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临公子

作者：叶崇正
　　
　　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随之颁发“戒严令”，对内对外实行全面戒严，台湾海峡战云密布，惊涛拍岸。

　　是年夏，新竹警局把10多名僧人秘密押往台北，其中为首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和尚。在台北市警察局刑警总队，这位和尚被诬为“涉嫌匪谍案罪”。此时，他临危不惧，一言不发，借三昧定力之功，摄心入静，一心念佛……

　　 这位和尚，就是出家闽北、取法大陆、布教南洋、弘化台湾，并修成寂后肉身不朽、全身舍利的一代高僧——慈航法师。
　　
　　衔哀出家 云游取法

　　慈航（1895——1954），俗姓艾，字彦才，别号继荣，福建建宁县人。慈航出身于书香门弟，父亲艾炳元是清末国子监生，母亲谢氏系出当地名门。他幼承庭训，并随塾师读儒书7年。11岁时，母亲不幸病故，不久弟弟亦夭折，随后家道中落，生活艰困。13岁那年，辍学到县城学裁缝。17岁时，父亲积劳成疾撒手尘寰，遗下孤苦零仃、贫无所依的慈航。

　　 迭经家庭变故的打击，慈航含悲忍痛离开家乡，来到毗邻的泰宁县，在现今大金湖风景区四周，以做裁缝为生，期间常为各寺庙缝制僧服。

　　 大金湖区域属典型的丹霞地貌，丹山碧水，钟灵毓秀。这里的峰、峦、岩、石，造型灵异，且极有佛相佛缘。岩壑、崖壁上多有洞穴，洞中建有禅寺。工余之暇，慈航常怡情于奇岩怪石之中，朝礼“水上观音”、“如来佛祖”、“开心弥勒”，祷求佛的庇佑。逢年过节，则借住于山中的岩穴禅寺，在法音清梵、木鱼引磬、晨钟暮鼓中，追思逝去的至亲。由于命途多舛加上环境熏陶，青少年时代的慈航就已虔诚信仰佛教。

　　 18岁那年，慈航上山砍柴返回途中，突然间天上乌云翻滚，狂风呼啸，暴雨倾盆。紧接着一声炸雷，一道闪电，仿佛天崩地裂。慈航心一慌，脚一滑，竟从十多丈高的山崖上跌落，顿时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恍惚中见到弥勒佛祖笑呵呵地飘然而至，随后蹲下身来，亲昵地在他头上轻轻抚摸三下，接着闪过一道亮光，便消失了。慈航猛地从虚幻中惊醒，发现身上并无大的伤痛，而周边尽是被风雨摧残的断枝落叶。他触景生情，想起孤苦身世，不禁失声恸哭，于是萌发出尘之想。

　　 随后，慈航回到建宁老家，把祖屋托付给表哥，并逐家逐户辞别乡亲。表哥反对他出家，东挪西借凑合了40块银元要慈航立即娶妻结婚。慈航无奈地待了3天，最后瞒着表哥，带着40块银元悄然返回泰宁。

　　 第二天，慈航只身来到大金湖庆云寺，拜自忠和尚为师，披剃出家。这期间，他过着苦修苦行、亦禅亦农的艰苦生活。半年后，为了修学佛法并开阔眼界，他辞别庆云寺前往江西，在九江能仁寺受具足戒。这一年，恰巧是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由于辍学多年，学识不足，慈航很难看懂深奥的经书。于是他又转往常州、宁波、苏州、南京各寺院，刻苦补习儒书古文，淬厉奋发，精勤修学。随后，他来到扬州高旻寺，亲近天台宗巨擘谛闲大师，参学天台宗经典，并一度代理寺职。继而长驻安徽九华山，曾去禅宗名刹镇江金山寺，研习大定密源。后又去南京普照寺，跟随度厄老法师攻修净士宗教义，一住三年，净业大进。期间行脚遍及赣、浙、苏、皖诸地，并巡礼九华、天台、普陀等佛教名山。

　　 1924年，慈航在度厄老法师推荐下，来到南京正觉寺。应寺主的要求，为青年学僧开讲天台宗经典《法华经》。此时，年届不惑的慈航身材矮胖，笑脸迎人，嗓音响亮。演讲中，他思路清晰，引喻贴切，答析疑难，开解关节，甚得僧众的好评。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灾难中。慈航认为，佛教与社会大众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必须走出深山丛林，担当起救国救民的使命。他在谈及佛教与国家的关系时说：“国不治则不成国，国不救则同归于尽”，“我们今后应以佛教精神，辅助中山先生的救国大业，争自由，求平等，进大同”。

　　 1927年，慈航离开南京来到厦门南普陀寺，进入闽南佛学院深造。

　　 当时，一代高僧太虚大师出任南普陀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他先后提出推动佛教“三大革命”、实践“人间佛教”理想的口号，倡导“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强调弘扬佛教自我修持与普利众生的精神，以唯识思想净化人心，造福社会。

　　 在太虚大师悉心指导下，慈航系统学习了佛教经、律、论三藏典籍，深入研究法相唯识之学，同时潜心研读太虚的著述《法相唯识学》、《真现实论》、《起信论研究》、《教育新见》、《哲学正观》等。在导师谆谆教诲下，慈航学业精进，尽得太虚大师真传。

　　 太虚大师对慈航的为人及秉性十分了解，他曾指出：“你生性耿直，重感情，直心肠，这是可取的，但有时会感情用事，失之任性。这点切要记住。”

　　 有一次，慈航陪太虚大师在海滨漫步，太虚眺望茫茫大海，语重心长地说：“10年前，我曾应邀赴台讲学，所见所闻，感慨良多。台湾是中华国土，当年甲午战败，马关割台，随之沦为日据。今后若有机缘，你一定要争取赴台弘法。”

　　 1928年，太虚大师与圆瑛大师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太虚当选为会长。慈航专诚赶赴南京，旁听了此次盛会，并亲聆两位大师的教诲。之后，慈航来到常州，一度担任中国佛学会庶务。

　　 1929年，慈航法师应安徽安庆迎江寺竺庵法师之邀，出任该寺住持。他从兴办教育、培植僧材入手，创办了佛学研究部、僧伽训练班、义务夜校和国民学校，并亲自讲学授课。他礼聘贤能担任院务助理，整饬僧纪，建立规制，修茸殿宇，扩建道场，使寺院面貌为之一新。太虚大师闻讯后，去函深表赞许。

　　 在安庆过了一段时间，慈航法师萌生朝礼佛教名山、参访高僧大德的念头。他跋山涉水，周游四方，履痕遍及徽、苏、沪、浙、赣、闽、粤等地。一路遍参各宗，博览诸经，眼界和学识有了新的拓展。

　　 在太虚大师兼任住持的浙江奉化雪窦寺，慈航以弥勒法裔的身份，虔诚瞻礼弥勒佛祖的祖庭。他膜拜弥勒圣像，拜访寺内长老，参禅向道，广结法缘。

　　 慈航法师而后来到湖北，驻锡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该院是当时国内佛教界最高学府，师资雄厚，典藏宏富。他遍涉儒经释典，精研学术教理，写了数百条读经礼记，同时酝酿走出国门，把太虚大师倡导“人间佛教”的理念推向世界。

 

        讲经缅京 亲历国难

　　 1930年，慈航法师在香港弥陀精舍完成讲经任务后，辗转进入缅甸，驻锡仰光龙华寺，由此揭开了弘法东南亚10余年的序幕。

　　 缅甸是南传佛教三个主要国家之一，全国85—90%的人信仰小乘佛教。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社会，慈航入境随俗，从此改着小乘佛教黄色三衣，过着严格、清苦的原始佛教生活。为了打开局面，慈航法师在仰光办起了中国大乘佛教讲习班，自任讲师，开讲了《楞严经》、《法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心经》、《大乘起信论》等经论。他的演讲理路通透，深入浅出，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前来听经闻法的华侨、华人及缅籍信众越来越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慈航法师身在异域，心系国内抗日救亡运动。他以佛学演讲会为讲坛，揭露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赞颂英勇杀敌的前方军民。许多华侨、华人及其后裔，通过接受中国文化和佛教思想的熏陶，不仅不忘自己是中国人，而且开始关心祖国的命运，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做出各自的贡献。

　　 1932年，慈航得悉禅宗巨匠虚云大师在福州涌泉寺传授戒法，当即派遣未受具足的弟子回国受戒，同时参学禅宗教理，以期促进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1933年，慈航法师在仰光发起组织了中国佛学会，积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大乘佛法。在每周举办的演讲会上，慈航不仅带头演讲，而且勉励居士、信众们都要轮流登台。此时36岁的慈航，体态胖硕，笑容可掬，声音洪亮，仿佛弥勒再世。他讲起经来口若悬河，激动时手舞足蹈，神采飞扬。他待人热诚，直肠直肚，乐善好施，因此不论老少，都乐意亲近他。

　　他还亲自带领信众去释迦佛祖的故乡印度朝拜圣迹，宣讲释迦正法，勉励积极入世，藉以增加信众对大乘佛教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他年复一年的弘化下，信仰大乘佛教的华侨、华人及缅籍信众有了显著增加。

　　 在缅期间，慈航与各寺庙中国僧人关系密切，并与仰光大金塔妙善法师结为莫逆之交。事隔多年，妙善法师圆寂后出现全身舍利，一时轰动缅甸全国。慈航不忍看这一佛门国宝流落异国，于是重返仰光，亲自扶护妙善法身回国，奉安于镇江金山寺，时人称为“金山活佛。”

　　 1935年，慈航法师回到睽违多年的祖国。先是在香港、广州一带弘法，而后由厦门抵上海，然后溯江而上，途经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九江、武汉等地。一路上，慈航拜访各地佛门长老及故旧亲朋，在弘法会上直言对时局的看法，并参加各地举办的“护国息灾法会”，慷慨捐助佛教界的慈善事业。

　　 1936年，慈航从广州来到上海圆明讲堂，拜会了中国佛教会会长、一代僧楷圆瑛大师。在演讲会上，慈航法师激昂陈辞：“国难当头，僧人有责。每一位僧人都应该记住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的一句话——‘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其拳拳报国之心，灼然可见。

　　 随后，圆瑛大师邀请慈航一道观看上海僧侣救护队战地训练。面对情绪高昂、同仇敌忾的同侪，慈航壮怀激烈，大声疾呼：“我国现在正对日作殊死战，身为国民的每个人，都应该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为争取自由而战斗！”他接着说：“我虽不鼓励出家人当兵，去前线杀敌，但参加救护的行列，深入前线救死扶伤，这正是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

　　 1937年7月抗日军兴，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历经3个月惨烈血战，中国守军撤退，上海沦陷。

　　 面对祖国山河破碎、狼烟遍地的现状，慈航法师忧国、报国之心愈加热切。当时，慈航应常州中国佛学会之邀，正为当地僧侣、信众讲经，他期望藉此能安定惶然浮动的人心，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随着战火蔓延，沪宁一线人心惶惶，伤兵、难民不绝于途。在敌机空袭常州后，慈航法师询问身边8名外省籍僧青年如何应变，他们一致表示愿意跟随法师。于是，慈航负起保护僧青年的道义与责任，从常州经武昌到广州，最后辗转到了香港。一路上，慈航历尽艰险，倾尽所有，为这批素昧平生、一无所有的僧青年张罗食宿旅费，并沿途辅导功课。慈航这种爱护僧青年的精神，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是始终一贯的。

　　 1939年，圆瑛大师率弟子明旸等将远涉南洋，宣传全民抗战国策并募集抗战经费。慈航闻讯专程赶到上海送行，并表明自己今后将赴南洋弘法的意愿。圆瑛大师告诉慈航，他早年曾在南洋马六甲弘法，那里有不少同为闽籍的僧人。

　　 1940年元月，在陪都重庆，太虚大师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出访东南亚诸国。此行旨在促进双边佛教界的良性互动，宣传抗日救国、团结御侮国策，揭露日伪阴谋。慈航作为访问团成员，由香港抵仰光随团出访。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日本侵略者就通过日僧在东南亚各国散播谣言，诬陷中国政府毁灭佛教，因而引发中日战争，并称日本是为了挽救中国佛教，并非要灭亡中国等等，妄图蛊惑人心，孤立中国。当时在东南亚小乘佛教国家中，确有一部分人轻信谣言，对中国产生误会。

　　 针对这一现状，访问团一路上召开各种宣讲会，阐述中国抗日救亡、保护佛教的政策和事实，揭露日寇的暴行及狼子野心，呼吁东南亚国家伸张正义，支援中国抗战到底。

　　 在泰国曼谷顺兴宫，慈航法师身着南传佛教黄色袈裟，面对异国僧侣和信众，声若洪钟般怒吼：“日寇在中国不仅杀人放火，强奸掳掠，去年底还把我的恩师圆瑛大师投入监狱，罪名是‘抗日’！我们深知，欲兴佛教，必先救国。这是中国僧侣秉持释迦正法、救国护教、度利众生的神圣使命！”慈航法师义薄云天、荡气回肠的演说，感动了全场听众。

　　 访问团历时5个月，先后抵达仰光、新德里、科隆坡、新加坡、吉隆坡等地，与各地佛教界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在此基础上，相继成立了中缅、中印、中锡、中新、中马佛教文化协会，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功德圆满的国民外交。

　　 访问团回国时，征得太虚大师同意，慈航留在马来半岛，继续从事海外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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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临公子

布教南洋 声援抗战

　　 马来亚是伊期兰教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华侨、华人大多信奉佛教。抗战爆发后，闽粤两省有不少民众为避乱而移居南洋。

　　 1941年春夏，慈航法师驻锡槟城的宝誉寺与弘福寺，开始走上以兴办教育为经、以弘传佛法为纬的创业之路。他从实践中体会到，要把“人间佛教”的理念推向世界，关键在于改革佛学教育，造就一批有民族意识、德才兼备的新型弘法人才。

　　 当时，马来亚属英国殖民地，学校教育以英文为主，华文教育不被提倡。慈航法师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此以往，华侨、华人的后裔可能不识华文，甚至连华语也不会说了。因此决定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乘佛法予以感化，通过讲经说文来辅导信众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使之不忘自己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

　　为了筹资兴学，他广泛拜访槟城的华侨社团，深入华人社会，弘法教化，募集资金；同时走访当地各寺院，罗致人才，广结法缘。历经一年筚路蓝缕，终于办起了槟城菩提学院。办学之初，面临资金和招生不足的重重困难，慈航又四出游说募捐，后蒙华侨支持并通过贷款，才得以度过难关。他曾对当地侨绅说：“为了兴办菩提学院，即使沦为乞讨、丧命异国，也在所不惜。”

　　 在教学上，慈航法师制订了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教学大纲，自己编写教材，并承当主要教学任务。他要求招收来的100多名华侨、华人青少年，不仅要精通佛学、掌握华文华语，而且还要学习一般的世俗学，并能懂得英文。

　　 随后，他又联络各寺院，成立了槟城佛学会。在成立典礼会上，慈航法师报告了国内抗战新形势后，深情地说：“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是‘不忘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自己的本。人不一定要归根，但绝不能忘根。”正当此时，一场浩劫从天而降。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很快就攻占香港和东南亚各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尼相继沦陷。

　　 1942年1月，在一次日机空袭中，槟城有数所学校遭轰炸。慈航法师义愤填膺，率僧侣救护队火速赶往现场，冒死抢救伤亡学生。随后，他又为此举办慈善募捐活动。在他的勉励和感召下，不少南洋热血青年毅然回国参军参战。

　　 面对东南亚惨局，慈航法师既痛神州久为日寇侵踞，复悲客地又遭攻陷，翘首云天，新仇旧恨，无限愤慨。不久，日寇得知他曾是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成员，于是处处寻衅刁难。慈航愤而离开槟城，在新加坡闭关养晦，以读经排遣郁闷。

　　 数月后，他才抖擞精神回到槟城，联络各界善信，胼手胝足把菩提学院复办起来，同时奔走吉隆坡、怡保、马六甲等地，筹办成立各地佛学会事宜。

　　 1943年，慈航法师应各方邀请移居新加坡，驻锡洪福寺。他一边布教度生，一边筹资兴学，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星洲百姓不满日寇统治，受他感化而皈依三宝者日众。历经半年艰辛，他在灵峰创办了星洲菩提学院，并刊行《佛教人间》月刊。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消息传来，慈航法师欣喜若狂，他在灵峰山上了高呼：“阿弥陀佛，我们终于胜利了！”随后，他到槟城联合各寺院，在极乐寺隆重举行“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法会”，以胜利的喜讯告慰英灵。

　　 二战结束后，年届半百的慈航法师奔波星马各地，在新加坡灵峰和马来亚槟城各创办一所招收少儿的菩提学校，恢复并创建了星洲、雪洲、怡保、槟城、吉隆坡、马六甲佛学会。又在灵峰后面建立“法师寮”，资助国内青年法师前往修学。同时，为了改变佛教界内部门户隔阂，他协调各方，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他还创办《中国佛学》月刊，宣扬佛教改革的理想和主张。此时，他在星马地区遐迩闻名，各地信众都以一睹慈容为荣。慈航法师在南洋的辛勒耕耘，为战后星马两国的佛教教育、社会文化及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46年春，慈航法师在新加坡发起筹组世界佛教青年会，并将公开信和申请书寄到国内各佛学院。他在公开信中声称，当前佛教正处于衰危之秋，佛教界内部积重难返，呼吁有志向、有知识的僧青年团结起来，共同推动佛教救亡图存大业。不久，国内各省部分僧青年聚集南京，筹划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慈航闻讯后立即汇来一笔巨款，并附了一封激情洋溢的长信。后来，此举因未获国民党当局批准而胎死腹中。

　　 1947年3月，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圆寂。消息传到新加坡，慈航哀痛欲绝，随即在《中国佛学》刊出追念专号，并题写“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自励励人。而后，又刊行《中国佛教革命的呼声》小报，大量寄给国内各大寺院和佛学院。该报立论尖锐激进，广引争议，毁誉不一，国内佛门多予封禁。

　　 时过不久，在马来亚槟城极乐寺，圆瑛大师传付法脉于慈航，为曹洞宗第47世。

咸临公子

弘化台湾 身陷囹圄

　　 1948年10月，慈航法师接台湾中坜圆光寺住持妙果来函，邀请他赴台主持该寺的台湾佛学院。鉴于台湾光复不久即爆发“二二八”起义，以及当时海峡两岸的大背景，慈航思前想后，犹豫再三。后在对方请人当面缠邀下，终于束装就道。

　　 途次厦门时，慈航法师深情朝礼南普陀寺。在太虚大师纪念堂前，他百感交集，涕泪纵横，长跪不起。随后，他把南洋弟子及信众给与的大笔供养，拿出一半捐给闽南佛学院，另一半捐给寺里慈善部门，托付设斋棚赈济饥民。结果他渡海抵高雄码头时，竟然身无分文。

　　 圆光寺地处桃园中坜的偏僻乡村，是一座仅有数十间破旧平房的小寺院。当时既无师资，又无设施，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尽管如此，慈航法师依然没日没夜地忙碌起来。第一期勉强招收了三四十人，有男有女，程度不一，其中10名是曾在大陆佛学院就读的僧青年。开办初期，慈航一人唱独角戏，终日忙得不可开交。到了渐上轨道之后，慈航曾应邀到台北、基隆各寺院弘法。

　　 1949年，国民党当局节节败退台湾，随之颁发“戒严令”，宣布台湾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对内对外实行全面戒严。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这期间，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批接一批仓皇逃台，一些在大陆佛学院就读的青年学僧，风闻慈航法师在台办学，也在战乱与迷失中渡海去台。上岸后，他们举目无亲，四处流浪，备尝凄风苦雨。

　　 生性豪爽、心地善良的慈航法师，不忍看大陆学僧流离失所，于是不避凶险，挺身而出，将20多名大陆学僧收容在佛学院就读。此举引起妙果的惊慌和不满，以经费困难为由，逼慈航带大陆学僧离去。双方经激烈谈判，妙果最终同意留下10人，其余由慈航带走。

　　 慈航法师带着10多人辗转颠沛于各寺院，东乞西讨，祈求收容，但都遭到拒绝。后来他以帮助办佛学院作为交换条件，才把大陆学僧分别安置在基隆和苗栗的两家寺院中。

　　 1949年夏，台湾岛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此时，三家寺院都向慈航法师正式提出：因经费困难，难以供养，决定不办佛学院。慈航悲愤交集，不能自抑，在圆光寺佛学院举行结业仪式上，他在致词中先是狂笑三声，而后突然恸哭失声。在座大陆学僧顿时个个哭成泪人，连周围僧众也暗自拭泪。

　　 第二天，慈航法师找妙果交涉，要他兑现当初诺言，把结业的20名大陆学僧全部留下。双方迭经争论，妙果不得不同意遴选10名留在圆光寺。

　　 随后，慈航法师带着20多名师生浪迹四方，几经周折，终于在新竹灵隐寺得以落脚，并办起了佛学院。不料不出一个月，便祸从天降。一天，新竹警察局突然将慈航及13名大陆学僧逮捕，并连夜秘密押往台北市警察局刑警总队。

　　 在审讯中，慈航被诬为“涉嫌匪谍案罪”。此时，慈航法师临危不惧，临难不苟。他双目微闭，一言不发，借三昧定力之功，摄心入静，一心念佛。关入牢房后，他泰然自若，每天照样为学僧讲经授课。

　　 这期间，台湾警备司令部会同各地警局，到处追捕大陆僧青年，社会上盛传“中共间谍冒充僧人混入台湾”。此时，原先留在圆光寺的10名大陆学僧也全部被捕，岛内各寺院风声鹤唳，一夕数惊。

　　 慈航法师被捕的消息传开后，他的3位僧俗道友随即展开营救，其中一位身为国大代表的居士，曾当面向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请求放人，陈诚却以“当依法处理”拒之。万般无奈下，他们转往孙立人官邸求救。

　　 孙立人是抗日名将，原新一军军长，时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其夫人张晶英法名清扬女居士，笃信佛教，是台湾佛教界上层名人，与慈航有过交往。

　　 第二天，张晶英就去台北警局说项。警方看在孙立人夫妇分上，加上也有数位民意代表联名担保，于是在关押18天后，由张晶英将慈航保释出狱。

　　 慈航法师出狱后曾四处漂泊，后被台北汐止静修院住持请去，每日为比丘尼讲解佛经。这时，有人劝他换掉南传黄色僧服，改穿俗服，以免引人侧目，他凛然道：“头可以断，僧服决不能脱！”

　　 慈航法师衔冤入狱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后，他的第子们纷纷来信劝他离台返星，不仅汇来款项，甚至寄来机票。慈航当场撕掉机票，将款项悉数交给静修院购买经书和教学用品。他回信给弟子们说：“我已老了，死也不足惜，但我不忍心一人跑走，而让僧青年一辈子负罪受苦……”

　　 慈航法师在静修院时，常有大陆僧青年悄悄前来探望。台北警局发现后，三次出警缉捕，好在尼众机敏掩护，得以逃过劫难。后在静修院住持三番五次苦苦劝说下，慈航终于躲进深山老林中的洞穴，过着野人穴居般的生活。

　　 到了1949年冬，国民党当局最终确认“僧难”是一桩错案后，慈航法师才下山回到汐止静修院，被关押的大陆僧青年才陆续被释放。这批僧青年在慈航圆寂后，大多离开台湾去往欧美或南洋，各自弘化一方，卓有建树。

咸临公子

乡愁萦梦 修成金身

　　1950年春，汐止静修院住持在院后的秀峰山麓，为慈航法师修建了弥勒内院，此时，他才有了比较稳定的居所和道场。慈航在其中设立太虚大师纪念堂，继续展开僧侣教育工作。他曾对弟子们讲：“我一生奉行‘三无主义’：无地位，无寺庙，无金钱。来也空空，去也空空。”

　　这期间，从狱中释放及散居各地的二三十名大陆僧青年又回到他身边，这是慈航法师精神最愉快的时期。他先后创办了弥勒内院佛学研究院和静修院女众佛学院，并开设英语课程。他精力充沛，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上午在弥勒内院为僧青年授课，下午到静修院为比丘尼讲经，还要接待前来闻法问法的居士和信众。他急公尚义，襟怀坦荡，待人以诚，诲人不倦，在台湾佛教界道誉日隆。

　　随后，慈航法师应各方邀请，举行环岛弘法活动。他以弘扬“人间佛教”理想为主旨，净化人心，度利众生；同时高树正法旗帜，倡导正信，反对迷信。他在回答信众提问时说：“举凡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兴衰，物质固然有莫大关系，而全体人民的精神与道德，才是国家的灵魂。”此行途径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宜兰等地，一路上听众如潮，法缘极盛，在台湾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此时，一些在慈航法师危难时刻毁谤中伤、甚至落井下石的佛门中人，竟然纷纷前来移尊就教，极尽逢迎拉拢之能事。慈航的弟子们对此忿忿不平，而他却以德报怨，总是以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包容心，善待这些同门中人。

　　在僧尼教育和弘法活动中，慈航法师十分重视民族主义精神的宣传。他深知，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给台湾同胞造成了巨大伤害。为了消弭日本佛教对台湾的影响，他坚定贯彻太虚大师的僧教育思想，弘传中国佛教文化的精华，坚持中国佛教的律仪制度，以此慢慢影响台湾僧俗大众，使之摆脱日本佛教的律仪和习俗，回归中国大乘佛教的传统。

　　为了肃清“皇民化”教育的遗毒，他要求那些只会讲日语的僧尼和信众，都要学会普通话和中国文字。他重视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褒扬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所展现的民族大义和国家大义，宣讲中国佛教爱国护教的优良传统，阐析“人间佛教”的思想内涵，藉以唤起台湾同胞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记忆。

　　1952年，慈航法师为了完成最后几部著述，决定摒除琐务，闭关写作。但在此期间，他依然每天通过关房的窗口，为僧尼讲课5小时。

　　晚年的慈航法师，似乎已抖落历史的烟尘，超脱人世的恩怨，而安身立命于天人合一的宁静中。20多年浪迹海角、饱经忧患的飘泊岁月，使他思乡怀亲之情愈加浓烈。神州的名山古寺、江南的杏花春雨、故乡的丹山碧水、师生的深情厚谊、祖庭的如烟往事，时时萦绕在他的梦怀中。

　　1950年，慈航法师曾对入室弟子律航说：“我离开南洋之前，原打算直接回闽北家乡，买块坟地，然后在附近三个县，传布佛法，将来造成一个佛教区域。这次来台湾，只是因利乘便，作一桥梁罢了。”又曾对弟子星云说：“我的祖庭在闽北泰宁，那里山灵水秀，佛缘隆盛。今后，我要带你们到福建家乡看看……”其殷殷桑梓情，溢于言表。

　　1953年，慈航从香港弟子来电中惊悉圆瑛大师圆寂，顿时悲痛不已，含泪写下《风雨声中悼我师》一文。同时抱病联络各方，在台北十普寺召开追悼大会。他难掩悲戚地对入室弟子自立说：“两岸海天阻绝，骨肉离散，这里中华国族的最大不幸……今生今世，我唯一的心愿是祈盼返回大陆，寻根谒祖，祭拜恩师，聊报法乳之恩于万一。”

　　是年冬，慈航法师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对入室弟子印海、严持等说：“我已老病，今生返回大陆已无可能。但愿入寂后，将来能有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一天。”继而又说：“我旧舍(指肉身)已坏，要换新舍，明年二三月不走，最迟三四月就要走。”不料一语成忏。

　　1954年5月6日，慈航法师因突发脑溢血入寂，世寿60。

　　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老人于右任惊悉慈航法师圆寂，当即挥毫题写“光明自在”四个大字，派人送到弥勒内院以示志哀。

　　慈航法师寂后跏趺坐缸，全身不僵，面目如生，俨然老僧入定。弟子们遵其遗嘱，葬于弥勒内院后山墓塔。

　　1959年，弟子们开缸检视，惊见全身不坏，五官分明，四肢不僵，两手下垂，双腿盘坐，皮肤呈半透明棕色。肉身因水分蒸发，显得瘦削。更令人称奇的是，原先剃光的须发竟长出半寸多。此事经报章刊布后，轰动台湾内外，每日观瞻人潮络绎不绝。后来，弟子们将其肉身装金，迎归弥勒内院安座，成为台湾佛教史上第一尊保存肉身不朽、留下全身舍利的菩萨。

　　慈航法师生前对身后事似乎早有预知。在圆寂前半个月，他曾给至交道友林希岳居士（笔者按：林希岳系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孙）寄去一封短信，其中写道：“我要做一出好看的戏，使人人都叫好！”之前，他在遗嘱里写道：“遗体不用棺木，不用火化，用大缸跏趺盘坐于后山，三年后开缸，如散坏则照样不动藏于土，如全身装金入塔院。”入葬后，主事者原拟1957年开缸，后因故延宕至1959年。

　　纵观慈航法师一生，积极致力于佛教改革与僧伽教育，践行“人间佛教”理想，努力把佛教推向社会，推向世界。他修持弥勒法门，学承太虚大师，法接圆瑛大师，专于唯识学。他主张跟随时代潮流，以发展文化、举办教育、推动慈善作为佛教发展的三大要务。他长期在东南亚地区弘传佛法、兴办教育、团结华侨、支援抗战，增进了我国与该地区之间的佛教交流与民间往来，以及正义事业与侨务工作的拓展。晚年羁身台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两岸佛教交流、保存并传承佛教薪火、消除日据时期思想遗毒，作出了拓荒性的贡献。

　　慈航法师圆寂后，弟子们组建了慈航法师永久纪念会，整理遗稿，印行《慈航法师全集》。全书共120多万言，分上中下3册，内容共5篇，分别为：《相宗十讲》、《大乘起信论讲话》、《十二门论讲话》、《成唯识论讲话》、《菩提心影》。
　　　　
　　2007年6月28日
　　（本文作者叶崇正为福建日报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