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老龄化的现状
“少子老龄化”是目前人口学上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因为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越来越显示出其密切的关系。
专家认为，从少子老龄化的成因来看，70%的原因是由于低生育率、30%是由于低死亡率及长寿化造成的。日本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是造成其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二战前及战争期间，日本政府鼓励多生育，禁止人工流产；战后，日本在法律上颁布了《优生保护法》，随着人流解禁、经济逐渐复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倾向于少生子女以得到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这样一来，使日本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因此，从战后50年代开始之后的10年时间内，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4-5降到2.1，以后即使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其总和生育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1998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39，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是很低的（如意大利、德国这样的低生育国家，总和生育率约为1.6）。
50年代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男性60岁和女性64岁；60年代上升至68和73岁；1999年已达77和84岁。可以看出，在出生率急剧下降的同时，伴随着的是长寿化的缓慢过程，因而，由少子而带来的老龄化进程就显得尤为迅速。通常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由7%上升至14%所需要的时间是反映人口老龄化进程快慢的一项指标。日本在这一进程中从1970年至1994年只花了24年的时间，而西方国家一般都需40-100年，日本的老龄化进程仅是欧洲国家的1/2-1/4。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给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社会政策都带来了重大影响。从宏观方面来看，它使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50年代以前，人口年龄金字塔还呈正常形状；10年后，由于《优生保护法》等一系列措施的颁布，婴儿出生人数急剧下降，使金字塔底部缩小，而这以前出生高峰时的人口正处于金字塔的中部，使金字塔中部较两端突出膨胀，这部分人口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劳动力队伍，他们是日本近几十年来最富裕的人口，既不用过分承担金字塔顶端的老年人口压力，也不用费大力气负担金字塔底部的少年人口。而到21世纪中叶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将达到30%以上，使社会经济承受的压力加大，这是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直接结果。
从微观方面来看，50年代日本生育率的突降具有很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使生命周期产生很大变化。日本近代化以前，平均每个妇女生5个孩子，到40岁生育结束，55岁可以完成抚育子女的任务，到60岁时生命行将结束。而60年代，情况就有不同，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子女数减少到2个，在30岁左右就可以完成生育使命，45岁结束抚养期，按人均寿命70年计算，剩下还有20-30年时间的晚年期。由于生命周期发生了变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妇女可以通过步入社会工作体现其人生价值。
目前，日本未婚人数比例高达15%，有5%的夫妇结婚后不要孩子，20%的夫妇结婚后又离婚，在东京，这样的比例更高。生命周期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加剧了少子老龄化的进程。
●少子老龄化的对策
关于缓解少子化矛盾的对策，日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各种优惠措施创造多生育的环境，但收效甚微。目前，日本的少子化和老龄化情况都很严重。因此，老龄化对策的制定实行是形势所迫，是亟需采取的行动。首先，要改变政府的投资重点，以往政府着重对产业和设备等硬件加强投入，而老龄化社会，要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就必须加强对老年人的社会环境、老年人设施的投入。在经济活动中，过去着重发展第二产业，现在要强化第三产业，使服务经济化，对老年人提供服务援助，这方面的软件投入尤其要加强。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何树立日本老年人的形象。目前日本65岁以上和85岁以上老人和子女的同居率分别为54.3%和69.6%。事实上，老年人在家庭中也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爷爷骑着自行车送孙子上幼稚园，在放学后常对他们表示关心；在不动产方面，老年人以其丰富的经济实力给予中年一代以资产上的支持。因此，老龄化社会应当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老年人的作用，不能简单地把老年人看作是社会家庭的负担。
在此前提下，将老年人分成低龄、中龄、高龄三个年龄段人群，有利于制定适合不同老年人的有针对性的老年对策和措施。其中低龄老人年龄段为60-70岁，他们身体健康、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能和知识，还可以继续参加社会劳动，为社会工作，但他们的就业方式与劳动力人口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大多从事些自营业等力所能及的工作，是老有所为意义上的再就业。中龄老人年龄在70-80岁之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多在生活的社区内发挥作用，他们参与社会，是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高龄老人的年龄在80岁以上，其中80%以上的依靠养老金生活。虽然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卧床不起需照顾者的比例相对其他年龄段的老年人要高些，但这一比例仅在5%左右，但我们要明白这是生命的正常发展过程，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以悲观的态度来评价全体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据统计，约有35%的高龄老人在死亡前需要约为一年左右的护理期；约有25%的高龄老人在死亡前需要约为半年左右的卧床期。对这部分高龄体弱、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而言，在投入成本方面，的确需要较高的花费，但相对投资全体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生活娱乐设施而言，比例还是低的。因此，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老人，他们有不同的需求，也就需要有不同的政策和措施。
在老年人的照料护理措施方面，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负担照料的人力资源。这一战略计划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除费用问题外，在对策制定、人员培训方面尚需假以时日考察。除专业人员外，考虑照料者还应包括低龄和中龄老人，这部分老人有其突出的优点，就是与被照料的老人容易沟通，既有助于照料工作，又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二是老年设施的建设。除护理设施外，还包括日托设施，这方面主要是费用的问题，目前日本在老龄化程度极高的情况下，只有提倡和发动全社会力量来参与建设老年护理等设施可能缓解供需矛盾。
现在日本不提倡建立新的为老服务组织，要让原有的自治会等组织发挥潜力，创造条件为老年人服务。同时，老年设施的理念较过去也有所不同，其一，设施是要建在社区中间，建在老年人熟悉的生活环境中，能使老人随意进出，而不是老年人到不熟悉的某一设施里去生活。再有，要明确老年设施的主要功能不是收容老年人（长期在老年设施中生活的只是极少部分老年人），而是为老服务的机构，它可以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如洗澡、送饭等。
1998年日本颁布了《育儿护理休假法》，2000年日本将要实施护理保险。现在日本社会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老龄化问题，但它不能单从老龄化一个方面来着手解决，由于它与低生育率相关联，因而21世纪的老龄化政策离不开少子化政策，这个问题要从大人口的角度来综合考虑。少子老龄化对策需要的是多元化方案，并且由中央、地方政府及各方面共同解决。
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国家，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上海，既可能遇到日本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从中得到借鉴与启示；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我们要通过中日及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创立一种东亚经验，为东亚的人口老龄化危机找到一条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