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其指标是老年人口比例,指一个地区 60岁及以上或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在该地区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本文使用65岁以上人口作为老龄化人口。
二十世纪后期,人口老龄化逐步成为世界性趋势。据联合国人口年鉴专刊统计,1997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7%,在进入21世纪时,全世界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在30年中(1990至2020年)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年均递增2.5%)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1.3%)。本文将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阶段、特点、对经济的影响、对策四方面进行组织分析。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阶段 在世界人口走向老龄化和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根据1950-2050年中国人口发展数据,从1950年开始,由于人口生育率的变化,中国的老龄化发展总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1950年到1975年为老年人口的平稳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人口老年比从1950年的4.5%到1975年的4.4%,期间每年变化最大的仍不超过0.2个百分点。
(2)1975年到200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前期阶段。在这一期间,人口老年比从1975年的4.4%上升到2000年6.8%,但仍未达到老龄化的程度。
(3)2000年到2030年为老龄化调整阶段。在这期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比例年均上升0.39%。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2000-2015年,少儿人口增长较慢,劳动人口迅速增加,老年人口增长加快;二是2015-2030年,少年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力人口也出现下降,老年人口迅速增加。
(4)2030年到2050年为高水平人口老龄化阶段。在这期间老龄化速度开始减慢,但老年比仍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综观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如下特点:
1、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 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巨大,到2000年已经已经超过8700万,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位。老年人口一直呈递增的趋势,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3.3亿。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资料,中国的老年比每5年平均增加的百分点从1977年左右就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4.39%的最高发展速度(这与我国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有很大的关系),而同期世界平均老年比发展速度也达到最高,仅为2.36%,如图1。
2、人口“未富先老” 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主要是人口生育率下降的结果,这是由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而形成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结果。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人口生育率下降三者基本上同步。但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都是在经济发达时期,经济承受力强,而且及时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即使在进入老龄社会后出现一些问题,也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尽管从GDP总量来说,中国在世界上排在第7位,但在人均GDP、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达到峰值时,人均GDP也只能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如图2,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100美元,同期的发展中国家中阿根廷为3375美元、巴西2700美元、印尼944美元、印度555美元,仅高于人口大国印度和印尼,比阿根廷和巴西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发达国家中美国最高,为36924美元,其次是日本33819美元、英国30355美元、法国29222美元、德国29137美元。中国与之相比,更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中国是“未富先老”。

这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必然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3、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平衡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比较显著。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2000年,中国各地区的老年比如表2-1。
从表1中可以看到,按照7%的标准,全国进入老龄化的地区共有12个,按老龄化程度的排列如下:上海(11.53)、浙江(8.84%)、江苏(8.76%)、北京(8.36%)、天津(8.33%)、山东(8.03%)、重庆(7.9%)、辽宁(7.83%)、安徽(7.45%)、四川(7.45%)、湖南(7.29%)、广西(7.12%)。另外,河南(6.96%)、河北(6.86%)也即将进行老龄化的地区行列。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地区除了四个直辖市以外,其它都是如浙江、江苏、山东等中东部发达地区(四川除外);而我国西部的一些省份,如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等,人口结构仍处在较为年轻的状态。这也显示了我们人口老龄化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

地区之间老年化程度的不同预示着未来人口流动的加剧。人口老龄化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明显,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将通过吸引西部地区年轻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满足。因此,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将减小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如果劳动力从不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速度很快,也有可能出现不发达地区老龄化问题比发达地区更严重的情况。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在带来一定的人口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经济上的问题。这首先就表现在人口老龄化深刻影响了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同时社会又有大量的老年人需要供养,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但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带来“人口红利”,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1、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不足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是由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从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在人口老龄化化的初期阶段,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较小,甚至小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幅度,那里就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现象。当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大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会立即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欧洲等发达国家表现比较明显,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成为制约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正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所造成的。
对于中国,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资料,15到59岁的劳动人口,从1950年到2015年呈增长趋势,中国15到64岁的劳动人口,到2015年达到10亿左右的高峰后逐渐下降,2050年降为8.45亿。劳动人口比重则从2005年的71%下降到2050年的60.7%。劳动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开始1970年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生育高峰造成的,少年儿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变化不大。从1970年到2010年将近40年的时间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呈增长趋势,从56%提高到72.2%。此后,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呈不断的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71.9%直到2050年的60.7%。
由于在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十分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15年前)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2、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加大 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常用的抚养比指标有:总人口抚养比(简称总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简称少儿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简称老年抚养比)。在我国,一般以15岁到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为被抚养人口。抚养比指标反映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抚养关系,实际上也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表2是近100年中国的抚养比变化情况。人口老龄化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上升。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50年(7.26)到1970年(7.68)经过短暂的增长后开始了平稳的下降。然后从1970年(7.68)开始,老年抚养比开始了不断上升的阶段,直到2050年的38.88%,此时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还不到3:1。即平均三个劳动年龄人口要养活一个老人。
由于少年抚养比的不断上升,从1950年到1965年,总抚养比呈强烈的增长趋势,1965年达到80.51%。此后,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少年抚养比急剧下降,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从1970年的78.57%下降到2010年的39.47%,达到最低谷。从2015年到2050年,总抚养比则从40.33%猛增至65.40%,不但超过了印度、印尼、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且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65个非劳动人口,不但会使社会负担很重,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从微观层面上看,当我国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家庭的代际抚养比就会出现大幅度提高。未来我国家庭现阶段的普遍模式是4:2:1,一个成年孩子将负担6个长辈。虽然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行有助于缓解家庭负担,但这一模式的高家庭抚养比仍将影响年轻劳动力的收入支出。因此,未来我国将面临老年人社会抚养比和家庭抚养比的双重挑战。
3、老龄化过程中的 “人口红利”时期
老龄化虽然对劳动力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但也带来了某些有利影响,一个广为人知的好处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学说的核心思想认为,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将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

在“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劳动力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投资的收益率较高。而劳动力年龄结构较小,劳动者为养老而进行储蓄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压低了利息水平,这两者都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众多的劳动人口产生了大规模的市场,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将呈现出投资活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局面。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无一不受利于“人口红利”。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长期持续,一般只有15-20年,而之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发展。
四、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在为中国带来诸多问题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充分吸收发达国家老龄化的宝贵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找出自己的老龄化解决之路。下面是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
1、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和老龄产业优惠政策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中国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因此,要制定一个二者兼顾的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为了实现2005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5亿人以内的预期目标,需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国际经验表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增长率为2%时,15至59岁的人口比重为55.97%;增长率下降为1%和0时,比重分别上升为57.47%和58.35%。这样的人口规划既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减缓老龄化的速度,又能降低抚养比,有利于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1]。
发展老龄产业需要政策的有力支持和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如下:
第一,老龄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政府的投入和政策优惠扶持,其中包括税收、投资、信贷、价格和市场营销方面,因为老龄产业有福利的特点,而且又属于微利行业。
第二,老龄产业需要舆论和媒体的宣传和引导,特别在市场潜力和营销策略和消费特点方面要有科学的探索和超前的分析,要让全社会增强发展老龄产业的意识。
第三,要因此制宜,不搞一刀切。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老年人口质量和收入等方面差异很大,消费需求的构成和数量也不一致。因此,老龄产业的发展要因地制宜,有先有后,有缓有急,不能搞一刀切。
第四,要对各项服务行业和项目的设置制定必要的标准和规章,逐步做到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对从事老龄服务业的员工要进行最基本的专业培训。
2、调整年龄结构 为了减轻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对老年人抚养比的上升,和在21世纪20年代可能出现的劳动力资料的不足,以及退休金大幅度上升的压力,在维持计划生育预定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适时提高劳动年龄上限的办法来调整年龄结构,使劳动年龄人口比和老年抚养比保持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
中国以59岁为劳动上限是20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口预期寿命确定的,这个标准对现在来说显然偏低。人口寿命的延长及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消极作用将产生作用。我国人口平均寿命1950年还不到40岁,到2000年达到70岁,2050年预期达到77岁(数据来源于联合人口署),平均寿命延长使老年人口的年龄跨度加大,这就使人口的生理年龄和实际工作年龄延长,老年人口的实际劳动能力也就可以延长。由于人口素质的提高,老年人的再就业结构将会更加合理,再就业率会提高。
如果从2015年起用15年时间逐步把劳动年龄上限提高到64岁(与现在的发达国家一样),这样到2030年左右,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将会大大提高,抚养比也会大大下降,达到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和鼓励退休人员再工作,可以延长每个人一生中的储蓄岁月、减少政府用于老年人的养老金和福利支出。这样对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3、要充分收获2015年前的“人口红利”,有效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鼓励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好处:第一,可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第二,可以为国家多创造财富;第三,可以变一部分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变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5、加强老年学研究 第一,在统计、经济、金融等政府部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等)设立专门的老年资料采集部门,跟踪最新的老龄化进程和面临的经济问题,同时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定期对特定的老龄专题进行研究分析,把得到的分析结果直接上报给上级领导,以提供切实可行、有效的老龄问题决策支持。
第二,在综合性的大专院校设立老年学系或老年学专业,培训一定的中高级人才;在民办大专院校高老年学专业培训中心,为老龄机构和涉老部门培训专业人员。
第三,在科研单位设立专门的机构从事老龄化理论、老龄产业等问题的研究。
作者简介:王栋,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调查统计处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