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甲

中国古代国号考（一）清
国号，即国家的称号，或一个朝代的名称。 国家或朝代创建者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国号。 《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历代国号来源颇有考究，牧一一述之。
　　首先是清，传说当年努尔哈赤落难，骑着一匹大青马逃难，后边清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下追赶他。马跑得太累了，这个大青马就累死了。努尔哈赤非常伤心，就对这个大青马说，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我这国号就叫“大青”，这个“青”和“清”是谐音了.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故事纯属传奇。
　　实际上满族人的祖先女真贵族曾建立“金”国，清朝的前身是“后金”（金政权的后继），姓氏“爱新觉罗”的意义是“金”。清皇太极改“大金”为“清”，是因为“清”用水作偏旁，而“明”字含火义，以清代明，犹如水灭火。因此推测是皇太极是利用迷信为自己夺取全国政权造舆论。
　　史学界一直认为，五行学的创始人是孟子，而易学界则认为五行学说是与阴阳学说同步产生的。一般认为五行：一曰水、二曰木、三曰火、四曰土、五曰金，它们之间相克相生。即“顺次相生，隔一相克”，水生木，而克火，依次类推。古人认为：水能够灭火，火能够熔化金属，金属制品能够砍伐树木，树木的根能够穿透土壤，土壤能够吸收水份使之消失。又认为：水能够滋润树木，木能够燃烧产生火，火能使燃烧的东西变成灰土，土里面能找到金属矿物，寒冷的金属表面润泽能够产生露水，金属溶化后会变成液体。
　　清朝原为金国，而明朝之“明”属火，火克金，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得大败，“焕”字也属火。后女真族改“满族”，金国改大清国，“满清”二字均属三点水，水克火（明），最后灭掉明。
　　从颜色和方位来看，也和五行对应，有五色五位之说。认为水属黑（北）、木属青（东）、火属赤（南）、土属黄（中），金属白（西）。同事们去北京，仔细观察故宫。宫墙、殿柱用红色，红属火，属光明正大。屋顶用黄色，黄属土，属中央，皇帝必居中。皇宫东部屋顶用青色（绿），属东方木绿，属春，皇子居东部。文渊阁用黑瓦，黑墙，黑为水，可克火，利于藏书。天安门至端门不栽树，意为南方属火，不宜加木，木生火在此不利于木结构的防灾。
　　　满族及其先世曾建立过三个著名的国家政权：渤海国、大金国和大清国。关于渤海国和大金国的国号来源，史有记载，结论确凿，无可置疑。渤海国原称震国。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震国王之名源自其父乞乞仲象拒受的唐朝所封的“震国公”。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大祚荣接受唐封渤海郡王等号，从此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 关于大金国号来源，阿骨打（aguda）在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即皇帝位时对群臣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大金之“金”乃女真语aisin的意译。而对于大清国号的来源及含义，《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宗实录》等官书均未作任何记载，只是后人有种种猜测而已。
　　一、大清的词源：蒙古语daicing
　　关于大清国的“大清”的诸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有的人从文义上释“清”为“扫清廓清”之义；（二）有的说，清，青也。青为北方信奉萨满教诸族所崇尚，满洲（指满族）也是笃信萨满的，故取“清”为号。（三）有人认为，明朝为火德，清为水德，以水尅火，故名。（四）金梁则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金启孮认为：“‘清’应是‘明’的同义词，有与‘明’比美之意。从太宗改元‘崇德’，可为旁证；‘崇德’与‘崇祯’亦有比美之意，此必出于汉大臣之谋划，非出于满洲语文之音近也。”这些观点基本上是从汉语角度来解释的，又多把“大清”转换为“清”再予以分析的。既然清朝官书没有记载“大清”之事，说明它不是文馆的巴克什、举人们承拟的，因为他们的建议一般记录在册。推测“大清”国号实源自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代青”（daicing），其蒙古语的正式写法应为daicin。根据如下：
　　第一，“大清”与“代青”的写法、发音相同。
　　“大清”的满文为daicing，不写作dacing；读为“代青”，不读“大青”。“大清”之“大”字应读为“大”的古音，如大夫、大王之“大”字读法。“代青”在蒙古文中写daicin，又作daicing，该词借入满文中，与“大清”的无圈点满文的写法相同；变为加圈点满文后，则与“大清”的有圈点满文写法相同。另外，大元（daiyuwan）与大明（daiming），二者虽有时亦连写，但依历史资料，皆为汉语合成词，为偏正词组，并不是固定的单纯词，简称为“元”、“明”以后，仍然有意义。而“大清”则不同了，其满文为连写（daicing），而不是分开书写的，即如dai cing，也不是da cing。这表明 “大清”不是由独立的“大”字和 “清”字组成的汉语合成词，而是一个音译而来的外来词。故 “大清”源自汉语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第二，“代青”是后金国女真贵族非常熟识的一个蒙古语词，并用于贵族赐号之中，而多尔衮的赐号中“代青”的消失，正是移作国号的一个最有利的证据。
　　自元朝经营东北以后，东北女真人开始了蒙古化，做元朝土官，用蒙古语起名字，史见不绝。努尔哈赤（nurhaci）、皇太极（hong taiji）也非常熟悉和亲近蒙古语言文化。明末后金之时，努尔哈赤、舒尔哈齐（šurhaci）就与蒙古通婚。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部联军败于癸巳大战后，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等与努尔哈赤“结盟修好”，壬子年（1612年）和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分别娶明安贝勒之女和宾图王孔果尔之女为侧福晋，开始满蒙联姻。皇太极遵循父汗努尔哈赤的遗愿，继续加强满蒙军事联盟，满蒙上层贵族间的婚姻关系进一步扩展，不但皇太极多娶蒙古女子为妻室，其兄弟子侄等王公贝勒也多纳蒙古女子为王妃。还有不少皇室格格远嫁蒙古草原。皇太极的中宫孝端文皇后（哲哲）、庄妃（后称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宸妃（海兰珠）都是蒙古科尔沁人，博尔济吉特氏，他的西宫大福晋、贵妃（娜木钟）为阿巴该部人，博尔济吉特氏，东宫侧福晋、淑妃（璪）为阿巴该部人，巴特玛氏。后来他与孝庄文皇后所生的儿子福临（fulin）当了皇帝（顺治帝），又娶科尔沁女子为妻，是为孝惠章皇后。蒙古诸部中，科尔沁人与清朝的关系最为密切。
　　努尔哈赤的尊号及其设立的政府官职名称，有的就用蒙古语称之。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自称sure beile（淑勒贝勒，或译聪睿贝勒）。三十四年十二月，五部喀尔喀蒙古恩格德尔台吉等把kundulen han（昆都仑汗，或译恭敬汗）尊号奉献给努尔哈赤。kundulen这一尊号即为蒙古语。1615年，努尔哈赤为强化国家政权，设置了“理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 都堂，满文作“jargūci”（扎尔固齐），即司法大臣。jargūci 实即蒙古语借词。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赐号为达尔汗巴图鲁（蒙古语，“荣誉的”“勇士”），三弟雅尔哈齐事迹不详，异母弟巴雅喇，赐号为卓里克图（即“果敢”之意，译为“笃义”），另一异母弟穆尔哈齐，赐号为青巴图鲁（即“忠诚的勇士”，译为“诚毅”）。
　　努尔哈赤还用蒙古语给儿子、外孙起名。皇太极及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人之名就是蒙古语。舒尔哈齐之女孙带格格与蒙古喀尔喀五部之一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enggeder，博尔济吉特氏）所生之子名额尔克代青（erke daicing），此名即是努尔哈赤给起的。天命七年四月初六，孙带格格请伯父努尔哈赤为其子命名，努尔哈赤便给外孙起了“额尔克代青”这个蒙古语名字。
　　皇太极曾用蒙古语赐予多尔衮、多铎美号。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清太宗征讨蒙古察哈尔之多罗特部，获得胜利，三月戊辰（初七日）还都盛京（今沈阳），于途中举行大宴。太宗说，蒙天眷佑，二幼弟随征异国，俘获凯旋，宜赐以美号。于是赐予多尔衮贝勒“墨里根岱青”（mergen daicing）之号，赐予多铎“厄里克出呼里”（erke cuhur）之号.

　　从努尔哈赤为孙带格格的儿子起的蒙古语名字、皇太极赐给多尔衮的蒙古语美号来看，后金国的两位汗王对蒙古语及代青这一词汇是非常熟悉的。代青（daicing），为蒙古贵族中常见的称号，如与后金结盟和好的喀尔喀五部贝勒中就有奥巴代青（ooba daicing）、莽古尔泰代青（manggultai daicing）、扎鲁特部贝勒巴雅尔图代青（bayartu daicing）。可见，代青既是蒙古族贵族经常使用的贵族称号，也是女真贵族喜欢借用的蒙古语词汇，其用法与蒙古族贵族是一样的。
　　多尔衮的“墨尔根代青”这一美号，一直使用到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二十三日封亲王为止。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去汗位，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不再称金国、满洲国），建元崇德。二十三日，皇太极“论功封子侄”，册封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14](P1440) 和硕睿亲王的满文为hošo i mergen cin wang。至此，多尔衮的原来赐号“墨尔根代青”（mergen daicing）在新爵位中只保留了“墨尔根”（mergen，汉译为“睿”）一词，“代青”一词不见了。从“大清”成立到多尔衮赐号中少了“代青”，前后相距不过12天。这不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这正是破解 “大清”国号来源的关键所在。我认为，“代青”一词不再用于封爵号，除了图简明之外，主要是因为“代青”一词已移做了国号，故不可以再用做爵号来封赐贵族了。
　　第三，满洲国（后金）改元崇德，易名“大清”，是在得到大元玉玺之后，皇太极此时即皇帝位，意在承继大元之大统，做满蒙汉共主。这从皇太极即皇帝位的时间和过程即可略见一斑。
　　皇太极即大金国汗时，是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的推举而来的，其时女真仅大部统一，只有少部分蒙古人归服，明辽东尚未全部纳入版图，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尚未单设，女真人、汉人、蒙古人皆隶于八旗之内，继位的皇太极只能算是女真国汗，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改民族名诸申（女真）为满洲后，成为满洲国汗。其政权地位的改变，是与元玉玺的获得直接相连的。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末，皇太极任命其弟多尔衮和侄儿岳托、萨哈廉、长子豪格为统兵大将，率精骑一万，专程往黄河以西寻找林丹汗之子额哲。三月末，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率1500户归降。四月二十日，林丹汗的继承人额哲率1000户归降，并向多尔衮献上历代传国玉玺。据说，此宝自汉代传到元朝，元顺帝退回草原死后，玉玺失落，二百余年后才被发现，复归元裔博硕克图汗，后被林丹汗夺走。皇太极庄严接受这一意外获得的历代传国玉玺。传国玉玺在封建社会是全中国正统皇帝的象征。在皇太极和诸贝勒看来，传国玉玺落入后金之手，意味着“天命”归金，上天已经允许皇太极做天下命世之君了。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做出了决议，遣弘文院的希福、刚林、秘书院的罗硕、礼部的启心郎祁充额代表他们给皇太极上尊号：“今察哈尔汗之太子及部众悉降，又获历代帝王争夺之玉玺，天助我国之象实可见矣。今请仰体天眷，早定尊号。”皇太极担心诸贝勒“心怀嫉妒”，明言谢绝。诸贝勒大臣反复上奏，皇太极仍不同意。其侄礼部承政萨哈廉看透其心事，便再派上述四位官员向皇太极报告：“请诸贝勒发誓各修其身，汗当受尊号。玉玺既得，各部皆服，此诚天意也。不知天眷，拒受尊号，恐反为天见责也。”皇太极这才表示可以考虑接受尊号，不过还要征求汉官们的意见。齐集而来的汉官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梁正大、齐国儒、杨方兴等也劝说皇太极顺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第二天，诸贝勒都写出了自己的誓词，送太宗审阅，十二月二十八日，代善、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豪格诸贝勒都先后宣读了修改后的誓词（萨哈廉因病免誓），然后举火烧毁。恰逢此时赶到盛京的外藩漠南蒙古诸贝勒，也要求皇太极上尊号，于是满蒙诸贝勒联合恳求皇太极即皇帝位。皇太极认为，朝鲜国王作为兄弟，应与他共议，外藩诸贝勒没有来的也要知道。 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二十二日，外藩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齐聚盛京，联合请求皇太极上尊号。这表明漠南蒙古各部“承认皇太极继承蒙古大汗位”。几天后，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各率所属官员请上尊号。崇德元年四月，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王公上皇太极“博格达彻臣汗”号。其意谓“宽温仁圣汗”。蒙古族学者认为，这“标志着漠南蒙古诸部尊皇太极为蒙古的大汗，全部归顺后金”。 四月五日，内外诸贝勒、满洲、蒙古、汉军百余人联合请上尊号。其中，多尔衮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奥巴之子）代表蒙古捧蒙古字表文，孔有德代表汉官捧汉字表文，分别率群臣跪读表文。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登皇帝位，不但得到满洲国中的满蒙汉三族封建主的同意，也得到了外藩蒙古的承认。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是皇太极即皇帝位的吉日。满洲国的诸贝勒、大臣和百官，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名贝勒，以及朝鲜的两名使臣都参加了庆典。在庆典中，读祝官诵读的祝文是：“惟丙子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感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以眇躬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冰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循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在举行“受尊号”礼中，多尔衮与科尔沁贝勒巴达礼、多铎与豪格双双从左边班列中站出；与此同时，岳托与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杜度与孔有德双双从右边班列中站出，他们每两人合捧一枚皇帝御用之宝，跪献皇太极。他们以满洲、蒙古、汉代表的身份，把象征着皇帝权威的御用之宝交给皇太极。这表明已把多民族国家的最高权力授予了他，完全承认皇太极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从皇太极即皇帝位的缘由和过程看，皇太极作为大清国的大汗，并不是自封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愿或并不主动提出当大汗，而是同蒙古由各部推举大汗一样，也是由满洲各贝勒和大臣、蒙古各贝勒、汉军三王和汉军大臣、并不十分情愿的朝鲜国王共同推举产生的。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大汗，不是汉族式的皇帝，而是类似于部落联盟推举出来的大酋长、联邦中的总统、联军中的最高统帅。皇太极是在多尔衮获得元玉玺以后才改国号为“大清”的，他想当的是一个代表满蒙汉三大民族的大中国的皇帝，由于当时的明国的地盘仅有辽东并入满洲国的版图，他承继的蒙古汗国的汗统，此时成立的大清实为由满洲国扩大而成的满蒙之国。为了联合蒙古，熟悉蒙古文化的皇太极作为满蒙之主，很可能以蒙古语作为他的新国号。1998年，前全美亚洲学会会长伊芙林·罗斯基在她的《最后的皇帝：清朝机构的社会史》一书提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主要不是汉化，而是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中亚诸多非汉民族的支持，从这点上说来，满族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并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认为，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很多东西而本身还是保留了诸多自己的特点，清朝与中国并非同义词。清朝一贯标榜和明朝“向为与国”，入关是受吴三桂的邀请，为明朝“报君父之仇”，是从李自成农民军手中取得政权的。也就是说，早年的大清并非直接承明大统，其所继承的应为源于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大元汗统。因此，以蒙古语称呼新国家是适宜的。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还认为大清并非承继明之大统。至乾隆中期时，乾隆帝才提出大清承继明之大统。这离大清国号的最初确立，已经过去了一百几十年。
　　第四，“清”与“金”并非一音之转，“大金”改易为“满洲国”，“满洲国”才改易为“大清”，故认为皇太极改国号是为了泯灭汉人对“金”（前金）的仇怨的传统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金梁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他说：“抚近门款识汉文之大金，满文却即系后来通用之大清。因知太祖称国号为金，至太宗改号清，不过改汉字之写法。其实满人读金、清同音，改号乃改汉并不改满，汉文之大金，称至崇德元年四月以前为止，满文之大金，终清世未有异也。”《清代全史》作者也附和说：大清为大金近音字。太宗之所以坚持更定国号，是因为金曾激起汉族人民的仇怨太深，不称金可以减少他们对清朝继续扩张势力的阻挠。再则，这是太宗已定下入主中原之策，原来的金朝最多统治半个中国，太宗要建立全中国的一统天下，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更定国号为大清，它是太宗重定国号的又一动机。
　　我认为，上述说法难以成立：
　　其一，“大清”不是汉文“大金”的一音之转。因为汉文的“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不一样，满文“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也不一样。大金的满文为aisin gurun。韩儒林说：“建州努尔哈赤崛起时，称金国曰Ayisin Gurun，自建国号曰大金或后金，其满文原文亦用Ayisin Gurun。观于天聪四年（一六三四年）《辽阳莲花寺大金喇马法师记》‘大金’二字满文做Ayisin Gurun，可以知矣。”达海（dahai）及额尔德尼（erdeni）等译《金史》的满文为：Aisin Gurun i Suduri (九册，1644)，Aisin Gurun即为“金”的满文。另据辞书，大清的满文为amba daicing gurun。
　　其二，皇太极对满语等满族文化情有独钟，不愿放弃，故很难推想他会以汉语命名其国家。通过学习北方民族史，皇太极发现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进入中原后，都逐渐失去本民族的语言、服饰和骑射本领，变成了汉人，明确主张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曾下令“事不忘初”，将其统治下的后金官名、城邑名一律改成满语。 时隔仅两年，他用汉语来命名其新政权的可能性不大，而用满语的可能性较大，但满语中又无daicing这一固有词汇，只有蒙古语借词daicing。所以，大清国号，实源自蒙古语。
　　其三，皇太极从未否认自己与完颜金朝女真人的联系。有关皇太极否认后金女真人与前金女真人的联系的论点，是对皇太极下述原话的误解。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率兵攻打锦州，致书明将祖大寿：“尔国（指明朝）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尔明主（指明朝皇帝）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对此，有人认为，宋代深受金国的祸乱，汉人对女真人积怨很深。为避免汉人对女真的疑虑，从清太宗以后，清朝都矢口否认自己与宋代女真人的联系。这里的理解有误。实际上，皇太极讲的意思是，作为后金之主，他属于爱新觉罗家族，不是前金皇帝完颜氏的后代，他们不属于一个家族，明朝皇帝朱氏家族与宋朝皇帝赵氏家族也不属于一个家族，朱氏皇帝不是赵氏的后裔。皇太极并不是说前金女真人与后金女真人、宋代汉人与明代汉人不是一个民族，他没有谈民族归属问题。家族与民族是两回事，不可混淆。因此，上述皇太极之话不能作为皇太极更改国号的目的在于避汉人积怨的依据，其更改国号必是另有他因。
　　其四，皇太极定大清国号的前一年，他的国家已不再称大金了，而称满洲国。他更改族名，即起用原部落名满洲取代诸申（女真），与此同时，也就把大金改为满洲国了。他这时已不再是大金国汗，而是满洲国汗了，在崇德元年的称帝仪式中，读祝官的祝文中使用的便是“满洲国皇帝”。日本满学家神田信夫在《满洲（Manju）国号考》里指出,《满文老档》中第一次出现“女直Manju (满洲) 国Sure Kunduren Han （淑勒昆都仑汗）” 是在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查阅《旧满洲档》的荒字档，“女直”二字乃后来插入行间添加上去的，“Manju国”几字却是原来写就的，字体为无圈点满文，当在天聪六年有圈点满文创制之前。由此证明，至少在书写荒字档时，已称万历四十一年的努尔哈赤国为Manju (满洲) 。努尔哈赤是以Manju (满洲)国统一了建州女真。直到改国号为大清之前，原来的满洲语国名应是Manju，只是针对明和朝鲜时称Aisin国。这表明，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概念的外延小于女真，他并不满足于女真满洲国，而要统一女真各部，把满洲国扩大为女真国，即大金，做统一的女真国汗，即金国汗。他的儿子皇太极所处时代与其父不同了。统一的女真国已经建立起来了，又有了辽东大部分土地，他先是放弃女真国即后金国的称号，径称满洲国，后来又改为包含满蒙汉三族人民在内的大清国。欲把国家建大的心理，父子二人是共同的，但就心理情感而言，皇太极比其父努尔哈赤更多了份寻根意识及发扬传统的愿望，其表现就是重视本民族的部落名称和传说，并用满洲替代通用已久的民族名称——女真，取消内外公知的国名——大金，恢复古老的满洲之号。把满洲国改建为大清国，这表明他是承元而来的中国大皇帝（或蒙古大汗）了。从天聪九年十一月至十年四月改元，满洲国之号虽只用了不到半年，但它说明，大清国号的起用，并非是取代大金之号，而是取代满洲国之号。由此，所有关于立大清之号是为了避汉人积怨之说，都是没有根据的。
　　二、大清的含义：卓越或善战
　　既然“大清”源自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代青”，那么作为国号的“代青”到底为何义呢？从各种蒙文词典及各种论著中的解释来看，“代青”的含义颇多。
　　在蒙古语中，“代青”有“（1）卓越，善战，先锋；（2）光荣，艰巨”之义。 或谓（1）善战的，能征善战的；（2）战斗的。或谓“（1）战斗的，（2）尚武的，（3）善战的。”可见，“代青”有“卓越，善战，能征善战的，尚武的，战斗的，先锋”之意，以及“光荣，艰巨 ”等义。
　　郑天挺于《清史探微》中称：“墨勒根于满语本为善射者之称，引申为聪明之义，代青daicin则蒙古语‘统率者’也。”周远廉也认为：“多尔衮号为墨尔根代青，就是聪明的统帅之意。”薄音湖称：“所谓岱青——大成，是明代蒙古封建主中常见的称号，或谓汉语大臣的意思，或谓Daicing 即战士之意。”
　　蒙语中daicin又作daicing，daicin与daicing的意思相同。双山博士认为，从蒙古语构词上看，daicin的词根为dain，意为战争，在古代蒙古语里还有“敌人”之意。dain+ci（-ci有“喜欢……”的意思），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种词性：好战的；勇士。daici的复数形式为dain+cin，即daicin，在人名中或指人时，当名词用；作修饰词时，为形容词。daicin的复数意义后来消失了。在蒙古语里，-n和-ng可以互换，故daicin即为daicing，daicin之意亦即daicing之意。[6] 在墨尔根代青、额尔克代青中，代青为名词，其义为勇士、战士，或统率者。在大清国一词中，大清（即代青）可能是名词，也可能是形容词。作为名词，大清之意应与上述称号中的代青词义相同，为勇士、战士，或统帅者之义；作为形容词，其义应为“卓越”、“善战”，大清国之意即是“上国”（即“至高无上之国”）、“善战之国”。大清作为名词或形容词，其词虽异，其义实相通。
　　综上所述，“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也不是满语固有词，可能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词，即daicing，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即“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

用甲

中国古代国号考（二）明
　　
　　一般以为明太祖朱元璋是继承郭子兴的元末起义军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白莲教。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元，所以又称“光明教”，其首领韩山童自称“明王”（其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曾为小明王左副元帅）。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国号便称“明”。
　　　明朝它的国号叫做“大明”，这个“大明”显然和小明王有很大关系。因为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最初是参加了红巾军的起义，红巾军他们奉的主是小明王韩林儿。后来他们又建了“大明”，这两个“明”是一个“明”，所以“大明”的“明”来源于小明王的“明”。
　　那么小明王的“明”又从哪里来的？小明王的“明”来源于明教。明教也叫做“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的时候一个叫做摩尼的波斯人创立的。明教吸收了佛教、祆教、基督教的教义因素，它的经典有《二际三宗经》，宣传的是黑暗要被光明战胜，最后光明战胜了，大家就众生脱离苦海。明教是在唐朝武则天延载年间，传到中国来以后明教的发展经历了很漫长的时期，但是一直神神秘秘，因为明教宣传的是“弥勒降生，明王下世。”
　　　　一些反抗朝廷的人经常借助于明教来号召群众，所以明教常常遭到禁止，时而浮出水面，时而又潜入地下。为了保护自己，他就跟佛教拉上关系，和佛教的白莲宗拉上关系，最后就形成了白莲社。所以从唐朝、宋朝、元朝，这些朝代明教是时而浮出，时而潜入地下，但是常常用作反抗朝廷的武器。
　　　　红巾军起义的时候，大多数的百姓投军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韩林儿被刘福通拥立，号称是宋徽宗的八世孙，他们提出的口号有两句，叫“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
　　　　“山河奄有中华地”元朝统治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统治，他们把汉人、南人放在被压迫的地位，重有中华地，让汉人能够与蒙古人平等地生活，恢复中华。“日月重开大宋天”，这宋朝的天下是谁的天下，是以汉人为主体或者说汉人和各个民族平等生活这样一个天下。当时这些饥民投入军中，为了要得到幸福生活，他们面临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严重的阶级压迫，他们很贫穷，受了官府的欺诈，受到富民的欺诈；一个就是民族的压迫，就是他们是下等人，他们不能够跟蒙古人，跟色牧人有平等的待遇。
　　那么小明王又宣传的是“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出世以后就给大家带来幸福生活，因此红巾军就把小明王奉为主。朱元璋为了韬晦，他自己在时机成熟之前打着大宋小明王的旗号，号召军队夺取天下。所以朱元璋投入红巾军，奉小明王为主，就和小明王结下了不了之缘，也就与明教这个“明”字结下了不了之缘。公元1367年，朱元璋的势力日渐强大。于是，他派出部将廖永忠接小明王韩林儿到自己的大本营南京，但在来时的水路上，小明王却神秘地淹死。　　
　　另有一说明是日和月，中国古代从来就是祭日祭月，宣传皇权神授。中国人相信五行，相信五行之说。五行说北方是水德，南方是火德，蒙古人是以水德取胜，南方的朱元璋是以火德取胜。火就是明，就是光明。 　　　
　　　　

用甲

中国古代国号考（三）元
　　
　　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是取《易经》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与图腾有关，有的认为与佛教有关。元朝的国号全称是“大元”，即为“大哉乾元”之意，出自汉官建议。不同于大汉、大唐加大为尊称，而是本身就为国号的一部分。通常“元”为简称。　　　　　　　　　　　　　　　　　　　　　　　　　　　　　
　　 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征伐南宋合州（今四川省合州）的钓鱼山之役。正在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的忽必烈闻讯撤军返回草原，于1260年在开平府即位为蒙古大汗。忽必烈政权的内外官制，如朝廷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的路、府、州、县等机构编制，均出自刘秉忠之策划。当时还建立了年号为“中统元年”，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首次使用年号。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并为忽必烈设计了新的年号“至元”。忽必烈言听计从，下诏改当年的“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定燕京为“中都”，令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
　　1271年，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大元与年号“至元”颇有渊源。元朝的国号和年号，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用甲

中国古代国号考（四）金
　　金国国名的由来 辽天庆五年(1115)元旦,女真族完颜部的阿骨打,在其居地建立国家,国号金,阿骨打称帝,即历史上的金太祖。在不长的岁月中,金国先后灭辽和北宋,在中国北方确立了金王朝的统治。金都城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位于安出虎水（今阿什河）之侧，相传其水产金，女真语“金”念作“安出虎”。另据《辽史》记载，由于女真长期受制于契丹，故完颜阿骨打立国时，针对“辽”字在契丹语中的意思，以其镔铁虽坚终亦变坏，而金不变不坏，取“金”为国号，以示压倒过“辽”。
　　《金史·太祖纪》记载：
　　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起兵反辽，首战告捷，“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颜希尹来贺，且称帝，因劝进。太祖曰：‘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同年九月，破宁江州。十一月，破辽兵于出河店。“是月，吴乞买、撒改、辞不失率官属诸将劝进，愿以新岁元日恭上尊号。太祖不许。阿离合懑、蒲家奴、宗翰等进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将思之。’”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元日，阿骨打称帝建国：“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收国二年（1116年）十二月，“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及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改明年为天辅元年”。又据《金史·太宗纪》记载：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太祖崩；九月，太宗即皇帝位，“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
　　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朝廷臣僚讨论德运问题时，右拾遗田庭芳上奏曰：“又闻故老相传：国初将举义师也，曾遣人诣宋相约伐辽，仍请参定其国之本号，时则宋人自以其为火德，意谓火当克金，遂因循推其国号为金。”根据金人的这种传说，“大金”国号的确定乃是出自宋朝方面的建议。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有一段《金太祖实录》的佚文：“太祖生于辽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为完颜部人，后因以为氏。以辽天庆五年建国，曰：‘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刚，终有销坏，唯金一色最为真宝，自今本国可号大金。’天辅七年八月乙未，终于部堵滦。在位九年。”金朝国史是世宗以后撰修的，世宗大定间确定本朝德运为金德，后来就有人将太祖所建国号“大金”附会为金德之征，故“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之说，大概就是国史中添加的内容。但金初历史的基本面貌在《实录》中已经成形，《太祖实录》二十卷，由尚书左丞相完颜朂领修，皇统八年（1148年）成书进呈。由此可以初步断定，目前人们所熟悉的有关金朝开国史的传统说法，大致是皇统八年《太祖实录》成书后定型的。
　　金代中叶以后，关于“大金”国号又衍生出一种新的解释。章宗时朝廷百官讨论德运问题，因为各种意见分歧很大，主张维持金德的一派就以大金国号附会金德，如“刑部尚书李愈以为：‘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馀年，以丑为腊。若止以金为德运，则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训。’”户部尚书孙铎等人也说：“圣朝太祖圣训：‘完颜部色尚白，白即金之正色，自今本国可号大金。’又尝有纯白鸟兽瑞应，皆载之国史。请依旧为金德。”但这种附会之说在当时就遭到许多官员的反驳，泰和二年（1202年）尚书省奏曰：“李愈所论太祖圣训，即是分别白黑之姓，非关五行之叙。” 可以肯定地说，在完颜阿骨打起兵之时，女真人根本就没有中原王朝的德运观念，金德的确定是世宗大定初年以后的事情。“大金”国号与金德毫无关系。
　　总之，以上两种解释都不符合“大金”国号的本意。实际上，“大金”一名源自女真完颜部世代生息的按出虎水（今黑龙江省境内之阿什河），《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就如是说：“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我们不清楚《金史·地理志》的史料来源是什么，但很明显，它对“大金”国号的解释与刻意改造金朝开国史的《太祖实录》完全不同。《地理志》的这种解释可以得到许多史料的有力支持，《金国语解》说：“金曰按春。” “按春”即按出虎之异译。《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云：“以水名阿禄阻为国号。阿禄阻，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这里说的“阿禄阻”也是按出虎的异译。又南宋归正人张汇《金虏节要》也说：“阿骨打为帝，以本土爱新（按：即按春，此系清人以满语改译）为国号。爱新，女真语‘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犹辽以辽水名国也。” 综合这些史料所得到的解释是：女真语称金为按出虎，按出虎水以产金而得名，“大金”国号即来自按出虎水，此外没有别的任何含义。
　　《太祖实录》对“大金”国号的解释既不可信，那么《实录》说的“辽以镔铁为国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令多少辽金史研究者为之头疼。自元以来，人们对此解释各异。元世祖时的翰林学士王磐是这样理解的：“契丹以其国产镔铁，乃为国号，故女真称金以胜之。” 这是他的想当然之说，并没有任何根据。清人张穆则说：“契丹建国号曰辽，译言镔铁，盖《尔雅》‘白金美者谓之镣’。故女真抗辽，则名其国曰金。” 《尔雅·释器篇》明明说镣是白金（银）之美者，与“镔铁”有何相干？况且“镣”和“辽”也不能划等号。此乃强为解人。三十年代初，冯家昇先生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专门就此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证。他煞费周章地引证中亚、北亚各民族语言中“钢铁”一词的读音，试图证明“镔铁”即为“契丹”之音译或意译。但由于证据太薄弱，不为学界所认同。直至今日，“辽以镔铁为国号”仍是辽金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可以考证“大金”国号来源于按出虎水，而《太祖实录》的纂修者为了表明完颜阿骨打起兵伊始即以取代辽朝为目的，于是编造了一个“辽以镔铁为国号”、“故女真称金以胜之”的话柄，曲解“大金”国号的本意，以期混淆世人的视听。

用甲

中国古代国号考（五）辽
　　辽原称“契丹”，后因其居于辽河上游之故，遂称“辽”，“辽”字在契丹语是镔铁的意思。
　　辽朝的汉文国号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由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曾几度变更，或称“大契丹”，或称“大辽”，或两者并用；契丹文国号则是针对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从现有史料来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终都自称他们的国家为“哈喇契丹”。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讲，辽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在燕云汉地称大辽，在草原地区仍称大契丹，后来圣宗和道宗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始终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契丹。辽朝国号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关于辽朝的国号，《辽史》中唯一的一条记载是：太宗大同元年（947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然而根据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三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七“辽史疏漏处”条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辽史》提要以辽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所称“大契丹国”来印证《东都事略》的记载，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确实，国号之变动，可谓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
　　　　学术界陈述先生的说法代表着最通行的观点：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又改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蔡美彪先生的说法与此稍有不同：“916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947年建国号辽。……”这后一种说法较为审慎，它不明确肯定太祖916年创立国号契丹，也不说太宗947年“改”国号大辽；按这种说法，似乎辽朝的国号是从947年以后才有的。除了这一点细微的差别之外，上述两说基本上是一致的。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辽史》卷一《太祖纪》记载此事说：群臣“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立子倍为皇太子”。既然建国，必有国号，但令人奇怪的是，《辽史》居然没有说明耶律阿保机称帝时是否建立国号，建立的国号是什么。在传世文献中，只有《契丹国志》明确记载了辽太祖建国时的国号，该书卷一《太祖大圣皇帝纪》云：“神册元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建元曰神册，国号契丹。”陈述先生谓辽太祖国号契丹，就是依据的这条史料。不过像《契丹国志》这样一部来历不明的书，它的记载是否可靠，不能不令人怀疑，所以蔡美彪先生就不取此说，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辽太祖“建契丹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太祖建国时必定就已创立了国号，断不会等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才始创国号大辽。
　　　　其实《契丹国志》中还有一处有关太祖国号的记载，过去都被人们忽略了，该书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云：“太祖大圣皇帝，梁均王贞明二年丙子称帝，国号大契丹，改元神册。
　　”那么辽太祖所建立的国号，究竟是“契丹”还是“大契丹”呢？这需要提供可靠的证据。从辽朝的石刻材料和五代十国的文献史料中找到了以下6条证据。
　　　　（1）《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载有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文，起首的几句是“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云云。石敬瑭被册立为帝，是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的事情，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涉及辽朝国号时间最早的一条文字材料，但这条材料存在着一点疑问。根据《辽史》的记载，后唐清泰三年丙申应是天显十一年；在五代及北宋文献中，辽朝纪年往往有误，其中天显纪年即比《辽史》的记载要晚两年，所以五代及宋朝史料均以清泰三年丙申为天显九年。但这篇册文既然出自辽人之手，照理说不应当有纪年的错误，估计也许是后人误改的结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五代史》只是一个辑本，上面那段引文辑自《永乐大典》，几经辗转，恐怕难免有误；而《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又都不载这篇册文，故亦无从考校。
　　　　（2）近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辽《耶律羽之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并序”。耶律羽之葬于太宗会同五年（942年），这是迄今出土的石刻材料中有关辽朝国号的最早记载。
　　　　（3）据陆游《南唐书》卷一五《契丹传》载，南唐中主李璟保大九年（951年），遣公乘镕出使契丹，“既至而契丹乱，兀欲被弑，弟述律遗元宗（即李璟）书曰：‘大契丹天顺皇帝谨致书大唐皇帝阙下：……’”云云。这是辽穆宗于应历二年（952年）春致南唐国主李璟的一封国书，书中自称“大契丹天顺皇帝”。
　　　　（4）辽应历五年（955年）《陈万墓志》，首行题“大契丹国故前使持节涿州诸军事……陈府君墓志铭并序”。这方墓志据称建国前出土于辽宁省彰武县，曾被辽宁省博物馆李文信先生误判为膺品，后经阎万章先生撰文考证，断定它确系辽代墓志。
　　　　（5）辽保宁二年（970年）《刘承嗣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故左骁卫将军……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此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
　　　　（6）辽保宁十一年（979年）《耶律琮神道碑》，首行题“大契丹国推忠奉国佐运功臣……耶律公□□□铭并序”。
　　耶律琮墓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以上6例都是在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称“大契丹”之前所使用的国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其中的4件辽代石刻材料，它们非常确凿地证明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辽太祖建国时确实创立了国号；第二，辽太祖创立的国号是“大契丹”而不是“契丹”。实际上，在目前见到的包括辽朝各个时期在内的所有汉文石刻材料中，尚未发现一例以“契丹”作为国号的
　　 “大辽”与“大契丹”并称
　　 　　 根据《辽史》的记载，“大辽”国号创立于公元947年。太宗会同十年（947年）正月，辽灭后晋，太宗“备法驾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12]对于《辽史》的这一记载，人们历来深信不疑，至今仍被视为定论。
　　　　但是，在五代及宋朝方面的史料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这种说法的最早记载，虽然辑本《旧五代史》中没有这段文字，但估计很可能是原本的阙佚所造成的结果。《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也说：“天福三年，改元曰会同，国号大辽。”在五代及宋朝史料中，均以后晋天福三年即公元938年为辽天显十一年（是年实为天显十三年），故《东都事略》的记载与《新五代史》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些宋代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在时间上稍有出入，《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在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下记述说：“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契丹国志》卷二《太宗嗣圣皇帝》（上）袭取《通鉴》原文，所以也将此事系于天福二年。
　　　　对于上述记载，清代学者曾经有过不同看法。由《四库全书》馆总裁于敏中领衔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在卷三中有一段按语说：“考《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是辽灭晋始更国号，而欧阳修《五代史》则书更国号于会同元年之下；至会同十年改元，薛史、欧史皆不书，而书改晋国曰大辽国。与《辽史》皆不符，盖传闻异辞耳。”显然，这段按语的作者是坚信《辽史》的说法的，故以为宋人记载皆传闻异辞，不足凭信。但另外一部同样为清朝官修的著作《续通志》，在会同元年“大赦改元，建国号曰大辽”句下有这样一条小注：“《辽史》此语系之大同元年，其实大同元年以晋百官言中外皆愿戴皇帝，故改旧号为辽，而辽之建号则自在此时也。今并据《五代史》及《契丹国志》改辑。”这种看法与《日下旧闻考》的意见完全相反，认为大辽国号始创于会同元年（938年），大同元年（947年）只是改晋为辽而已。
　　　
　　　关于“大辽”国号的取义，一般认为源之于辽水。《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云：“（金朝）以本土名阿禄阻为国号，阿禄阻，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曰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太宗为何要“以辽水名国”呢？在契丹族的历史传说中，潢河和土河具有特殊的意义，“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9]辽水就是潢河和土河合流后的名称，用“大辽”为国号，是否也寓有“蕃汉一家”的意思呢？
　　　　既然肯定大辽国号的建立是在会同元年（938年），那就得对《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947年）“建国号大辽”的记载重新做出解释了。关于会同十年的改号大辽，中原方面的记载与《辽史》是有所不同的，新旧《五代史》都说是“改晋国为大辽国”，[20]《资治通鉴》卷二八六谓“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说“下制以晋国称大辽”。除了《通鉴》的说法比较含糊之外，另外三部史籍的意思都很明白，分明是说把晋国也改称为大辽，而不是说始建国号大辽。
　　　　以上只是就文献记载所作的分析，从石刻材料来看，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使用“大辽”国号的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出土于北京的《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21]其铭文镌于世宗天禄三年（949年）。由于辽朝前期的石刻材料很少，迄今尚未见到会同十年（947年）以前使用“大辽”国号的碑刻，要想使“大辽”国号的始创年代得到确凿的证明，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石刻材料的发现。
　　　 综上所述，初步结论是：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辽朝的统治区域还局限于塞北，是一个以契丹人为主的游牧国家，故号其国为“大契丹”。公元938年，石晋将燕云十六州正式割让给辽朝，于是辽太宗便在燕云汉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号──大辽；公元947年，辽灭石晋，太宗在汴京宣布将晋国改称大辽，亦即把大辽这个汉地的国号扩展到中原，但太宗北归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辽国号仍只用于燕云汉地。与此同时，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这就是辽朝前期（916—982年）国号变迁的大致经过。
　　在金代《萧仲恭墓志》和《博州防御使墓志》中，屡次以“大契丹”、“契丹国”、“契丹”来指称辽朝。　　
　　契丹”，拟音为[þi-tan]。于此可见，在女真字中也是只称辽朝国号为“契丹”，并没有“大辽”、“辽国”之称。
　　　　由此想到元朝国号问题。过去人们通常以为，蒙元前期的国号为大蒙古国，1271年以后改称大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萧启庆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建立蒙古文国号Yeke Mongol Ulus（也可蒙古兀鲁思），汉文直译为“大蒙古国”，意译为“大朝”。1271年，忽必烈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正式创立汉文国号“大元”，但蒙古文国号并未从此废弃，而是两者并用，直至元末。因为在蒙古人及色目人看来，“大元”只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部分，两者本非一个概念。如果拿蒙元国号来与辽朝国号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情形有某种相似之处。冯家昇先生大概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谓“辽与契丹之分，犹元与蒙兀之别也”。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原本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国家，后来获得燕云十六州，遂兼有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契丹统治者对燕云汉地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于是便形成了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二元体制，这是辽朝最基本的国家特色之一。探索辽朝国号的变迁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它的这种特殊国情。辽朝的汉文国号，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由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汉文国号曾几度变更，或称“大契丹”，或称“大辽”，或两者并用。而辽朝的契丹文国号则是针对契丹人及其它北方民族的，从现有史料来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终都自称他们的国家为“哈喇契丹”。汉文国号和契丹文国号的歧异，正是辽朝二元体制的一种表现。
　　　辽朝国号的变迁情况列为下表。
　　辽朝国号变迁概况一览表
　　 年 代 汉文国号 非汉文国号
　　 916—937年 大契丹 哈喇契丹（全称）大契丹、契丹国、契丹（简称）
　　 938—982年 大辽（燕云汉地） 大契丹（辽朝故地）
　　 983年—1065年 大契丹
　　 1066年—1125年 大辽
　　
　　今辽宁即是以辽河流域永久安宁得名。
　　
　　　　

用甲

中国古代国号考（六）西夏
　　拓拔思恭占据夏州（今山西横山县），建国时便以夏州得名，称“大夏”。又因其在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后，建立中央政权，宁夏属北地郡。
　　西晋末年，匈奴人赫连勃勃于407—431年建立地方政权，自号夏，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境）为都城，宁夏属其管辖范围。
　　党项民族系古羌人的一支 ，故又称党项羌。6 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党项人面具今青海河曲至四川西北一带山谷间。 牧养牦牛、羊、猪。部落众多，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部。629～635年，大酋细封步赖、拓跋赤辞先后率部归唐。唐于其地析置羁縻州数十，首领为刺史，赐拓跋赤辞姓李 。唐高宗时吐蕃进逼 ，遂徙拓跋等部至庆州（ 今甘肃庆阳）。留在故地者役属吐蕃，吐蕃称之为弭药。安史之乱以后，因吐蕃与党项联兵入侵，唐又徙散居在灵、盐、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至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地区。此后居夏州者称平夏部，居庆州者称东山部，居夏州以南者称南山部 。 另有部分东迁石州 （ 今山西离石）。唐末，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授定难军节度使，再赐姓李。至五代末已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宁夏为中心，建立大夏国，国号大夏（因其位于宋王朝西面，故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国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形成了和宋、辽、金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西夏王朝，都兴庆府（今银川市），辖土包括今陕、甘、宁及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蒙元时蒙古人称党项及其所建西夏为唐兀或唐兀惕。
　　公元1227年，为蒙古成吉思汗所灭，改名“宁夏”，含有平定西夏、稳定西夏、西夏“安宁”之意。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语称“大白高国”。（大白上国）并去除赐姓,更姓“嵬名氏”。是为夏景宗李元昊。中日合拍的电影《敦煌》中就反应的西夏的风貌。
　　西夏王国立国190年，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存在了350多年，比同时期的宋、辽、金都要长久，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竟如此边缘，甚至连一个专门史都没有。
　　　　目前获得的关于西夏的记录，竟尽数来源于宋辽金元史中零散的记录。只这一点，就使那厚重的二十四史典籍显得如此苍白。
　　　　1882年，一个叫巴卜尔的英国学者在其《中国西部旅行及考察》一书中披露了西夏民族失踪的假说。之后，西夏研究走进了世人的视野。这也间接导致了大量西夏文献从国土上流失。那名不知该称为学者还是盗宝者的英国人斯坦因，继在敦煌骗走大量的古文献后，又车载畜驮从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中攫取了大量文献。几乎同时期，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也从黑水城运走了大量西夏文物，这些文物占所有西夏出土文物总量的80%，而留存在国内的竟不足10%。多年以来，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国内的西夏学研究一直处于落后地位。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里，堆积着小山般发黄的文献。这堆西夏文献自1909年离开黑水城之后，就扎根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再未离开。经历了十月革命，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沙俄帝国到社会主义的前苏联的转变，又经历了九十年代初的那场“和平演变”，它们竟安然地在阴暗的藏室里度过了近百年的光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苏联曾将近半数的文献进行了裱糊整理。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整理工作停滞了七十多年。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批整理过的文献曾经在中国古籍文化出版社影印出版。如今的俄罗斯已没有经济力量对余下的文献进行整理，那些珍贵的史料只能眼睁睁地在人们的目光中朽烂成灰。
　　　　经过重重努力后，宁夏的学者终于与俄罗斯方面达成了口头协议，由中国方面出资对文献进行整理，整理后的文献归属权仍在俄方，作为交换，中方将获得文献的完整照相拷贝。
　　俗话说欲灭其国先亡其史，令人痛心疾首。
　　　　

用甲

中国古代国号考（七）宋
　　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扎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次年，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即位，因其发迹在宋州，故国号曰“宋”，定都汴梁（今开封），靖康年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遂亡。徽宗第九子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
　　
　　公元960年，赵匡胤推翻五代时的后周政权，建立了宋王朝。
　　后周时，赵匡胤随周世宗历经沙场有功，授殿前都点检(即统领精锐禁军之长)和检校太尉，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周世宗死后，七岁的幼子宗训(恭帝)即位。当时守卫京城大梁(今开封)的将官就是赵匡胤。
　　显德七年(960年)，驻守镇州、定州的官兵谣传辽国和北汉南侵，后周宰相范质等人立即派遣赵匡胤率禁军前往迎战。当赵匡胤抵达陈桥驿(今河南开封市北二十里的陈桥镇)后，他授意其弟赵光义、赵普把黄袍加在他身上，拥戴他当皇帝，史称“陈桥兵变”。
　　随后，赵匡胤率兵火速奔回京城。由于京城防守空虚，毫无戒备，更有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做内应，便轻而易举地夺得了皇位，当了皇帝。
　　因赵匡胤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即帝位后，便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南)的“宋”字为国号，自称宋太祖。
　　一说大宋皇室赵姓正是出自东夷族著名领袖伯益的嫡派子孙。据说秦王嬴政灭亡赵国后，念在同出一源的血缘情分上，也对赵氏后人优待有加——亡国之君赵王迁曾被移居河北房山安置，子孙繁衍，后开赵姓涿郡一望；代王赵嘉则被封到今天天水一带，世镇西戎，子孙更是兴旺，从而形成了赵姓第一郡望——天水；而赵宋王朝望出涿郡，奉西汉名人赵广汉为其始祖，而赵广汉正系赵王迁嫡系传人。
　　大宋，更与周代的商汤后人微子受封的宋国同名（据说古代商宋两字相通），因而带有极其浓厚的东夷色彩
　　宋王朝以地域为国号，倡导三纲五常，崇尚道学，用礼教文治治理天下，重文轻武终于葬送了中原，也葬送了汉族最后的栖息地江南。
　　所谓一语成谶，此宋成彼送。

用甲

中国古代国号考（八）唐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佐命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隋代周后，累官居太原留守，起兵后，李渊自称“唐王”，后废隋帝杨侑遂建“唐”朝。
　　“唐”国号取之于李渊袭封“唐国公”，他称帝后自然以“唐”为国号，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朝代国家定名的惯例与范式。如汉高祖刘邦曾封“汉王”，其王朝国号“汉”；曹操封“魏王”，其后立国号“魏”；司马昭封“晋公”，其国名“晋”；杨坚袭爵“隋国公”，称帝后国号“隋”；李唐王朝也不例外。但实际上，“唐”及“唐国”均出自山西。“唐”即陶唐氏，传说为远古部落名，居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尧乃其领袖，故后人称“唐尧”。商代尧的后裔仍封住山西，成为方国。周成王时灭唐国，封其弟叔虞，称唐叔虞，今距太原西南约25公里处的名胜古迹晋祠即唐叔虞家祠，内有唐叔虞庙。叔虞传子燮父，改“唐”为“晋”，延用至今。��
　　“唐”的故治旧有六说：一说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故称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旁，今并州故唐城。”二说在鄂。《史记·晋世家》：“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集解》：“马因案，《世本》曰居鄂，宋曰鄂地今在大夏”。《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与绛州夏县相近。”三说在平阳。《史记正文》：“然封于河汾二水之东方百里，正合在晋州平阳县，不合在鄂。”四说在永安。《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注：“臣瓒曰，所谓唐，今河东永安县也。”五说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亡而封大叔。”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唐”条言：“按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北距晋阳七百余里，即后世迁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六说在夏县。今人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晋绛都”：“顾氏辩晋始封不在晋阳，其说甚是，惟谓晋之始封在翼城则非。《秦策四》：‘魏代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乘夏车，称夏王’盖以其因都安邑故夏墟也。魏故都古安邑，在今夏县附近，盖即唐叔虞所封之夏墟矣。”今史学界多认为“翼说”可信，即今翼城县西二十里唐城村。建国后，在翼城县境内又发现了多处西周文化遗址，可资证实。不管“唐”及“唐国”故旧治有几处，其封地辖境都在今山西境内，这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ァ疤乒�”虽早在春秋时期作为方国已经灭亡了，但文化的传承是有继承性的，李氏得姓本出自皋陶，皋陶为尧时执掌刑狱的“大理”，子孙相袭，代为理官，以官为姓，故称“理氏”。像“司马”、“司空”、“司徒”等姓，均由官职演变而来。后“理氏”子孙因避纣王之害逃到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延续至今。周代李氏以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为采邑，老子即生于此，故唐王朝遵老子为先祖。尧生活范围在山西，李氏又源于尧的理官，自然也根在山西，并且与唐存在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唐’及“唐国”出自山西，李氏的根源在于山西，而当时袭封唐国公的李渊又留守在山西的龙城太原。

用甲

中国古代国号考（九）隋
　　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杨坚袭此封爵，夺为后立国号为“随”，但其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遂改为“隋”。
　　大象三年（581年），北周大丞相、柱国 杨坚(隋开国皇帝)以“受禅”为名，废北周静帝而自立，改元“开皇”建立“隋朝”。（公元581年2月甲子日, 杨坚废黜九岁的北周静帝宇文阐,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后改为长安,改年号为开皇。）结束了270余年的混战局面，统一了中国，以“随”为国号，建立隋朝，但又忌讳“随”的“辶”旁不吉利，怕国运不昌，便命去“辶”为“隋”。一个统一王朝用州郡名去掉偏旁作为国号，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这是仅有的一次。 对此，明《随州志》载：“隋文帝受封于随，及有天下，以随从辶周齐奔走不遑，故去辶作隋。”
　　随州与杨坚家族并无渊源，却是其建国滥觞之地。其父杨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公元549年奉命“出师樊邓，饮马汉滨”，一举攻取随州、安陆，因战功卓著被封为“随州刺史”，北周取代西魏后又晋爵“随公”。杨忠死后，杨坚袭爵“随公”。北周武帝即位后杨坚出任“随州刺史”。拥有府兵优势的杨坚所以出任随州，是看中随州特殊的战略地位：东与北齐对峙，南与陈相望，西南与梁相接，坐镇随州可钳制三方，同时也为自己代周自立打下基础。 公元577年，杨坚随周武帝灭北齐，进为柱国。此后两年间，武帝和女婿宣帝相继去世，继位的静帝是杨坚的外孙，年方8岁，辅佐静帝的只有杨坚的女儿。孤儿寡母势单力薄，周朝廷出现权力真空。杨坚凭借显赫的家世和皇帝外公的身份得到辅政地位，并逐步控制了军政大权。公元580年，在不到半年间，他先后平定了郧州（今安陆）等地的军事反抗，接着又刀指北周宗室。诛除政敌后，杨坚更有恃无恐地胁迫年幼的静帝诏赠其曾祖杨烈、祖杨桢为随国公并晋爵为王，以“随”等20郡为其国属地。次年，即以封国“随”去“辶”为国号，建立了泱泱大隋。 阅史可见，杨坚基本上是发迹于随州，进而完成统一大业。这样看来，泱泱隋朝以“随”为国号，也在情理之中。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坚用心良苦，希望他去掉辶的隋朝能江山永固永不“走之”，却仍未能避免国祚短促的命运。公元618年，才建立37年的隋朝在农民起义中“走之”了。
　　注：随，古字为“随”，1954年汉字简化时简为“随”。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统一全国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加强了中央集权、澄清了吏治，发展了经济，大大增强了国力，同时处理好与突厥的关系。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废除了后梁政权。采纳了高熲的策略：干扰陈国的农业生产，破坏陈国的军事储积，使陈国损失惨重，而又疲惫不堪。
　　待时机成熟后，隋文帝命令次子杨广为元帅、高熲协助，统一指挥灭陈战役。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文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置淮南道行台省，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主管灭陈之事。命杨广、山南道行台尚书令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高颖为晋王元帅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集中51.8万人的水陆军，统由杨广节度，从长江上游至下游，分8路攻陈。十二月，隋军发起攻灭陈朝的大规模作战。杨素率舟师出巴东郡(治今四川奉节东)顺江东下，与荆州刺史刘仁恩军相配合，一举袭占狼尾滩(今湖北宜昌西北)，继而攻克岐亭、延洲(今长江西陵峡口、湖北枝江附近江中)，击破上游陈军防御。由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东撤之陈军也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今湖北汉水入长江之口)以西，为下游隋军主力进攻陈都建康(今南京)，创造了有利形势。
　　九年正月，下游隋军主力乘陈朝欢度元会(即春节)之机，分路渡江。行军总管韩擒虎、贺若弼两军配合钳击建康，至行军总管宇文述军占据石头(今南京城西清凉山)，隋军主力已完成对建康的包围。随后，贺若弼军与陈军主力激战于白土冈(今南京城东)，陈军全线溃退。韩擒虎军首先进入建康城，俘陈叔宝。杨广入城后，令陈叔宝以手书招降上游陈军。吴州(治吴县，今江苏苏州)、湘州(治今长沙)等地陈将拒降，二月间均为隋军击破。岭南数郡共奉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冼夫人为主，保境拒守。隋派使臣安抚岭南，杨广亦命陈叔宝致书冼夫人，劝其归隋。冼夫人以其孙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至此，结束了东晋以来270余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完成了隋文帝统一南北的大业。
　　

用甲

中国古代国号考（十）晋
　　司马昭发兵攻蜀后，魏帝以并州等十郡封其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其子司炎继承他的爵位，并逼令魏帝禅让，自立为皇帝，国号称“晋”，定都洛阳。五胡乱华，晋室南渡，琅邪王司马睿在建业重建晋朝，因其在洛阳东面，史分为“西晋”和“东晋”。
　　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晋朝可從中劃分為西晋(公元265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两个時代。西晋为晋武帝司马炎所建立，都城洛阳，东晋为晋元帝司马睿所建立，都城建康。
　　经历了三国群雄的纷争，265年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定都洛阳，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消灭东吴，统一中国。晋惠帝时期，发生八王之乱。此时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乘虚而入，建立了一系列割据一方的政权，统称十六国。
　　316年，匈奴攻占长安，晋朝南迁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司马睿于317年建立东晋政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改国号宋，晋朝灭亡，南北朝开始。
　　今山西省，簡稱晉。晉原為唐囯故地，周成王封其父武王弟叔虞於唐，稱唐叔虞。因有晉水（今汾河）流過，后改號為晉，晉屬於姬姓。晉都翼城，西邊的曲沃分封給了晉侯的一位長輩。後來曲沃伯後代兼併了晉，成爲了晉侯。
　　由於晉侯爲了削弱王室親戚的力量，往往用異姓的貴族做了公卿。這些異姓的家族力量得到迅速發展。其中早年追隨晉文公重耳的趙氏，狐氏，欒氏，荀氏，魏氏，韓氏逐漸顯著。荀氏衍生出中行氏，范氏，知氏。中行和范在和趙的爭鬥中被失利亡散。知伯一度坐大，然而最終反被趙氏聯合韓魏消滅。晉大權旁落，名存實亡，最後趙魏韓三分晉。秦滅六囯，楚漢相爭，劉邦得勢，漢成霸業。三國曹魏為司馬晉所取代。
　　两者没有直接关联
　　
　　中国古代国号考（十一）魏
　　汉献帝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在魏郡治所邺建宗庙，平定汉中后进爵“魏王”，曹丕代汉后便称“魏”。220年10月 曹丕称帝，建魏国 都洛阳。以其皇室姓曹，历史上又称“曹魏”。
　　
　　中国古代国号考（十二）蜀
　　刘备为汉中山王刘胜之后，其国号“汉”意味着是东汉的延续，又因其占据益州，俗称蜀地，其政权历史上也称“蜀汉”。221年4月 刘备称帝，建蜀国 都成都
　　
　　中国古代国号考（十三）吴
　　孙权占据扬、荆、交，地处长江中下游一带，春秋时的吴国就建于此，曹魏也曾封孙权为吴王，故史称“孙吴”；又以其位处江东，也称“东吴”。229年 孙权称帝，建吴国 初都南昌，后迁建业 （今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