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报道损害读者权益？法院一审认为：原告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本案当事人的条件，读者告《知音》索赔８９元一审败诉。
■案外人士的不同声音
□《新华日报》编辑 吴心海：
我对《知音》海外版部分译稿作伪、甚至编造的批评有理有据，迄今没有任何人提出疑义。
读者桂运波要求《知音》杜绝假新闻、停止作伪，我表示支持和赞赏。
□《浙江日报》编辑 吴小龙：
我了解《知音》海外版译稿造假的一些底细，对桂运波反对《知音》译稿造假表示支持。
□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 杨竖昆：
我认为，报刊图书的外在质量和内在质量（内容）都适用《消法》的保护，有意的弄虚作假应属于欺诈，可以要求“退一赔一”。难点是，图书的外在质量（装帧、印刷等）有标准可循；内在质量上，错别字差错率也有规定，但对内容的真伪难以有一个标准。可以由专家论证其是否属质量不合格、是否构成欺诈。
如果桂运波自费且花了很大精力作了这个调查，实际上是给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如果有这方面的奖励制度，应给予奖励。
如果我遇到这事会不会打官司？不会（笑）。我会去举报。
□民法专家 何山：
法院说桂运波是不适格的原告，这是对的。
报刊图书如果是盗版等非法出版物，读者可以要求加倍赔偿；如果文字的差错率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可以要求退货并赔偿必要的交通费和误工费。但对于文字内容的虚假，除非是这一期杂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假的，单凭一两篇文章中部分的虚假，我认为，读者是不能作为原告起诉的，这有个量的标准。
■被《知音》指责为本案“幕后策划者”的一位其前任编辑说： “知音流风”亲历记
１９９７年６月，我硕士毕业应聘到《知音》杂志社，刚到杂志社，所送交的稿件皆被评为“干巴巴，情节不生动、故事不曲折”而被毙。每次开编前会就像开故事会，别的编辑精彩故事一个接一个，而我不仅选题少而且单调乏味。为此，还多次受到批评和嘲弄。
有一件事，对我和一些新来的同志冲击很大。我接到山东某记者的来稿，讲述“军中保尔”李远东勇于与病魔作斗争，依然乐观地帮助沂蒙山区的一对母女，母亲生病，女儿看护照顾。接稿后，我认为故事较平淡，就退稿了。然而下月的刊物出来后却令我大吃一惊，“军中保尔”的故事赫然在目，听×主编讲，这是本期的一篇“千字千元”稿。我细读此文才发现，故事中“军中保尔”和一个 “患白血病的小女孩恋爱了”且一同悲壮而乐观地死去。怎么会呢？我打电话询问给我投稿的作者，他说，他了解到的情况就这些，如有更生动更感人的事，他肯定不会放过。原来这就是杂志社领导常说的“精编”吗？
有了这次“教训”，我也开窍了。迫于生计的压力（杂志社规定，聘用编辑不上稿，就没有工资和奖金），我也开动自己想象力，一试果然灵验，不仅收入高了，而且还受到了表扬。在我所编辑的稿件中，有３篇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在此，我要向所有受到蒙蔽的读者和有关当事人致以深深的歉意。
我也曾试图将自己的内心想法与其他同事交流，大家都表示无可奈何：上面要感人，下面要生存，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想洁身自好，怕只有辞职不干才行！
我对这份工作完全失去了热情，收入锐减，直闹到最后数月分文没有。１９９９年２月春节将至时我毅然递交了辞职书。离开后，我身无分文，还欠下了《知音》近万元的债务。
《知音》在中国是创办较早且发行量上升很快的一份妇女生活类杂志，随着它发行量的上升，一时间，参观学习者趋之若鹜。“知音流风”已影响全国，很多杂志为了追求发行量，也不得不刊登一些煽情的文章以招徕读者，至于文章的真实性，恐怕只有他们自己和作者心里有数。
《知音》是在武汉出版的国内知名杂志。今年４月，读者桂运波以《知音》刊登虚假报道，损害了他作为消费者的权益为由，将其推上被告席，索赔８９元。
８月３日，武汉市武昌区法院当庭作出一审裁定：驳回原告桂运波的起诉。理由是：原告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本案当事人的条件。
■从知“假”到查“假”
现年３０岁的桂运波是湖北省随州市人，现供职于随州市编钟文化艺术传播公司。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桂运波看到当年１１月１６日的《民主与法制画报》，上面登载了署名吴心海的《揭开作伪译稿的画皮》一文，作者结合自身经历，详细披露了《知音》为了“好看”，对新闻译作进行加工、改编，甚至虚构情节的问题。吴心海在文中还说，“一家刊物”女编辑向他约稿时曾说，可以将二三百字的海外趣事扩写到三四千字，吴不愿干，有人开导说：一是有高额稿酬，二是事情在国外，难以查证。
桂运波决心弄个明白。
他打电话向《民主与法制画报》编辑询问，与作者和《知音》的编辑取得联系，继而动手查阅和搜寻资料，发现《长江日报》、《羊城晚报》、《北方市场导报》以及《文汇报》、《文学报》上也发表过反映《知音》一些纪实作品失实的报道。
他继续打电话，发传真，询问被点名的失实文章的主人公、作者。他发现，一些曾经让他为之悲愤、感动、流泪、思索的新闻故事也都是编造出来的———
１９９９年第９期的《１９９９年以前，那个物理博士还是农村落榜青年》一文，报道的是一位农村青年经过奋斗，１９９９年以后成了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物理博士。而事实上这位青年只是一个流浪的卖报郎，根本就不是什么物理博士。
１９９８年第１１期的《生命的流星：我们结伴走进苍穹》一文，编造了身患骨癌的军中“保尔”与身患血癌的沂蒙女孩小雪相恋，共赴天堂的故事。事实上，两人根本不是恋人，小雪也从未患血癌，现在仍好好地活着。
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的《我们赢了，我最棒的“母亲律师”》一文中，真正的律师不是母亲，而是一位湖南表兄。据作者说，编辑作如此改动是为了让文章更 “感人”。
■《知音》曾答应赔８万元
桂运波感到受到欺骗，他开始投诉。
桂运波说，１９９９年８月，他给《知音》杂志社打了一个电话，谈到文章失实的问题，要求给个说法，对方说“不存在这个问题”。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他向随州市消费者协会投诉，接着又向湖北省消协投诉，但均无结果。
今年４月２０日，桂运波向武昌区法院递交诉状。５月１５日，法院立案。
桂运波在诉状中列举了《知音》刊登的１２篇“虚假纪实”文章。他认为，被告以欺诈手段，使消费者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了购买、阅读《知音》的决定，在时间上是浪费，在经济上是额外负担，在感情上是极大伤害，违反了其作为精神产品经营者的基本义务，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立即停止刊发虚假文章，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二、在全国性报刊上公开向受欺骗的读者赔礼道歉；三、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赔偿原告刊有虚假文章的该杂志价款４４ ·５元的一倍，即８９元，以及原告为此付出的调查费及精神损失费；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桂运波说，立案后，《知音》杂志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多次找他沟通” 。６月１日，双方在随州宾馆签定一份协议书，约定“由甲方（知音杂志社）赔偿乙方（桂运波）直接经济损失８万元；乙方撤销诉讼，永不就此事再与甲方交涉”。
６月６日、６月１１日，《文汇报》、《武汉晚报》先后报道了这起案件。桂运波受到了《知音》杂志社的责问。他说：“从那时起，我已下决心，给１０万元私了都不行！”
■报刊内容不属《消法》保护？
７月２６日、８月３日，武昌区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此案。
湖北盛德律师事务所罗国明、程朝然两位律师免费为桂代理了此案。
庭审中，桂运波曾当庭要求被告赔偿其调查费、误工费等损失３万元，法庭限其７日之内补交诉讼费１２００元。桂运波因为交不起这笔钱，最终放弃了这一诉讼请求。
被告《知音》杂志社在答辩状中称，原告所称的“虚假之作”共有１２篇，大体可分为３种情况：
第一，６篇翻译作品。原告仅凭吴心海发表在《民主与法制画报》上的一篇批评翻译作伪的文章，即断定这６篇文章虚假，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第二，３篇已经更正的作品和１篇拟更正的作品，已经履行了新闻单位应尽的更正义务，不存在欺诈读者的情况。
第三，另２篇系现已辞职的某编辑之作，基本内容真实，个别细节系该编辑擅自添加。
被告在答辩状中认为，本案不能适用《消法》。“商品和服务”才是《消法》保护的范畴，而报刊是信息载体，本身具有商品的属性，纸张、印刷、装帧等体现商品的质量，它们不规范、不合格可以退换，可以赔偿；而报刊的内容是文化信息，属思想意识领域的范畴，具有真理的相对性，没有一个衡量高低的标准，在法律上更没有界定的依据。因此《消法》并没有将“报刊的内容”列入其保护的范畴，利用《消法》索赔毫无道理。
《知音》在答辩中强调：“我们不敢说自己完全杜绝了假新闻，但是我们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假新闻的发生。”“如果说，一有个别失实报道发生，不是文中当事人的千千万万读者都可以成为原告，可以肯定地说，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所有媒体都将无法生存。”
桂运波的起诉被一审驳回后，８月１１日，他已向武汉市中级法院递交了上诉状。
■“爱得太深，恨也太深”状告《知音》者细述心路历程
倘若无人“指使”，桂运波作为一名读者，与《知音》较真一年多，究竟又为了什么？
桂运波说：因为曾经爱得太深，发现被骗后才恨得更深。
他说，从１９９７年开始，他一直是《知音》的忠实读者，《知音》文章里一波三折的新闻故事，常常感动得他热泪盈眶，从历经坎坷大获成功的主人公身上，他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现年３０岁的桂运波说，他自小生活很苦，成绩很优秀，但读到高一终因家庭经济拮据而辍学。比他稍大的哥哥完成学业后，而今已成了一家报社的副总编辑，而他则历经涂料工人、推销员、广告员，甚至流浪到广州珠江之畔，饿极时捡过西瓜皮。他靠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并参加本科函授。他热爱文学，文笔不错，起初是写散文、诗歌，后来因为纪实作品稿酬高开始写纪实稿，并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作品。他没想到《知音》也会“造假”。
桂运波曾经受骗。１９９９年元月，一位自小要好的同学将他骗到珠海做传销，他得知真相后仍被困多日才得以逃脱，回到了他相恋已久的美丽姑娘身边。姑娘小他８岁，家境不错，她的父母坚决反对，两位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却深深相爱。
因为憎恶欺骗、崇尚挚爱，桂运波从１９９８年底获悉《知音》“造假”后，不久即自费开始进一步的调查。打长途电话，发传真，２０多次往返相隔２００多公里的随州与武汉之间。一点积蓄日益消减时，女友家的干预愈发严厉。１９９９年３月，女友终于不辞而别。桂运波四处寻找。两人合租的小屋里一盆吊兰怒放之后又枯萎了。桂运波说，那是他们的爱情之花谢了。
桂运波两次准备自杀，几场大病后，他一气之下，在今年４月将《知音》告上了法庭。
他一直希望有媒体报道这件事，一些媒体早就告诉他，法院立案后可以报道，但他陆续听到的却是报道流产的消息。他已困顿不堪，而在这时《知音》主动寻求和解。桂运波说，在协议中，本来他要求写明，补偿其调查费３万元、精神赔偿５万元———参照广东的《消法》实施办法，因《知音》多方诱逼，只是笼统地写上赔偿８万元。
正待《知音》给钱，双方私了时，阴错阳差，今年６月６日，上海《文汇报》第一次报道了此案。《知音》认为桂言而无信。而桂运波索性坚持到法庭上公开要个说法。
“我现在头发都掉了一半，人家说我比我哥看起来还大。”桂运波说，他的哥哥一直反对他打这场官司。
令人惊奇的是，那盆枯萎了的吊兰现在又活了，桂运波首先联想到离他一年多的恋人，还有他的这场官司，他激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