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廷杰:念师恩,讲梵文,钻研佛学
采访整理/张素闻
韩廷杰教授,1939年12月生于河北省蠡县,1960年至1965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受教于季羡林教授和金克木教授。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佛教,现为研究员。曾于1987年至1989年赴斯里兰卡研究巴利文和上座部佛教。长期从事梵文与巴利文的佛经翻译与研究,主要译著有: 《三论玄义校释》、《印度佛教史》、《唯识学概论》、《三论宗通论》、《中论译注》、《成唯识论译注》、《大史》、《岛史》、《新译大乘起信论》、《佛经知识宝典》、《唯识宗简史简论》、《妙法莲华经译注》、《惊梦记》、《成唯识论校释》等。
生活中的韩教授朴素温和,快70岁的人了,和他的老师一样谦虚斯文,给我们讲唯识,讲佛学因明,为我们解疑惑,正思维,问答中谈起佛学问题,温和如常,行坐饮食,都极有礼。这个采访,是以书信的形式完成的,15个问题,韩教授用稿纸给我写了21页的回答,一一读来,教授与季先生金先生的拳拳师徒之情,对梵文与巴利文的研究,对佛学的阐释与心得,都极感动人。
采访问答:
念师恩——
1、 谈一谈您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那几年的北大?1960-1965年的北大与蔡元培当校长时期的北大有什么区别?
韩廷杰答:我于1960-1965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当时的校长是陆平,他刚上任不久。他的前任是马寅初校长,我刚进北大时,看到墙上贴着很多大字报,批判马校长的“人口论”。马校长认为:中国人太多了,应当控制人口增长,要搞计划生育。这种观点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说:马寅初只看到人有张嘴,要吃饭;他没看到人还有两只手,能干活。周总理做马寅初的思想工作,让他承认错误,写个检讨。没想到马校长很强硬,决不认错,只好下课。于是调铁道部付部长陆平接任北大校长。陆平长得很高很胖,讲话激动时用手指把麦克风敲得咚咚响。他经常给我们讲两个问题:一、学生时代不许谈恋爱,因为谈恋爱耽误学习。他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上大学时就谈过恋爱,所以,他学习不好。谁要说谈恋爱不耽误学习,他坚决不承认。二、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其费用相当于八个农民的收入。如果不努力学习,就对不起八个农民。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感到北大的学术气氛很浓,经常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做学术报告。学生学习很刻苦,每天背着书包在宿舍食堂图书馆教室四个地方来回跑。书包里除装书以外,还装着碗筷,当时,有个谜语:北大同学的书包。打一个人名。标准答案是:里(李)盛(承)碗(晚)。李承晚是当时南朝鲜的总统。
2、 谈谈您的老师季羡林老先生?
韩廷杰答: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教我们专业课的是季羡林教授和金克木教授,两位老师轮流上课,一年级时季先生讲语法,金先生讲例句。语法讲完以后,开始选读梵文名著。季先生讲梵语文学名著,包括民间故事、小说、戏剧、诗歌等。金先生除讲梵语文学史以外,还讲印度古典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名著。到五年级,金先生继续讲梵文课,季先生开讲巴利文。因为巴利文和梵文类似,略微一讲就懂了。
我们班十七个同学,专业课每天都有,可见两位老师为我们这班学生付出很多心血。两位老师讲课风格很不一样,季先生的梵文是从德国学来的,他讲的语法经过德国人的整理加工,简明扼要,条理很清楚。金先生的梵文是从印度学来的,所以,他讲的课是走印度的传统道路。他能背很多梵文诗歌,得意时还能像我国老先生唱古诗一样,他能摇头晃脑唱梵文诗歌。一个梵文问题,让季先生讲很简单,让金先生讲可就复杂了。季先生五分钟就能讲清的问题,让金先生讲起码要半个小时。
因为两个人讲课风格很不一样,时常闹点小矛盾,金先生说季先生的讲课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季先生很不服气,说:“我这资本主义总比封建主义好吧?”金先生在印度学习期间,印度的社会性质是封建主义。金先生是九三学社的宣传部长,季先生是员。北大党委统战部得知二人的关系后,曾经劝告季先生:“金先生是我们的统战对象,您应当和他搞好团结。”
季先生长期担任东语系主任,他实际教的学生只有我们这个班。60年以前他没讲过课,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只是辅导研究生,梵文课由我的同学张保胜等去讲。季先生给我们上课时,通常是在东语系后边的平房,楼内教室让给外教使用,季先生长久以来患有皮炎,给我们讲课时常用手在胳膊上抓痒。看了他的《病榻杂记》才知道他的皮炎已经发展为皮癌。
季先生授课认真负责,他把梵语文章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上课时让我们先讲。如果我们讲错了,他给纠正,搞得我们很紧张。因为经过自己思考,印象很深。
季先生生活俭朴,经常穿很旧的中山装、布鞋,在这方面闹出很多笑话。传说有个学生带着很多行李外出,见到季先生,以为他是老工人,很不客气地说:“老头儿,帮个忙儿,给我拎包儿。”季先生真的为他拎包儿,送他出校门。又传说他去办公楼参加校务会议,把门的人以为他是工人,不许进门。得知他是副校长后,才放他进去。吃饭也不讲究,我在他家吃过饭,师母(已过世)给我一碗面条,一个鸡蛋。我的师母很慈祥,是个文盲。季先生这样一个大学者,和一个文盲夫人白头到老,应当成为当代青年男女的学习榜样。
季先生最崇拜的前辈学者是陈寅恪和汤用彤,和我们聊天时经常赞美这两位学者,过年过节时,他只看望汤用彤副校长,还把我们的作业本拿给汤先生看,汤先生赞美我们学得好。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的幼稚动作,使父母很开心。季先生在我们面前经常提到他的同学胡乔木和乔冠华,说:“我们同学当中,我是最没出息的,胡乔木是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乔冠华是外交部副部长,出头露面。”
毕业后,我们同学有的留在北大,有的分配到中国社科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两位老师都被“打倒”了。北大东语系又把我们叫回来,对两位老师进行批斗。主持会议的人说:“他们是杀人不见血的侩子手”,当我们上台发言念“最高指示”时,两位老师都鞠躬认罪,像往常一样,季先生穿着褪色的中山装,金先生穿着很旧的对襟小褂,他们面黄肌瘦,深度驼背,很显然,他们受了不少苦。我想他们肯定痛恨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不孝子孙。其实不然,文化大革命刚过,季先生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给我们讲治学方法:当您要研究某个问题时,先要了解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确定自己的突破目标。还召集我们同学开会,交流国内外印度学研究信息。还为我翻译的《惊梦记》写序。师生之情,一言难尽。
文化大革命后,季先生曾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看望他九十多岁的老师,把他翻译的八册《罗摩衍那》送给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没有赞扬他,反而说他没出息:“翻译《罗摩衍那》有什么了不起?会梵文的人只要下功夫都能翻译出来。你是中国人,你应当研究吐火罗。你们中国保留大量吐火罗文资料,我们外国人想看都看不到。”回国后,季先生经常对人说,在老师面前挨骂比受表扬还亲切。
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两派对立情绪很重,季先生曾想离开北大,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南亚研究所。北大领导获悉后,坚决不同意,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挖北大的墙角,并于1978年提任季先生为副校长,北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南亚所,由季先生等筹办。他作好规划后,要向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汇报。胡院长获此消息后,亲自到季老师家。南亚所就在两位老同学策划下诞生了,季先生任所长。
3、 谈谈您的老师金克木老先生?
韩廷杰答:我在介绍季先生情况时,附带讲过金先生的一些情况,以下再做些补充。金先生的经历不同于季先生,季先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然后出国深造,是逐步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金先生则不同,他是自学成材。他没上过学,小时候跟嫂子学过《三字经》、《百家姓》等,还自学外语。他很聪明,很善于学习,年轻时就发表诗歌散文,还翻译过世界语、英语文章。当过编辑,当过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后来赴印度学梵文,还学印度现代语言印地语、乌尔都语等,在东语系教师中,他出类拔萃。听说“文革”后整理北大档案时发现:北大很早就决定让季先生升任副校长,让金先生任东语系主任。但时机不成熟,金先生任主任一事一直没能实现。
金先生的性格与季先生很不同,季先生不爱多说话,金先生很健谈,我们同学到他家去,他讲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他的话不讲完,我们无法走开,所以到他家去总要聊很长时间。
金先生已于2000年因患癌症去世。据我的同学郭良鋆说,她和黄宝生到医院去看望金先生,当时他神志很清醒,哪种药吃多少,记得清清楚楚。等他吃完药,郭与黄回家,刚一进门,就接到北大的电话通知:金先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在外地讲学,没能参加金先生的追悼会,至今感到遗憾。
梵文与佛经——
4、 梵文和现在的印度语有差别么?巴利文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文字?
韩廷杰答:梵文和现代印度的印地语当然是有差别的,但因为印地语继承了梵文的很多语汇和语法,相同之处也很多。梵文已经是死文字了,印度人不再用它作为交流工具,只是用来看文献,很像我国的古汉语。
梵文是雅语,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文言文,巴利文是俗语。大乘佛教经典原文是梵文,上座部佛教经典原文是巴利文。所以,要研究佛教,这两种文字都需要学。
5、 在您看来,佛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目前,佛学研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韩廷杰答:佛学向来为难治之学,因为研究佛学要涉及历史、哲学、心理学、论理学等学科。而且,佛教经典很多,宗派很多,这都给研究佛教造成很大困难。
我国保存大量汉译佛经,这是我国的宝贵财富。我国佛教学者主要靠汉译佛经进行研究,取得可喜成绩,但是,我国佛教学者,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外语水平普遍偏低。这使我国的佛学研究,很难得到国际承认,尤其是印度原典方面的研究。美、日、加拿大等国规定,报考佛学专业的博士生,必须通晓梵文、巴利文、藏文等,我国佛教学者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我认为,我国的佛学队伍应当尽量弥补这方面的缺点。
6、 梵文的佛经与汉语翻译的佛经有哪些差别?
韩廷杰答:一般认为,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从东汉时期开始翻译佛经,唐朝时期达到顶峰,宋以后逐渐衰微。每个朝代都有译经师从事译经工作。历史上著名的译经师有四个,即四大译经师,有二说,一说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另一说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这些译经师的翻译风格很不一样,如,鸠摩罗什喜欢简化意译,他翻译的《百论》删掉百分之五十。他翻译的《大智度论》删掉百分之九十。我们经常所说的观世音,按照梵文原文应当译为观自在。这位菩萨的特点是慈悲,救苦救难。他有神通,六根互用,别人都是听声,他却观声。世人遇难,只要呼唤他的名字,他就观其声音前去拯救。所以,鸠摩罗什意译为观世音,这和梵文原文相距很远了。玄奘法师及其弟子认为鸠摩罗什译错了,玄奘译为观自在。罗什在前,玄奘在后,人们已经习惯于“观世音”的称呼,一直是流行称呼,“观自在”无法与之相比。
从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不变样是不可能的。我在佛学院讲过梵文《心经》、《阿弥陀经》、《因明入正理论》等,和汉译本进行过对比,都或多或少有些出入。如何译经?我国译经师有个摸索过程,翻译技巧逐渐成熟,一般来说,越古的译经与原文的差距越大。
佛经与佛学——
7、 目前,佛经的传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学佛的人为什么最好都去读一读佛经?
韩廷杰答:佛教的传播要靠其经典,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管是佛教学者,还是佛教徒,都应当掌握第一手资料,要阅读佛经。
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大和尚的开示,讲得通俗易懂,居士们很喜欢听,很喜欢读。因为他们看佛经原典有困难,看不懂。大和尚的开示一听就懂,作为入门的阶梯应当说是不错的。但有的开示经不起推敲,比如净空法师的开示,社会上影响很大,也有人对他进行批评,说他讲的某些内容不准确。于丹的情况有些类似,外行人叫好,内行人挑毛病。于丹的《心得》作为入门书可以,真的要学《论语》、《庄子》等,还是要看原典。
由此可见,学佛只靠大和尚的开示是不够的,应当阅读佛经。众所周知,我国的出家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学识不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很容易出问题。
8、 很多没有养成读经习惯的人会觉得佛经难懂,在您看来,这些人为什么觉得佛经难懂?佛经是不是需要很好的法师来教导才能更好地传播?
韩廷杰答:读经是个专门学问,古汉语很好的人,不见得能读佛经。读经难原因有二:1、佛经是从印度翻译过来,印度人的思维模式和中国人有些不同;2、佛教经典涉及很多佛教知识和佛教术语。
居士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能用业余时间学习佛教,短期内掌握太多佛教知识是不可能的。我长期任教于佛学院,佛学院的学生要用大量时间学习佛教经论,居士花不起那么多时间,所以,遇到困难时需要请教法师或查佛教辞典。在流行的几本佛教辞典中,我觉得台湾佛光山编的《佛光大辞典》比较好。
9、 宗教与国学有何关系?
韩廷杰答:儒、释、道都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国学。释、道是宗教,大家公认。儒是不是宗教,说法不一。我国的指导思想是唯物论辩证法,“传播宗教”是教徒的事,不是我国公民非教徒的职责。但我国公民应当学习国学,继承我国优良文化传统。如北大历史系办了个“国学班”,儒、释、道都讲,(释)佛教部分由我来讲,讲三部经:《心经》、《金刚经》、《坛经》。广州有个“华藏文化传播机构”,主张“将儒道释等东方智慧精髓运用于现代商业运作、企业经营管理、婚姻家庭、人生成长、心性提升中的实践”,他们的授课内容也有《金刚经》,说他们传播宗教,肯定不对,应当说他们在弘扬国学。
从学习国学的角度来说,我国公民都应当学点佛教知识,学点佛经。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与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开玩笑:“说名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毛泽东显然读过《金刚经》,因为《金刚经》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式。
我们提倡学点佛教知识,提倡读点佛经,与寺庙里的和尚不一样,他们是传播佛教,我们是出于道德修养、心理修养。佛教所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布施、禅定等,对我们提升道德、身心健康,乃至于建设和谐社会,都很有好处。
10、 目前,我国学佛的环境如何?烧香拜佛建寺庙就是学佛吗?如何才算真正地学佛?
韩廷杰答: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改革开放等政策指导下,应当说我国目前学佛的环境是很好的。烧香拜佛建寺庙只是学佛的一种外在形式,更主要的是修心,这个问题《坛经》讲得很好:“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外求?”我建议大家阅读《坛经》,这是中国化的佛教,吸收很多中国传统理念,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11、 很多人将佛学理解成消极避世的学问,您怎么看?佛学的积极性在哪里?
韩廷杰答:首先指出,佛学不同于佛教,佛教是宗教概念,佛学是关于佛教的学问。这里用佛教这个词比较合适。
佛教是积极还是消极,这要看你如何理解。确实有人把佛教理解成消极避世的,遇到挫折而出家,如贾宝玉那样,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最后也因病而选择了出家。这样理解佛教是不对的,陈晓旭有病应当到医院去治病,她得的乳腺癌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可以保住生命,出家并没有挽救她的生命。
佛教强调修行要精进,不能懈怠,这显然是积极的。佛教又把精进详细区分为五种:1、被甲精进:就像战士身披铠甲准备上战场一样;2、加行精进:勇猛精进;3、无下精进:绝不后退;4、无根精进:不怕严寒炎热等苦;5、无足精进:不因小的成绩而满足,向着最高目标前进。这不是很积极吗?哪有半点消极的影子呢?
12、 皈依的真实意义是指?皈依与剃度的差别?信佛一定要吃素吗?在家修行与出家修行有什么差别?信佛与出家的关系?
韩廷杰答:“皈依”是皈敬依投于佛法僧三宝。佛原指佛祖释迦牟尼,后泛指一切佛;法是指佛的教法;僧是指继承弘扬佛法的僧团。皈依三宝,标志正式成为一名佛教徒。可以到寺庙去办个皈依证,找个师父,也可以像《坛经》所说的那样,皈依“自性三宝”。从心理修养来看,我们更强调皈依“自性三宝”。
皈依不同于剃度,正式出家才是落发剃度。在家居士只是皈依,不需落发,不是剃度。
信佛居士如果条件允许,可于初一、十五吃素,大部分时间过正常生活。我国有三支佛教:汉传、藏传、南传,只有汉传佛教吃素,汉传佛教吃素是从梁武帝时期开始的。吃荤也可以找到根据,释迦牟尼曾和提婆达多讨论过这个问题,提婆达多主张吃素,释迦牟尼认为可以吃荤。
吃素和不杀生一样,是为了体现佛教徒的慈悲精神,慈悲是建立和谐社会必备的道德风范,应当大力提倡。居士对人慈悲,与人和谐相处,这就很好了。对于吃素不杀生等不要过于执着。有位居士是家庭妇女,坚持吃素,荤菜不吃也不做,儿子丈夫都有意见,搞得家庭关系很紧张。这位女居士不给儿子丈夫做荤菜就违背了佛教的慈悲精神。慈悲要以人为本,有人坚持不杀生,苍蝇蚊子等都不杀。苍蝇蚊子传染疾病,你不杀它,它就害人。我们是对人慈悲呢,还是对苍蝇蚊子慈悲呢?当然要对人慈悲,苍蝇蚊子等害人虫,应当杀。某些细菌使人得病,我们要治病就要吃药杀菌,难道我们坚持不杀生就不治病吗?这样学佛,越学越傻,还不如不学。学佛要坚持正确方向,要破除执着,使自己的身心越来越轻松。如果越学心情越沉重,方向就错了。
修行,最通俗的解释是修正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有错误,改正过来就是修行。在家人、出家人都应当这样做,所以,信佛、修行不一定出家,《坛经》讲过这方面的内容。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离不开社会,只要我们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人民大众,就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不一定出家。
13、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间佛教”? 佛说的世间法是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日常生活中的修行对个体生命有些什么真实利益?
韩廷杰答:佛教向来重视人间佛教,《阿含经》就有很多人间佛教的内容,大乘佛教更发展了人间佛教。《华严经。十地品》说:“佛法不异世间法,世间法不异佛法。佛法世间法无有杂乱,亦无差别。”《金光明经》卷四说:“若深识世法,即是佛法。”《坛经。般若品》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近、现代的太虚、印顺等大师又大力提倡,使人间佛教深入人心。我们只要沿着“人间佛教”的道路前进,就不会在学佛的道理上迷失方向。对于在家居士来说,这个问题尤为重要。不要追求神通,不要搞神秘主义,踏踏实实做人,学佛就是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不断提高“高尚”的水准,人成即佛成。
佛教不是死人的宗教,而是活人的宗教,它的很多理论能够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处世、修行。
关于修行和个体生命的问题,我们应当牢记祖训:“仁者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帮助别人能使自己心情舒畅。如果一个人斤斤计较,人际关系搞得很紧张,就不能愉快地生活。“君子坦荡荡,小人常凄凄”,长寿的秘诀很多,心情是主要的。
14、 慈悲喜舍是佛学的基础吧?如何理解这四个字?
韩廷杰答:慈悲喜舍是佛教的四无量心,或称四无量,是佛菩萨普度众生所应具备的四种伟大精神,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给有情众生带来欢乐是慈无量,使众生离苦是悲无量;使众生离苦得乐后,内心无比喜悦,此称喜无量;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无怨亲之别,此称舍无量。我们应当把四无量心应用于社会,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的伦理观念之一。
15、 八正道是不是佛学的基础?八正道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意义?
韩廷杰答:八正道是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原义为的达到涅PAN(般木)(解脱的八种正确途径:1、正见:对事物的正确理解与知见,2、正思维:对事物的正确思维,3、正语:说话正确,不能花言巧语骗人,不能挑拨离间,不能说脏话骂人,4、正业:业包括三种:身业(行为)、口业(说话)、意业(思想)。正业即身口意三业正确无误;5、正命:正确的生活;6、正念:正确观察事物,铭记真理;7、正精进:朝着四个正确方向努力——①恶法(错误的事情)未起时,努力克制,使之不起;②如果恶法已经生起,要加紧努力,使之消除;③如果善法还未生起,要努力使之生起;④如果善法已经生起,再加努力,使之加强继续。8、正定:按照正确方式方法修炼禅定。这八条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所以,我认为:不管是不是佛教徒,都应当学点佛学知识,都应当念点佛经。利用这份传统文化,为我们的心理修养服务,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部分文字发在上海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