》却风靡一时，一时间竟招致议者无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这本书再次浮出水面，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也许还可以读出不少话题来。
从《保富法》原书跋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当时的背景：“上海最近粮食缺乏，米价每石千余元。马路饿殍，触目皆是。同时舞场戏院茶坊酒家，仍到处客满。同为人类，何不平等至此？”作者自己也“外感欧陆战后凄凉困苦之状，归观北方旱灾流离死亡之惨”，因而，这本书是对旧上海淫靡之风的有意针砭。
聂云台有两个重要身份，一是曾国藩的外孙，一是1920年起任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前者使他的书中故事有很强的身世感，因为家庭的缘故，他有机会了解与外祖父同时代的一批地位显赫的官宦家庭，如李鸿章、左宗棠等豪门，同为世家子弟，对于其他豪门家庭的兴旺衰败自然就感同身受，也更容易从中顿悟。而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又使他对过眼的财富不免有烟云幻灭之感。于是，他从佛家教人如何培心植德开始，宣扬断除习气、福民福己的方式。
从书中多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于聂云台“保富法”的不同诠释。比如佛家读出了三世因果故事；而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熏陶的柳亚子，这位曾将自己的名字更改为“人权”，字“亚卢”（意谓亚洲的卢梭）的诗人，却别具一格地将之与西方现代公益事业进行了接轨。《保富法》一书当年曾经发挥了相当大的劝化作用，恐怕要得益于《申报》对这本书的刊登连载，据说，读者在几天之内就给“《申报》读者助学金”捐款四十七万五千余元，折合成米的话，该是能供给多少困苦的家庭？
无怪乎时任《申报》馆经理的马荫良最为感慨，他给这本书写的序言也最为辩证、细致。他对财富的定义是：一，有；二，有余。但是当时少数人手中财富的绰绰“有余”，后果却很严重，因为其“有余”是建立在多数人的“不足”之上的。是继续“暴富”之行还是施行仁义的“保富”之举？作为时事见证人的马荫良有两点感悟：一，保富不如不富；二，富群方能富己。这第一句话，表达的是对财富的态度，名为“保富”，实则“散富”，这就是行善；第二句话体现了对待财富的宽广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