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末年到民国肇始，乃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激荡，大变革，龙虎齐聚，风云际会。从推翻千年来压制在中国人头上的帝王专制，一直到后来的武夫当国，军阀混战，这一切，都和袁世凯有关，研究晚清民国史，袁世凯是一个不能也不该绕过去的人物。妖魔化固然简单过瘾，但却是不负责任的偷懒行为，许久以来关于袁世凯的专著已然不少，比如唐德刚老先生的《袁氏当国》，当为个中翘楚，后学晚辈获益非浅，也想效法先贤，写一写袁世凯，反思民国之过失，以鉴未来。
20世纪有三人死的晚了，若死早些，历史评价当大不相同。头一个便是这袁宫保袁慰亭，本来和平推翻清廷，这是多大的功德贡献，可没曾想后来居然利令智昏，妄图称帝，图落得身败名裂，臭名千古，这固然有当时社会条件的局限，民主制度极不成熟，社会混乱，晚清之勃勃向上与民国初年之混乱景象让许多人有共和不如帝制的错觉，但袁世凯本人还是应当负主要责任，这和他这个人的出生与发展经历包括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袁世凯在朝鲜
袁世凯1859年出生在河南项城，祖父袁甲三乃是镇压捻军积功至漕运总督的封疆大吏，家族算的上是簪缨世家，打小过继给他的叔父袁保庆，到了考试年纪，袁世凯却屡考不中，最后一次不中，索性一把火把书都烧了，投笔从戎，投奔袁保庆的至交好友山东提督吴长庆，袁世凯虽然考八股不行，却是一个很有办事能力的人，在吴长庆那里待了几年，混了个营务帮办的职务，估计也就相当于现代军队里的总务部门之类，算是头一次接触军队，帮助约束军队，操练人马，搞的很有声色，袁世凯文的不行，倒是个天生的统兵官。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政变，此时带着袁世凯驻扎朝鲜的吴长庆正好因法越战事调防金州，主持朝鲜军务的也姓吴，叫吴兆有，召袁世凯商议朝鲜事宜，于是老袁一生的事业，便也从此时开始了。
朝鲜那个时候是清廷的属国，与日本发生过冲突，日本明治维新后，已成世界级强国，朝鲜与之冲突，当然是有败无胜，于是双方交涉，交涉中，朝鲜主管外务的大臣们发现日本维新成果很好，于是也想效法维新，但朝鲜和中国一样，都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帝国，守旧派当然反对，于是朝鲜也闹起维新派与守旧派的党争来。只是这朝鲜专制的功夫远不及他的宗主国清朝，维新派也更敢干些，居然就引领日本兵杀进宫廷，把守旧一派杀了个干净，把个朝鲜国王李熙弄的犹如傀儡一般，甚至有意废掉李熙改立幼君，改投日本为宗主国，读者须知，当年清廷虽然在西洋列强前处处吃瘪，但还没把个小小日本国放在眼里，岂能容忍日本染指朝鲜。
袁世凯不愧是是枭雄本色，做事干净利落，对吴兆有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索性直捣黄龙，杀进朝鲜皇宫救出国王，几个日本兵，也不济什么事。吴兆有不敢擅专，还打算汇报北洋大臣李鸿章再做决定，可是事已紧迫，袁世凯建议立刻发兵，否则等到废掉国王就晚了，于是当晚袁世凯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统兵三路，袁世凯去做主攻皇宫的主力，另外两路协同作战，一夜激战，打跑了日本兵和维新党人，救出了朝鲜国王，稳定了局势。这对于朝鲜国王来说自然是好事，对清廷而言也是大功一件，可深思之，维新失败，对于朝鲜的国运，真不知是福是祸呢。但是无论如何，在那个强权即公理的时代里，朝鲜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大国的控制，不是被清廷控制，就是被日本国控制，此国命运之多蹇，实不下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老大帝国啊。
日本国在朝鲜吃了袁世凯的大亏，岂肯罢休，派了伊藤博文去天津与李鸿章交涉，要求朝鲜道歉赔款还要替代清廷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袁世凯一代枭雄，闻此哪里肯忍此恶气，建议李鸿章监督朝鲜，代行权柄。无奈李鸿章决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淡化此事，最后以朝鲜赔款道歉告终，至于朝鲜改换门庭一事，就悬在哪里，直到甲午战争中日彻底交恶，中方大败，日本才彻底控制朝鲜，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袁世凯在朝鲜，一直以北洋大臣委办朝鲜事务自居，李鸿章见他确有才干，给了个三品道员的帽子在朝鲜办事，帮助朝鲜练兵，利用朝鲜守旧势力和维新势力的矛盾掌握大权，还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在朝鲜风光一时无两，有那么点日后驻节日本，视日本天皇如子侄辈的麦帅风采。
1894年朝鲜发生内乱，全罗道“东学党”起义，清廷派兵镇压，日本见有机可乘，也派兵进入朝鲜，两军对峙，袁世凯知道中国绝非日本对手，遂将通商使的职权交给唐绍仪，托病回到中国，朝鲜事变最终导致中日甲午大战，袁世凯经略朝鲜12年，落了个全身而退。
袁世凯在北洋
甲午战后，清廷有了亡国之虞，此前的清廷，偃武修文，毕竟人民孱弱便于统治，现在被一个亚洲小国日本打败，尊严尽丧不说，日本的吞并之意很明显，清廷也有了亡国之虞。全国上下一片整军自强的呼声。1895年，清廷在天津的小站募集定武军，清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翁同龢联名保举袁世凯督办新军。
袁世凯来到小站后，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将陆军召满兵员７２００人，并分军种建设，有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四个兵种。这恐怕是中国第一支新式陆军，也是日后北洋军阀系的老班底了。日后赫赫有名的所谓北洋军阀们，也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等，都是这个时期被袁世凯收罗至帐下的。若说到渊源，北洋军的老班底，乃是淮军，前身定武军，便是淮军一部，袁世凯本人，也是于淮军中的庆字营起家，新陆军的军官，主要来源于北洋武备学堂，这个学堂则是李鸿章创办的，因此如果一定要溯及北洋军的渊源，那就是起源于李鸿章的淮军了。
此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国家处于危亡之时，各种新式思维，也陆续在这个千年老旧帝国登场，除了孙文等人领导的革命派，当时最出风头的，当属康有为的立宪派。袁世凯即是一位有些新派思维的清廷官僚，同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老手，当然能看出国家政治的走势，在康有为奉召进京的时候，他便在天津与他见面深谈，康有为哪里是袁世凯的对手，立刻把他视为知己，到京后大刀阔斧进行维新，可是在中国要做维新这种事，单靠勇气与理论是不行的，得有相当柔韧的政治手腕，而维新党们的政治手腕在慈禧太后这样的人眼里，幼稚的如同孩童一般，于是在戊戌年的八月初五日，戊戌事变爆发，光绪被囚禁，维新党人被屠杀，康梁逃亡国外。一般说法是袁世凯出卖了革命，向他的上司荣禄告发了康梁党人意图围园劫后的密谋，但我更信服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里的论述，认为戊戌之变不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而起，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加剧了戊戌事变的严重性和灾难性。从这里可以看出，袁世凯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在决定投向哪一边前，进行了慎重的思考，根据双方实力，而不是理念做出了判断和选择。
戊戌事变后，袁世凯获得了荣禄的信任和慈禧的欢心，被调到山东操练他的小站军，现在被称为武卫右军，当时的山东，饥荒遍地，流民云集，渐渐的成了气候，以白莲教为基础形成了神权组织，这种组织后来被称为义和团。他们认为他们的悲惨命运是洋人带来的，带有极强的原始宗派性和排外性，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认为民心可用，公然支持这种运动，毓贤被调山西后，袁世凯被认命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对这种民间运动向无好感，而且这种运动在袁世凯的眼里，根本就跟神汉神婆跳大神没有什么区别，做为当时少有的有一点现代眼光的满清官吏，袁世凯对义和团采取了和前任完全不同的政策，他邀请了两个当地义和团拳民首领去他的兵营表演刀枪不入，当时的小站军，已经装备了进口的后膛枪，跟西方列强的枪支基本处于同一技术水平，拳民首领在胸口和肚子上为防枪子装备的牛皮背心根本没有作用，一排乱枪过去，毫无悬念的，拳民首领应声毙命。神话不攻自破。于是袁世凯在山东严厉扫荡这种组织，大批拳民被赶到了河北，聚集在天津一带，山东成为当时被到处追杀的外国人的避难地。终于，慈禧一方面痛恨洋人要求光绪复位，威胁她的权位，另一方面受到迷信义和团的满洲亲贵们的蛊惑，真的相信民心可用，头脑一发昏，放任北京城内拳民和卫戍的甘军攻击各国领事馆，并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１６国同时宣战，引发了庚子之乱，８国派出联军，由德国人瓦德西担任统帅，进攻中国。虽然前线官兵殊死抵抗，但也是毫无悬念的，联军进入了北京，闹哄哄的义和团一哄而散，慈禧和光绪西奔陕西。好在地方督抚包括袁世凯在内，都没有头脑发热真的对１６国开战，距离北京比较近的山东反倒成了洋人的避难地，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一起搞了个东南互保协定，和洋人约定在这些地面上保证洋人的安全，洋人也不派兵来攻打，袁世凯代表山东也加入了这个协定，所以庚子之乱的规模不算太大，局限在京师一带。洋人进了中国，方知打败一支中国军队容易，征服整个中国很难，慈禧太后这会也是懊悔不迭，你有意，我有情，和平但却丧权辱国赔款无数的协议《辛丑条约》也就签订了。奉旨北上担任直隶总督签订条约的李鸿章在签订条约后两个月就死了，空出来的直隶总督的位子，相当的引人眼热。
直隶总督号称天下督抚之首，内则拱卫京师，外则示范全国。但现在这个位子也不好坐。辛丑条约规定，天津20里内中方不得驻军，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天津如不驻军，北京就等于在裸奔，慈禧太后和荣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袁世凯。
袁世凯恰也聪明，从他的武卫右军中抽调了精兵３０００改编成“巡警营北段”，从英国弄来了全套警察制度，把这３０００军队改作警察，进入天津驻防维持治安，这一招，既让天津有了中国的武装力量，洋人也无话可说。以后洋人逐渐从北塘、塘沽、秦皇岛、山海关一线撤退，袁世凯也就逐步扩大警察队伍去逐步接防这些地方。此后，警察队伍越来越大，种类也越来越多，又增添马巡（骑马的警察）、河巡（水上警察）、暗巡（便衣警察）和消防队，将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和铁路，建立全省警察网。其后清廷又成立了巡警部，由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担任部长。从开始在天津设立警察，虽然是权益之计，却无意中奠定了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从这一点来说，说袁世凯是中国警察制度之父，应当是名符其实的。
在北洋任上，袁世凯的政绩还是相当卓著的。他对直隶的官员，首先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的制度，地方罚没必须交公，再统一分配给下面，避免油水衙门和清水衙门差距过大。专门设立官吏考验处考察官员，又设立调查处，注意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一个官员若是在百姓那里名声不好，就可能被撤职拿办。设立法政学堂，对官员进行系统的法政教育。对于民间教育，光绪３１年，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得到批准。清政府谕令从丙午（1906）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废除科举后，兴办新式教育，到光绪３３年时，直隶的新式学堂8700多个，学员１６万人，居全国第二。
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直隶工艺总局，引导全省兴办各种实业。创办了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才。又在保定设立了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了洋人指导种植。又附设农业学堂，教授桑蚕种植和糖酒制造。在袁世凯的大力提倡下，直隶近代工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天津的近代工业企业只有四五家，资本不过11万两。到辛亥革命前夕，工矿企业达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以上。天津实业的迅速发展为世人所瞩目，袁世凯在全国工商业者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大大提升。
1905年，袁世凯委派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京张铁路连接北京到张家口，英国和俄国都想插手，相持不下中，称若中国能自行修建此铁路，则两国均不插手。袁世凯便挑选了詹天佑做为铁路总工程师。在他的《致詹天佑函》写道：修筑京张铁路，乃大张我国人志气之举。除此之外袁世凯与清廷交涉筑路决策，多方告贷筹措资金，排除洋人阻碍干扰，千难万难，比筑路之难恐不在以下。京张铁路是中国人完全自主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袁世凯任人唯贤，功不可没。
此外，在邮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新政方面也多有建树与改革。中国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曾和袁世凯有过长时间的龃龉，但在宣统二年（1910）参观了南洋劝业会上的直隶馆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 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 “观劝业会直隶馆，颇感袁世凯才调在诸督上。”
1908年，保守派首领慈禧太后和维新派偶像光绪皇帝一同死了，光绪的亲弟弟载沣当上了执政王，载沣的儿子溥仪继承了清室大统，这对于袁世凯来说，不啻一记闷棍。因为光绪若不死，必要找袁世凯算帐，现在光绪虽然死了，但载沣当了摄政王，于私，他要给他亲哥哥报仇，于公，袁世凯势力太大，北洋军官兵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袁世凯被一纸诏书开缺回了老家河南项城去“独钓寒江雪”，可是，此后的局势发展却大出载沣预料，立宪的时间太长太没有诚意，革命党在各处起义，大清国狼烟四起，终于在1911年在湖北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清廷又不得不起用袁世凯来对抗南方革命军，然后便上演了一出：袁项城养敌自重，拥兵逼宫的好戏，最终和平解决清室问题，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权政府。至于之后老袁大搞独裁乃至利令智昏皇袍加身，最后落了个没有下场的诸多情事，大伙早已耳熟能详，我也就不多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