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临公子

二七 出版的殊勝因緣

　　我的寫作與講記，幾乎都是自己出版的。自己既沒有資金，又沒有組織，沒有人力物力，出版實在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寫作與講記，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這可說是殊勝因緣所成就的。我應該次第的寫出來，以表示對護持者的謝意 [P171] ！

　　民國二十八年（三十四歲）：我在四川漢藏教理院。秋天，虛大師從昆明寄來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這部書有不利佛教──歪曲、醜化的部分，要我給以評正。我寫了一篇『吾國吾民與佛教』。漢院的同學們，熱心把他印成小冊，分贈各界。這可說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但只是小冊，我也沒有保存。

　　三十二年（三十八歲）：十六萬字的『印度之佛教』出版，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蒙學友們的熱心贊助，以「正聞學社」名義，在重慶印行。那時，我在合江法王學院，不能親身去處理。蒙達居（仁慈）願負起出版的任務，周貫仁助理校對。但在這部書的排校過程中，曾發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原來承印者，是沒有印刷廠的，交給別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價逐漸上漲中，真正的承印者，沒有利潤可得，排不到三分之一，就擱了下來。預定出書期到了，竟渺茫得毫無消息。不知怎樣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屬於軍部的印刷所主管，曾經出家而後來參加革命的。他見了這部書，竟自動發心，願意幫助完 [P172] 成這部書的出版。排印紙張費用，照原價計算。素不相識的某君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更忘不了這一不思議因緣。

　　三十三年（三十九歲）：我回到漢院。冬天，『唯識學探源』出版。

　　三十五年（四十一歲）：秋天，我從開封回到武院，就設法在漢口出版『攝大乘論講記』（二十七萬字）。由漢口佛教正信會呂九成居士介紹，交某印刷廠排印，校對由我自己負責。但我住在武昌，所以約定：每天十六頁，初校到三校，彼此都以掛號郵寄，郵費由我負責。但是廠方寄了三次初校，就不再寄了，只好過江到印刷廠探問。原來印刷廠是小型的，沒有這麼多鉛字，不能繼續排下去。不得已，只好約定：我每日午後過江，先初校，改正後再校、三校，十六頁當天完成（印刷）。這樣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才告完成。費了大約四十天的整個下午，每天往返 ---坐二次渡輪，四次人力車，還要從初校到三校。這是唯一自己校對的書；經過這部書的出版，才知道從校對到出書，問題多多，是並不容易的。 [P173]

　　三十六年（四十二歲）：『中國佛教史略』出版（今編入『妙雲集』下編九『佛教史地考論』）。這是我與妙欽合編的，由上海大法輪書局印行流通。

　　三十七年（四十三歲）：三月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由大法輪書局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歲）：夏天，我到了香港。妙欽從馬尼拉匯來印刷費，所以『佛法概論』十月中在香港出版。

　　以上這幾部，出版時都徵求預約。以後感覺到：預約的大抵是人情，所以此後不再預約，賣得書來再印書了！

　　三十九年（四十五歲）：這一年，在香港出版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今編入『妙雲集』上一『般若經講記』），『中觀今論』，『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今編入『妙雲集』下七『無諍之辯』），『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今分三部分：『青年佛教運動小史』，『青年佛教參訪記』，編入『妙雲集』下五『青年的佛教』；『雜華雜記』編入『妙雲集』下十『華雨香雲』），『性空學 [P174] 探源』，『大乘是佛說論』（今編入『妙雲集』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太虛大師年譜───七部。其中『中觀今論』，是香港香海蓮社發心印行的；『太虛大師年譜』，是太虛大師全書出版委員會出版的。

　　四十年（四十六歲）：出版了『佛滅紀年抉擇談』（今編入『妙雲集』下九『佛教史地考論』)，『淨土新論』（今編入『妙雲集』下四『淨土與禪』），『大乘起信論講記』。這三年在港出版的書，凡是自己出版的，都由演培、續明負責，與印刷廠接洽及校對等一切事宜。

　　四十一年（四十七歲）：出版了『中觀論頌講記』，『勝鬢經講記』，由續明（也有 [P175] 學友相助）負責校對等事。『佛法概論』也在那時再版，有我當時的（如上）相片。還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 今編入『妙雲集』上一『般若經講記』），在香港重版的時間不詳，可能是我秋季離港後，續明繼續出版的。

　　這是我來台灣以前的出版情形：重慶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寫作而自己出版，要有經費，而我是沒有錢的，那怎能出版呢？一、籌印『印度之佛教』，在抗戰艱苦時期，實在不容易！虧得演培學友的大力贊助，才能出版。二、性覺（俗名郭朋）、續明去西康修學，遇到一位虔信佛法叫商人史建侯，二人稱譽我，並說到我的『攝大乘論講記』，因而引起史居士的發心，樂助這部書的出版費（法幣拾捌萬元），我才能在漢口出版了這本書。三、三十八年春去菲律賓岷尼拉的妙欽，不久就寄了一筆印行『佛法概論』的費用來港，書也就在十月出版。四、法舫法師是武院的老學長，我二次到武院研究，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所以也是我的老師。他在香港時，為居士們讚歎我的『中觀今論』，所以香海蓮社會發心出版這部『中觀今論』。五、檳城的明德法師，自願籌款印 [P176] 行『中觀論頌講記』。寄來的印費有餘，再印了『勝鬘經講記』。我與這位遠地的法師，沒有任何關係，也不曾通過信，不知他聽了誰的稱譽『中觀論頌講記』而自動發心贊助，因緣實在希有！從上面所說看來，共同研究的學友，師長，遠地的法師，居士，都為我的著作出版而發心，純為佛法的弘揚著想，出錢出力，沒有絲毫的功利觀念。這是使我感動，使我永續的為佛法而奉獻身心。只是不能推動佛教，使佛法有良好的進步，不免心生慚愧！

　　來台灣以前的寫作與講記──長篇的，可說都已出版了。出版書，總是希望有人閱讀的，所以每部書出版後，除了部分贈與有緣人外，在四川時，由漢院流通處代為流通。抗戰期間，紙張太差，印刷也不理想，所以離四川時，只帶了『印度之佛教』二十冊回來，偶爾贈送，也就沒有了。留在漢院的，再也沒有想起。香港出版的，除『中觀今論』，『太虛大師年譜』，由出版者流通外；其他的書，香港由東蓮覺苑代為流通。台灣方面，每本書出版，總是寄一部分到善導寺流通處，那還是李子老主持的道場。在這時局動盪不安的時刻，流通量當然不大 [P177] 。四十二年，我決定定居台灣。五月返香港，東蓮覺苑存書，承全部折價付給我，以後也就不再煩累流通了。台灣善導寺流通處，也將過去出售的結算給我，繼續代為流通。這筆書款，除保留部分作為出版費外，一部分作為修建福嚴精舍的費用。十年來不斷出書的時代過去，在台灣將是另一形態的開始。

　　四十二年（四十八歲）：冬天，我主持善導寺的彌陀佛七，每日開示，記為『念佛淺說』（今編入『妙雲集』下四『淨土與禪』），由善導寺護法會印行結緣。

　　四十三年（四十九歲）：『佛法概論』修正後，重版流通。

　　四十四年（五十歲）：『藥師經講記』出版。

　　四十五年（五十一歲）：選些論文及講錄，編為『人間佛教』，『學佛三要』，『以佛法研究佛法』，『頑石點頭』──四冊。自己深感近年來的多障多病，所以編印四冊，是以結緣為主的。前三冊，除『人間佛教』改為『佛在人間』，都已編入『妙雲集』下編，但內容已有所增加。『妙雲集』中沒有保存『頑石 [P178] 點頭』名目，內容分散編入下編各部。

　　四十九年（五十五歲）：秋天，『成佛之道』出版，在我的寫作中，這是流通量較大的一部。以上這幾部的出版，負責出版校對者，我已忘記了，大抵與當時『海潮音』的編校者有關，也有住在善導寺的人幫助。我的書，起初在善導寺校對流通。台北慧日講堂在五十年落成後，就將書運到慧日講堂，由住眾法師一人負責流通。

　　五十二年（五十八歲）：『修身之道』出版（今編入『妙雲集』下六『我之宗教觀』）。

　　五十三年（五十九歲）：九月，『寶積經講記』出版。『上帝愛世人』與『「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香港與曼谷的佛弟子，把他印成小冊結緣。

　　五十三年，我來台灣已十二年了。建寺院，出國，弘法，儘做些自己不擅長的事，比之早年的專心佛法，真是得不償失。這樣，（國曆）五月二十三日，就在嘉義妙雲蘭若掩室自修。雖掩關只有一年，但又將進入法義深觀的另一境界。 [P179]

　　五十七年（六十三歲）：六月，『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四十五萬字）出版。常覺學友負責校對；樂助出版費的，是報恩小築的黃陳宏德。這一年，又出版了『談人世與佛學』（今編入『妙雲集』下七『無諍之辯』 ）。

　　五十八年（六十四歲）：冬，開始編集『妙雲集』，到六十二年秋末，經四年而全部出版。這是將我過去的寫作與講錄，除大部的『印度之佛教』等專著外，總合的編成字體、形式等統一的大部。全集分為三編：上編是經與論的講記，七冊；中編是十萬字以上的而獨立成書的，如『中觀今論』，『成佛之道』等，六冊；下編是各種文字的類集，十一冊──全集二十四冊。上編與中編，是容易編定的，先以上編的『勝鬘經講記』付印；下編，到六十年夏天，才分類編定。

　　六十年（六十六歲）：三月，『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五十六萬字）出版。六月，『中國禪宗史』（二十八萬字）出版。

　　『妙雲集』的出版，有不少難得的因緣。一、五十八年初，我去了新加坡、 [P180] 馬來西亞一趟，承各位長老的惠與，善信的供養，可說收穫豐盈，這才決定這部書的出版。在出版過程中，香港三輪學社的邵黃志儒，特地送了港幣參萬元，使印費不致困窘，這是意想不到的勝緣。二、據說台中的價目要便宜些，所以決定在台中出版。為了校對的便利，在台中市南區，購了一處小型的靜室，這就是我後來在台中養病的地方。三、最重要的，還是與印刷廠接洽及校對的人員。慧潤是依我出家的弟子，身體的健康很差。他從學院畢業回來，就讓他去處理校對，出版的事務，多少活動，可能身體會好些的。起初是慧潤一個人；五十九年，他的同學性瀅來了；六十一年，又有依道來。大家都是同學，共住一處，負起了這部書的出版任務。至於我自己，除了書的先後編列，確定字體，負責印刷費用外，一切由他們去處理，我是不大顧問的。

　　我出版的書，起初並不暢銷，直到『妙雲集』出版，才有較多的人知道，因『妙雲集』而進入佛法；社會經濟又日漸豐裕，『妙雲集』的流通量，也漸漸的提高了。在『妙雲集』出版過程中，還同時出版了兩部書：一、『原始佛教聖典 [P181] 之集成』，由性瀅、慧潤校對，也請慧琦、慧瑛助校。二、『中國禪宗史』，也由性瀅等校對。

　　六十年（六十六歲）秋末大病，不死不活的過了兩三年，才慢慢恢復。雖然我的業緣末了，以後還有寫作，但進度不免遲緩了。以後出版的，有：

　　六十四年（七十歲）：十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由菩提樹雜誌社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一冊）。同時，『古代中國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三十四萬字）出版。這是有關中國文化的，華岡出版社出版，出版費用自備。書中有不少的甲骨文等古老文字，要另行刻印，所以出版費用偏高，收入而不敷支出的，只有這一部。七十九年元月，以正聞出版社名義再版流通。

　　六十五年（七十一歲）：『往生淨土論講記』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一冊）。

　　七十年（七十六歲）：五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出版。這是費了五年的時間，一千三百餘頁的鉅著；再加索引，不下九十萬字。校對方面，性 [P182] 瀅、依道、慧潤外，又有心如同學來參加校對，並檢查引文的出處，文句的是否正確。索引方面，得到洪啟嵩、溫金柯、黃俊威、黃啟霖居士的發心。這一年的十二月，『如來藏之研究』出版。校對與索引，由依道等四位負責。

　　以上各書，除『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外，都是在台中出版的。在書籍的出版，流通方面，有一重大改變。從民國五十年，台北慧日講堂成立以來，我所有出版的書籍，主要是依慧日講堂流通的。當時流通量不大，所以請一位講堂的住眾發心處理，如宏印、顯如等幾位，都曾負過這一任務。不過時間長達二十年，發心負過責的，我也不能完全想起來了。書的出版，起初是用沒有實際組織的「正聞學社」名義；後來也有用我自己的名字；到『妙雲集』出版，印海學友也在慧日講堂建立正聞圖書館，我也就以正聞出版社名義出版。到七十年，才在台北正式成立正聞出版社，與印刷廠聯絡及日常事務，主要是由住在北部的性瀅；以後有書出版，也就在台北了。校對方面，雖然性瀅以外，慧潤等漸漸移住到高雄、屏東，但校對主要還是依賴他們。對於這，我有些感想：自己福德 [P183] 薄，又沒有攝受人的善巧，所以寫作的出版，能得到學友們的代為處理，總有喜出望外的感覺。在香港出書，是得到演培與續明的助力；在台灣出版『妙雲集』以來，都依賴性瀅，依道，心如，慧潤──四位。我對人平淡，對他們是與住眾一樣的。我信任他們，後來我幾乎只是把書稿交給他們，我就不問了。演培等來漢院共住而相識，性瀅等只由於慧潤的同學關係。佛學作品的出版，是為了宣揚佛法，大家都是為此而努力。我為此而寫作；代為記錄的也如此；與廠方接洽，校對出版的，代為流通的，也都是如此。在三寶的護持下，都自動的願為佛法而努力。有人以為：我對佛法各部分，早已明白確定了，只是一部接一部的寫出而已，其實不是這樣的。我雖對佛法有一發展的全程概念，如要寫某一部分，還是在研求，補充或修正的情況下進行，所以寫作一部，對這部分問題，有更為明確深入的理解（所以我曾說：閱覽不如講解，講解不如寫作）。我相信，記錄的，負責校對的，在與佛法不斷的接觸中，對佛法也會有所進步的。所以寫作與出版，我與協助我的，都是在佛法中奉獻，在佛法中求進修而已！ [P184]

　　以後在台北出版的，有：

　　七十一年（七十七歲）：五月，『辨法法性論講記』出版 （今編入『華雨集』一冊 ）。

　　七十二年（七十八歲）：九月，『雜阿含經論會編』（三冊）出版。這是『雜阿含經』與『瑜伽師地論』『攝事分』（解說抉擇契經部分）的會編，不能說是我的作品，但所費的心力、時間不少。「經」方面，次第倒亂的，缺佚而以餘經編入湊數的，都從研究中改正過來。「論」方面，有有論而沒有經的，經研考而知是出於『中阿含經』，也有屬於『長阿含經』的；也就因此論定為本來是附編於『雜阿含經』，後來才編入『中』、『長阿含經』的。另外又寫了一篇『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約四萬伍千字），附編在卷首。

　　七十四年（八十歲）：三月，『遊心法海六十年』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五冊 ）。七月，『空之探究』（十八萬字）出版。

　　七十七年（八十三歲）：四月，『印度佛教思想史』（二十九萬字）出版。 [P185]

　　這可說是我對印度佛教思想發展研究的結論。

　　七十八年（八十四歲）：二月，『修定──修心與唯心‧祕密乘』出版（今編入『華雨集』三冊）。八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出版（今編入『華雨集』四冊） 。

　　八十一年（八十七歲）：八月，『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由東宗出版社出版。

　　八十二年（八十八歲）：一月，『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日譯本，由正觀出版社出版。

　　四月，『華雨集』全部五冊出版。有些是六十年大病以前的作品；有些是『妙雲集』出版以後的寫作，短篇或長篇，有的還沒有發表的。這部書編好後，將原稿交給正聞出版社，確已好久了，但序文說：「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序於南投寄廬」（即今永光別苑），時間未免過早。「一月」可能是十一月，脫落一「十」字的校訛，因為這篇序，不可能較『修定──修心與唯心‧祕密乘』，『契理 [P186] 契機之人間佛教』寫出更早的。

　　一生的寫作、記錄而已出版的，就是這些。願以這些書的出版，報答三寶法乳的深恩！

咸临公子

二八 傳戒因緣

　　我沒有精究律藏，沒有通曉律意，適應現實的深一層認識，所以我沒有特別主張。而對沿習下來的佛制祖規，我也沒有什麼反對。對於台灣近四十年來的傳戒運動，我也參加過，那只是隨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歲）冬天，我因性願老法師的邀請，以祝賀者的心情，到了廈門。在戒期中，也講了幾次通泛的開示。授具足戒時，我與先師念公，都參加戒壇為尊證，這是我與傅戒因緣有關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歲）夏天，台中寶覺寺智性長老來福嚴精舍，邀我參與冬期傳戒，擔任教授。那時，我病勢漸重，我說：「智老！這是我應該隨喜。只是我 [P187] 病體不知怎樣，怕臨時誤了戒會」。智老還是要請我，並且說：「如法體欠佳，可以推人代表」。這樣，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終日躺著靜養，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歲），白聖法師在臨濟寺傳六十壽戒，邀我擔任尊證。問起時間，恰好是預定應臺南市佛教會的邀請，作七天弘法的時間，不湊巧。白聖法師說：「那末，推代表好了」。我當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歲）秋天，賢頓法師（白聖法師同來）來，說起臨濟寺傳戒，邀我當尊證。那一天，我正在感冒發燒，這是就會好的，所以我答應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滲血四、五天，飲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請印海去代表。兩次都沒有能親自參與臨濟寺的戒會，只能說因緣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歲）冬天，台中慈明寺傳戒，請我任得戒和尚。不過，我是看作慈明寺傳戒，我不過隨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聖 [P188] 印來，說起為了滿足智性老的遺願，要舉行第三次戒會。傳戒要向中國佛教會轉呈申請，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時，智性老已經去世，所以聖印要我出個名字去申請。演培也幫著說，好吧！就作個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請吧！想不到過了這麼多年，真的要傳戒了，那就只好當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實，聖印要我當得戒和尚，一開始就錯了！

　　在五十四年的華僧大會上，有人提了一個革新傳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實際的提案，橫豎是行不通的，我連反對的興趣都沒有。大家也都隨便的通過了，由中佛會轉呈政府備案。聖印用多年來的傳戒制度，發出通知，籌備一切。大概離戒期不過（或不到）兩個月了，政府核准了傳戒的新辦法。中佛會召集會議，要聖印去列（出）席。這一下，聖印可著急了。後來經中佛會會議通過，這次籌備不及，姑且通融採用舊制度。不過受戒者的資格，如神經失常，盲啞殘廢，絕對不得受戒（這些，我都是後來知道的）。不久白聖法師回國，離戒期不到一月了，認為應嚴格執行政府核准的規制。聖印來報恩小築看我，我主張：中 [P189] 佛會是中國佛教的最高機構，遵從教會的意旨是不會錯的，這又不是你出爾反爾。戒弟子多少，有什麼關係！聖印當然有些事實困難，不可能像我那樣的無所謂。後來由中佛會特派專員，去慈明寺審查受戒者的資格。那天晚上，我沒有在慈明寺。聽人說：有新戒起來說話，辭鋒相當銳利，審查者是並不容易答覆的。就這樣的審查了一會，也就算了。世間事是不可思議的！慈明寺戒期還沒有終了，中佛會會議決定：新規制窒礙難行，呈請政府，還是採用老規矩。這個新方案，與慈明寺傳戒相始終，似乎有了慈明寺傳戒，就有新規制的必要一樣。聖印請我當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煩，費了多少口舌。但由於中佛會要推行新規制，那些想受而還沒有受戒的，怕再沒有受戒的機會，大家發心來受戒。慈明寺戒會，受出家戒的多達四百二十五人；中佛會的新規制，起了號召大家來受戒的副作用，世間事真不可思議！我是個無事人，一向信任因緣，由因緣去作決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歲），我又參加了基隆海會寺的戒會，任尊證。

　　五十九年（六十五歲）：三月初，應嘉義天龍寺心一和尚的禮請，傳授在家 [P190] 的五戒與菩薩戒。戒會期間，並主持大殿 　　　　　　　　　　　　　　　　　重修落成典禮。

　　六十四年（七十歲）：三月初四日起，黃陳宏德於報恩小築，傳授五戒及菩薩戒，禮請我為傳戒和尚。受戒者人數不多（四十八人），但戒會清淨莊嚴，與一般的兼事經懺，廣招供養的風格不同。

　　六十六年（七十二歲）：八月，應馬來西亞本道戒兄的邀請，參加金馬崙三寶寺三壇大戒的戒會，任說戒和尚；羯磨與教授，由竺摩，演培二位擔任。十六日開堂，九月初四日圓滿。

　　六十七年（七十三歲）：台北市松山寺，是道安長老所興建的，蔚為台北名 [P191] 剎。道老定於六十七年，傳授三壇大戒，但不幸於六十五年臘月初圓寂。繼任住持靈根法師，為了滿足道老生前的遺願，仍按時舉行戒會，禮請我為得戒和尚。戒會於九月二十九日開堂，十月二十六日圓滿。

　　八十年（八十六歲）：新竹福嚴精舍大殿等，由住持真華重建，於國曆十月中落成開光。海外學友演培、仁俊、妙峰、印海、唯慈等，都遠來參加盛會。並在精舍舉行在家菩薩戒會，由我與演培、真華任三師。

　　參與戒會，在我這一生中，都不過隨喜而已。 [P192]

咸临公子

二九 我與居士的佛教事業

　　佛教的在家弟子，應以佛教的立場，從事文化、慈善、社會福利事業，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薩精神，也能取得社會大眾的好感，有利於佛教的流行。所以在家居士而能從事佛教的文化與慈善事業，不論他對我怎樣，我都表示由衷的讚歎！

　　一、台中李炳南老居士領導的蓮社，對我有思想上的距離，所以在『佛法概論』事件的動盪中，有台中燒毀我著作的傳說。在重信仰的宗教界，這可說是一般的現象。民國五十三年，我辭退了慧日講堂的住持，要去嘉義掩關時，聽說李炳老領導蓮社同人，發起建立菩提醫院。在那時，這是佛教界難得聽到的好消息！我與演培、續明洽商，決定以台幣五十萬元，樂助菩提醫院建院費用。本來，我們只希望，在某間病房中，紀念性稱為「太虛室」。但炳老建議：在醫院旁，建一座「太虛大師紀念館」。上層供佛及虛大師的影像與略傳，可引導病者及其 [P193] 關係人的信佛；下層供醫院使用。炳老的好意， 　　　　　　　　　　　　　　我們當然接受了。五十五年農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邀我去剪綵。我本著樂施──與人為善的觀念，所以從不問醫院的內務，與進行的程度。炳老有良好的風範，蓮社有眾多的社員，我抱著樂觀其成的心情。但起初鼓吹推動的于凌波，似乎漸漸的退卻了，多少引起我的疑問。菩提醫院建成了，正式開業。由於佛教界缺少（西）醫務人才，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諧合作，陽光乍現的菩提醫院，就陷於低沈；不久，等於從佛教界消失了！

　　二、紐約的美國佛教會，在福嚴精舍成立「駐台譯經院」，這是極有意義而又下免失望的事 [P194] 。因緣是這樣的：五十八年，新竹福嚴精舍與台北慧日講堂，在常覺與印海的主持合作下，福嚴精舍增建了大講堂與學生宿舍，開辦女眾的福嚴佛學院。到六十年夏，學生畢業，也就停辦而恢復為男眾道場。精舍房屋多而住眾少，未能物盡其用，未免可惜！恰好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居士，讀『大寶積經』而充滿法喜；希望能譯為英文，也就將『大寶積經』的妙法，介紹給英、美等西方人。這一理想與發心，是希有難得的！住在新竹的許巍文居士，與沈居士是德國同學，信函中提及、討論，而有在台灣辦理譯經院的決定，進行尋覓土地，建築設計等工作。我聽到這一消息，覺得是大好事，徵得福嚴印海住持的同意後，向許巍文等提議：覓地、建築，至少還要等一二年時間，不如無條件的，先借用福嚴精舍的大部分房屋，進行譯經工作。在順利進行中，再覓地建築，不更理想嗎？這一提議，當然得到大家贊同，「美國佛教會駐台譯經院」，就這樣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院長是在美的沈家楨；在台灣有兩位副院長：顧世淦主持譯務，戈本捷主持事務。當時參加翻譯的，有四、五位，現在譯介世界佛學著作的許洋主，就是其中 [P195] 的一人。譯經院成立不久，我就進入大病、長病的階段，所以不知成立後的情形如何。偶爾聽說，二位副院長間，有些不太協調，那也只是聽說而已。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主持譯務的顧副院長辭退了，由張澄基居士繼任。『大寶積經』是合編四十九部大乘經而成的，經張副院長的研閱，覺得其中二十八部，更能適合西方人士，因而選定二十八部，沒有譯出的要翻譯，已經譯出的再加校定，大家繼續為此而努力。六十七年夏，福嚴精舍性梵住持來說：不知為了什麼，譯經院決定要遷往北投農禪寺。我以為：我們只是無條件的提貢房屋，歡迎來譯經，只希望譯業成功。遷移，應有他自身的需要，我們也應該歡喜的送他們。一切都遷移到農禪寺去了。不久，聽說譯經院宣告停辦，這是我所想不到的！據說：精選譯出的二十八部，送往美國出版。我不通英文，所以到底有沒有出版，也沒有知道。不過，七年的時間，動用譯務、事務的入不少，所費應該是不少的。如停譯而毫無成就，這不免太使人失望了！辦醫院，譯佛經，我們都無條件的贊助過居士們，而結果都等於零。我不會怪那一位，只是為中國佛教界（美國佛教會，也 [P196] 是中國式的佛教）的衰落而惆悵！

　　三、周宣德老居士對現代佛教的年青化，是有貢獻的！雖在『佛法概論』的風波中，他也曾勸我：中國佛教不要提倡日本化，也不要小乘化。那是在無限的謠言中，他也信以為真而已。四十八年，他贊同丘漢平居士的建議，成立大專獎學基金，以引導大專同學的接近佛法，也徵得南亭長老的贊同。丘居士當時是中佛會「國際文教」委員，想到我這個空負名義的主任委員，覺得應該徵求我的同意。那時，我在菲律賓岷尼拉，宣老就寫信給我，敘述情形而希望我贊助。我覺得這是大好事，是引青年學子接觸佛法的好方法，所以我表示願意參加一份。這樣，由南老與我、丘、周──四人四份，組成了「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但為了免除不必要的異議，又加入一位委員（不負經濟），大專獎學，就這樣的開始。接著，各種獎學基金紛紛成立，都由宣老負責獎學事宜。五十年，成立慧炬社，發行慧炬月刊，深入各大專院校。大專院校內，成立佛學社團，共六十多所，這可說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動。他有教授資格，是老黨員，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這 [P197] 樣的成就。有些長老，怪他不請法師去開示，不引導學生來歸依，其實宗教色彩太濃，在那時是不太適宜的。是六十Ｘ年吧！宣老從美國給我一封信，大意是：慧炬社已成為大專院校同學集會的活動中心，原有的二層建築，已不敷使用，決定加建三層，希望我能有所贊助。我回信表示，願隨喜贊助。後來，我派人去台北，帶去一封給宣老的信，並台幣參拾捌萬元（合當時美金壹萬元）。隨喜樂施，是不用宣揚的，所以接近我的人，都不知這件事。七十四年，仁俊等在美國為我祝壽並座談，宣老提起這件事，被記錄而刊登在香港的『內明』，所以我也就說到。從獎學基金而引起成立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使台灣佛教年青化，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沒的。在我與居士團體的關係中，這是沒有使我失望的一次！現在宣老已去世了，願繼承這一事業的，能永遠的引導學生，趨向於純正的佛法！

咸临公子

三０ 老年病更多

　　我一生多病，過去所患的是肺結核，但沒有吐血、咳嗽、潮熱等現象，所以 [P198] 引起的虛弱疲累，算不得大病。到了晚年，大病一次又一次的發生，到現在── 八十三年（八十九歲）還沒有死，真是「業緣末了死何難」！

　　民國六十年（六十六歲），住嘉義妙雲蘭若。春季以來，身體就感到異樣的不舒服，這可能是業緣將了的預感，所以寫了自傳式的『平凡的一生』，以為這是我「最後的篇章」了。八月，某日中午，休息以後，照例的起來泡茶。但走不到幾步，站不穩而跌了一交，雖沒有什麼傷害，卻出了一身冷汗，身體是越來越虛弱了！

　　冬天，為了去楠梓慈雲寺主持開光，與弟子數人，早一天去高雄。當天去元亨寺、宏法寺，也到澄清湖參觀，晚上住千光寺。早上起來，腹部覺得很不舒服，雖去慈雲寺主持開光典禮，但午齋只喝幾口湯而已。次日，與明聖乘車到新竹圓光寺，本來是要去一同寺主持菩薩戒會的，但覺得腹部病情嚴重，先請醫生診治。診斷後，醫生問我：「你住在那裡」？「嘉義」。他說：「那還來得及，趕快回去」！我了解醫生這句話的意思，病重得快要死了。明聖著急起來，電話告 [P199] 訴新竹印海、台北真華法師；與報恩小 　　　　　　　　　　　　　　　　　　築的黃陳宏德聯繫，決定我到台北的宏恩醫院診治。當晚到了宏恩，經診斷為小腸栓塞，次日開刀。小腸栓塞，是上下不通，上不能進飲食，下沒有大小便。我的體溫、脈搏、白血球，據說一切正常，可是手術後十三天，還是上下不通。醫生建議非再動手術不可，但我不願再動手術，因為自己知道，即使再開刀而病愈，但元氣大傷，也不能再弘法，為三寶服務了。半生不死的活下去，也只是浪耗信施而已。道源長老來看我，說了些義正詞嚴的好話，我是經不起 [P200] 說好話的人，這才答應再挨一刀。晚上動手術，第四天通氣，恢復了上下的通暢，總算從死亡線上回來了。住院三十八天出院，但進院時體重五十二公斤，出院只剩四十六公斤了。病中承善信的關懷，道友的關懷，演培等從海外來台探視，都使我心感！

　　大病似乎好了，其實問題還嚴重得很。一、住院期間，長期的整天注射，手臂露在外面，沒有按摩、保暖，所以右手患有嚴重的風濕關節炎。治風濕關節炎的藥，不問中藥、西藥，多服都是要傷胃的，所以我採用土方：製一隻雙層── 夾的衣袖，用浸透薑汁（乾了）的棉花，放在夾層的衣袖裡，不論白天、晚上，天熱、天冷，一直戴在右臂上。一方面，右手臂輕微運動，使右手臂的活動空間增大。就這樣的保暖與運動，經一年多時間，右手嚴重的風濕關節炎，才完全好了！只是右肩變得比左肩高些。二、腸部的手術，引起後遺症：上午有三次不正常的大便，喫什麼（中、西）藥，都不見效。雖飲食、睡眠如常，身體即越來越瘦，到六十一年（六十七歲）八月，身高一七六‧五公分的我，體重竟低到四十 [P201] 二公斤。那時，晚上睡著了就會出汗；頸項與胸部有黏汗，雖然不會滴下來，可是怎樣也揩不清淨；早起有涼意，等到喫了稀飯，從頭面、頸項到胸背，無不大汗淋漓。沒有什麼苦痛，可是越來越虛弱無力，搖搖欲倒，直覺得到了死亡邊緣。但業緣末了，不可思議的因緣又來了。我那時住台北的報恩小築，上海商業銀行的沈居士，來電話說要見我，護病者告訴他：老法師身體虛極，等身體健康些再聯絡，但沈居士還是來了。他不知報恩小築的地址，所以請張禮文居上陪來。他見了我的病態，也就沒有話好說了。張居士願意為我診脈，我雖沒有見過他，但在四十三年前後，曾從報上知道：服務於中央信託局的張禮文，治好了一位患肺結核而已病臥不起的患者，所以也就讓他診治。他診斷我是陽虛，開了一劑扶陽的參附湯加減，並說明黑附塊的煎法。我只喫了一劑，頸項、胸部的黏汗，就沒有了。（從此服湯藥，後來改用膏方，膏方的一再修改，到現在已服用二十一年了。）這位不是職業醫師的名醫，不請自來，使我從死亡邊緣活過來，因緣是那樣的不可思議！「業緣末了」，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 [P202]

　　病總算好轉了，身體也硬朗些，但體重還是不見增加。承美國沈家楨居士邀請，在六十一年（六十七歲）底，由顧世淦陪同，經日本而到紐約，住在長島的菩提精舍。安靜，空氣清新，尤其難得的，是得到日常學友的照顧！在長島半年，體重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在紐約作健康檢查，我的肺結核竟已全愈了，這才由日常陪同回台灣。回來不久，使我長住台灣的李子老去世了。福嚴與慧日二道場的住持任滿，要集眾會議通過。見人多，說話多，體重又滑落到四十二公斤。不得已，在六十二年（六十八歲）冬，除二三人知道外，隱居到台中南屯路的靜室，就是『妙雲集』校對出版的地方。起初不見客，不說話，身體才漸漸的恢復過來。靜居中，閑來翻閱『史記』，發見些神話化的古代史話，引起研究的興趣，到六十四年（七十歲）初夏，一年多的時間，寫成了（三十四萬字）『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想不到的，體重已從四十二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到這，小腸栓塞引起的病，可說全愈了，但三年半的時間，也就這樣的空過了！

　　「人生無有不病時」，對我來說，這是正確不過的，健康只是病輕些而已。 [P203] 六十四年以後，體重漸增加到五十八公斤，可說是我老健的時代。六十七年（七十三歲）七月，從南屯路移住台中縣太平鄉華雨精舍。七十五年（八十一歲）冬，身體又感到不適，到南投永光別苑（起初沒有名稱，我稱之為「寄廬」）小住。這裡很寧靜，山上空氣又好，所以後來時常來住；特別是夏天，氣候清涼得多。不過身體又越來越差了，下午說話的聲音，越來越低沈，多說幾句，氣就會上逆而咳嗽。七十九年（八十五歲）臘月八日，我還知道臘八粥煮得下太理想。初九早起，坐在床上，搖搖幌幌的倒了下去。再坐起來，再倒下去，虧了明聖的扶持，才能起身到經室中坐。我不知什麼病，只是近來有些頭痛而已。明聖預定十二日去花蓮檢查身體，機票也買了。見我的情形異常，怕去花蓮而我病情加重，所以雇車送我到大甲蔡博雄醫師處，這是經常關心我健康的一位善友。兩天後，轉沙鹿光田醫院，經掃描發現，左腦部有瘀血，需要趕快開刀。明聖向真華法師報告，真華與花蓮的證嚴（慧璋）連繫，決定轉移到台北的台大醫院。台大方面，由曾漢民大夫率車南下沙鹿接我。到了台大，一切已準備就緒，立刻進入手術 [P204] 室，手術順利完成後，進入加護病房。這幾天的事，我完全失去了記憶，連怎樣從台中到大甲，我也不知道。但據說：我在大甲時，飲食如常，按時喝茶，還要看報呢！但記憶完全失去了。從加護病房轉住病房，五六天後，才完全清明過來。到八十年（八十六歲）正月十五日出院，共住了三十一天。腦部積有瘀血，可能是跌交碰撞而引起的，會發生半身不遂，不能言語，類似中風的病態。虧了明聖要去花蓮，才使我免了半死不活──半身不遂，不能言語的病。他要去花蓮，是我又一次的難可思議的因緣。出院後，先到大甲永光寺靜養，然後回台中華雨精舍。春末，患了帶狀庖疹，拖了三個月才全愈。

　　八十年秋天，福嚴精舍重建落成，我去參加盛大的慶典。人客見多了，引起血壓升高，脈搏增快的現象。冬初，去屏東法雲精舍小住──這是依道、慧潤建立的道場，因鼻過敏而引起鼻炎。回華雨精舍後，發生腰脊骨神經痛，真是起坐為難。在惠民醫院電療，似乎不痛了。八十一年（八十七歲）夏天，去永光別苑靜養，承真智把日產的小型電療器給我，起初一天兩次──上下午各一小時，後 [P205] 改為上午一小時，腰脊痛漸漸的好了，但這只是控制，病根是不可能斷除的。冬初去花蓮靜思精舍，鼻炎又大發，右!B鉶都腫了，憑了一日四次的消炎針，七天才算平復。從腦部手術以來，語言的聲音響亮了，見我的人都說我身體好。其實，帶狀庖疹，鼻炎，腰脊骨酸痛，接二連三的小病，身體越來越衰瘦，到去年──八十二年（八十八歲）春天，體重已只有四十九公斤了。

　　「生老病死」，老了就不能不病，如眼、耳、牙齒、記憶力等，老年不免多少變化，這就是病呀！一生多病的我，老年病更多。中秋前，回到華雨精舍，在下層肋骨左右連結處（呈三角形向下），偶爾有些痛，也沒有注意他。九月二十二日起，那裡相當痛，痛到晚上不能入睡， [P206] 還有發燒現象。二十五日，經王輝明大夫的聯絡，進住台中榮總醫院。經診斷為膽結石，這是算不得大病的。但為了我身體的衰弱，先調理而後（初十日）進行割膽手術，順便對大小腸調理一下。十月二十四日出院，再經休養，病是完全好了，但體重只剩四十五公斤。到了老年，病越來越多越重，八十九歲（八十三年）的我，不會希望體重增加，而只是由他去瘦吧！又病又瘦，瘦到不能再瘦，那就是業緣了結的時刻，不過以後的瘦與病，不能再執筆記下來了。

咸临公子

三一 我缺少些什麼

　　今年八十九歲了，思想與行動，都已成了定型，不可能有大的變化。回憶我的一生，覺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難思的業緣所決定，幾乎是幼年就決定了的。當然，適逢這一時代，這一環境，會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應從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後的一切。

　　我生於浙江省海寧縣，離盧家灣鎮二里的農村；俗姓張，名鹿芹。家裡有不 [P207] 到十畝的田地，父親卻在一家小南貨店裡作經理；所以我的家庭，是半農半商的。我生下來就患了一次重病；母親的身體弱（晚年健壯起來），奶汁不足，所以身體一向就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瘧疾──四日兩頭；這在當時，是沒有看作什麼大病的。身體寡薄，而發育卻又早又快，十五歲就長成得現在這麼高了。寡薄瘦長的身體，對我未來的一切，應有深切的關係。

　　我生於丙午年（民前六年）清明前一日。與身分證年齡差了五歲。我又不要逃避兵役，又不會充老賣老，為什麼多了五歲？說起來是可笑而可悲的。三十年，我任合江法王學院的導師。晚上去方丈室閒坐，宗如和尚問我：「導師！你快六十歲了吧」！我聽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覺，只能說：「快了！快了」！三十六歲的人，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我那憔悴蒼老的容貌，與實際年齡太不相稱。說出實際年齡，是會被外人（在家人）譏笑的。從此，就加上五歲。說習慣了，三十五年（四十一歲）在開封辦身分證，也就這樣多報了五歲。我想，身分證不用改了，實際年齡還是改正過來吧！ [P208]

　　我只有一個姊姊（出嫁幾年就死了），家裡人口簡單。六歲（民前一年）的六月，我進私塾去讀書。民國元年（七歲），跟了父親去新倉鎮，先是進私塾，後進小學堂去讀書。新倉鎮離我家七里，是近錢塘江的小鎮，就是父親經商的地方。民國四年（十歲）冬天，小學畢業。在家裡自修了半年，五年（十一歲）秋天，去離家二十多里的硤石鎮──在西山下的高等小學堂讀書。我是插入二年級的，七年（十三歲）夏天就畢業了。從正軌教育來說，我從此就失學了。在我的記憶中，抗戰期間死於重慶的吳其昌，在台大外文系教學的虞爾昌（酆墅廟人），都應該是我的同班同學。但他們是高材生，我是勉強及格了的。

　　回憶起來，我的特性──所長與所短的，那時就明顯的表現出來。一、我與藝術是沒有緣的。寫字、圖畫、手工、唱歌（還有體操，那是與體弱有關），我在學校中，怎麼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數，總不過六十幾分。沒有藝術氣質，所以學過吹笛、拉胡琴，怎麼也不合節奏。我也學過詩，詩韻、詩法懂一點，可是哼出來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會欣賞音樂，也不懂名家字畫的好 [P209] 在那裡。說話沒有幽默感，老是開門見山，直來直往。對一個完全的人生來說，我是偏缺的。

　　二、七歲就離開了母親。父親到底是父親，生意忙碌，除了照顧換洗衣服、理髮外，缺少了慈母那樣的關懷。十一歲到硤石去讀書，寄宿在學校裡，連父親也不見了。自己還不會照顧自己，不知道清潔、整理。鄉下來的孩子，體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學們，產生了自卑感、孤獨感，什麼都不願向人傾吐。除了極親熟的，連向人說話都是怯生生的。生性內向，不會應酬，是我性格的一面。

　　三、我也不能說沒有長處，學校的功課方面，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特別是國文，我是不能說太差的。在高小第三學年，張仲梧先生授國文，我有了長足的進步。我的作文，善於仿古，又長於議論。一篇『說虎』，曾得到了五十分（滿分）加二分。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自卑與自尊，交織成我性格的全體。我不愛活動，不會向外發展，不主動的訪晤人。到現在，我也很少去看人的，而只能在安靜的、內向的，發展自己所能表現的一面。 [P210]

　　四、我從小有一特點，就是記憶的片面性。一部分（大抵是通過理性的）不容易忘記，一部分（純記憶的）實在記不得。從家到新倉，不知走了多少趟，但自己還是會走錯的。直到四十四歲，在香港灣仔佛教聯合會住了近兩個月，時常去跑馬地識廬。跑馬地是電車總站，所以到跑馬地下車是不會錯的，而從跑馬地回灣仔，那就不是下早了，就是過了站。現在進大醫院去，如沒有人陪從，每每就走不出來。對於人，人的名字（歷史人物倒還容易記），也是一樣的記不住。有的見過幾次面，談過話，同喫過飯，下次見了，一點印象都沒有，這也難怪有人說我高傲得目中無人了。對於信徒，問他姓什麼，一次、兩次，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再問了；見面非常熟，就是不知道他姓什麼。非要經多次接觸，或有什麼特殊情況，才會慢慢的記住。門牌、電話，那是從來記不得的。不認識路，不認識人（不要說年齡、生日了），決定了我不會交際，不適於周旋於社交的性格。

　　從小就身體寡薄，生性內向，不會應酬。自卑而又自尊的我，以後當然要受此因緣所局限而發展了。父親見我是不會生意經的，讀書還聰明，所以要我去學 [P211] 醫。七年（十三歲）秋天，就開始在一位中醫師家裡讀書，一直到十六歲夏天。我的老師（醫師）並沒有教我，而只是自己學習。我了解一些醫理，但那些純憑記憶的本草，什麼味甘、性溫，安神、補元氣之類，我實在記不得；記不得，也就失去了興趣。但什麼藥能延年，什麼藥能長生，什麼奇經八脈，什麼醫道通仙，卻引起我的興趣。我默默的將興趣移到另一面，津津有味的讀些『濬性窮淵』、『性命圭旨』、『金華宗旨』、『仙術秘庫』、『慧命經』等道書；對『奇門遁甲』，也有濃厚的興趣。有興趣，卻是不好懂。「欲知口訣通玄處，須共神仙仔細論」，決定學仙去，但當下被父母發見了。這雖是可笑的，但無意世間一般的傾向，已充分表現出來。

　　父親見我學仙著了迷，不能讓我再這樣下去，於是要我到小學裡去教書。區立的，教會附設的，私立的小學，從十年（十六歲）下學期起，到十九年（二十五歲）上學期止，整整的九年。對於教小學，我應該是不合格的。我是拘謹而不活潑的；圖畫、音樂、體操等功課，我是不能勝任的。不能勝任的工作，當然是 [P212] 沒有興趣的。我的興趣，專心於自己的閱讀，但已從丹經、術數，而轉到『老子』、『莊子』；『舊約』、『新約』；佛教的經論。我往來於家鄉、新倉、袁化 ──二十幾華里之間，在破廟裡及商務印書館，求得了幾種佛教的經論，沒有任何人指導而全憑自修。二十年（二十六歲）到閩南求學，就寫了『抉擇三時教』、『共不共之研究』。二十一年（二十七歲）上學期，就在閩院講課，而聽講的，正是我去年的同班同學。這麼看起來，五、六年來閱讀經論，也有些佛學的概略知識了。

　　前生的業力，幼年的環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從完整的人生來說，我是缺點太多了的。以知識、能力來說，我是知識的部分發達，而能力是低能的，沒有辦事能力，更沒有組織的能力。從知識、感情、意志來說，我的知識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來默察人生，所以多少通達些人情世事，不會專憑自己的當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見解為絕對的。我不大批評人，而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

　　說到感情，我不知道應用怎樣的詞句來形容自己。我沒有一般人那種愛，愛 [P213] 得捨不了；也不會恨透了人。起初，將心注在書本上；出家後，將身心安頓在三寶中，不覺得有什麼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參道友、信眾、徒眾，來了見了就聚會，去了就離散，都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與我較關切的學友，從來是無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幾年，也不會寫封人情信，但我並沒有生疏了的感覺。離了家，就忘了家；離了普陀，就忘了普陀；離了講堂，就忘了講堂。如不是有意的回憶，是不會念上心來的；我所記得的，只是當前。我缺乏對人的熱情，但也不會冷酷、刻薄。這一個性，情感過分平靜，難怪與藝術無緣了。說到意志，極強而又不一定強。屬於個人的、單純的，一經決定（我不會主動的去冒險），是不會顧慮一切艱苦的。我生長河汊交流地區，一出門就得坐船。但我從小暈船，踏上船頭，就哇的吐了。坐船，對我實在苦不可言。十九年離家，從上海到天津；又從天津回上海。二十年，從上海到廈門；從廈門到福州，又從福州回廈門。二十一年夏天，又從廈門回上海。輪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飲食，不能行動。吐了一陣，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陣；吐一陣、睡一陣，一直這樣的捱到上岸。每次，尤其 [P214] 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比我所生的甚麼病都苦痛加倍（我想，這種對我身體的折磨，與出家後身體更虛弱而多病有關）。但覺得有去的必要，毫無顧慮，二十三年秋季，又從上海到廈門了（下年春再回上海）。身體的苦，在心力的堅強下，我是不覺得太嚴重的（經濟困難，也不會放在心上）。可是，遇到了複雜的，困擾的人事，我沒有克服的信心與決心。大概的說：身力弱而心力強，感性弱而智性強，記性弱而悟性強；執行力弱而理解力強──依佛法來說，我是「智增上」的。這一特性，從小就形成了，我就是這樣的人。然而，在來台灣以前，我不能認識自己。我的學友──演培、妙欽、續明們，也不能認識我，不免對我存有過高的希望。來臺的長老法師們，也不認識我，否則也不用那麼緊張了。我所缺少的太多了，能有什麼作為呢？對佛教只有慚愧，對學友們只留下深深的歉意！

咸临公子

三二 最後的篇章

　　我如一片落葉，在水面上流著，只是隨因緣流去。流到盡頭，就會慢慢的沈 [P215] 下去。人的一生，如一個故事，一部小說，到了應有的事已經有了，可能發生的事也發生了，到了沒有什麼可說可寫，再說再寫，如畫蛇添足，那就應該擱筆了。幼年業緣所決定，出家來因緣所發展，到現在還有什麼可說呢！最後可能補上一筆的，不過是這樣的一則： ｘｘｘ年ｘ月ｘ日，無聲無息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