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心

1876年4月，左宗棠将自己的行营从甘肃省城兰州移驻到肃州(今酒泉)，就近指挥收复南北疆之战。当时张曜部先行进入新疆屯军哈密，金顺部则屯军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一带，为进攻乌鲁木齐做准备。
　　
　　随后，左宗棠令主力部队刘锦棠部分批出嘉峪关，取道哈密后前往巴里坤会合金顺的部队，准备先取北路；而张曜部则做疑兵，实际上是固守哈密，以防范敌人从吐鲁番东犯，抄了清军的后路。
　　
　　阿古柏得悉左宗棠所率的清军已经西进，当然不敢怠慢，赶忙由阿克苏奔至托克逊，召集党羽们部署防御。最后，以刚投奔过来的回乱首领白彦虎和新疆叛党马人得两个伪军驻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另派兵力防守胜金台、辟展(今鄯善)一线。阿古柏以为清军会南下进攻，因而把主力两万多人都布置在了达坂、吐鲁番，托克逊，分兵把守，试图顽抗。
　　　　
　　　　令阿古柏没有想到的是，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和金顺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避开大道，直奔小道，声东击西，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今米泉)。阿古柏本以为清军大部队会走大道，但左宗棠和刘锦棠等人考虑到大道虽速度快，但供水相对困难，小道敌人虽然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乘其不备，倒有奇兵的效果。
　　
　　白彦虎、马人得等匪徒没料到清军来得如此之快，一下就慌了手脚，很快被刘锦棠所率部队扫清乌鲁木齐的外围据点。随后，刘锦棠和金顺军队逼近乌鲁木齐，这时，左宗棠出征前置买的开花大炮立刻派上了用场。
　　
　　大炮一开花，城墙哗啦啦，很快就把城墙轰出了一个大缺口，清军顺势从缺口冲入城内，只闻杀声震天，敌人落花流水，很快就就歼敌五千余人，白彦虎、马人得等叛军被打得屁滚尿流，仓皇南逃，清军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
　　
　　随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部驻守乌鲁木齐，继续清剿阿古柏方面的残敌，并以主力之势震慑阿古柏不敢北犯；有了刘锦棠部的屏护，左宗棠又命金顺率军继续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的守敌听说乌鲁木齐已经被清军收复，大都闻风溃逃。只有玛纳斯南城的守敌还负隅顽抗，金顺部攻打了一个多月也没拿下，后来刘锦棠和伊犁将军荣全先后赶来增援，才最终占领该城。
　　
　　至此，被阿古柏军占领的天山北路之地已经全部收复。而这时冬季已经来临，只见北疆大地，白雪纷飞，银装素裹，好一派北国风光！由于大雪封山，双方无法展开军事行动，刘锦棠等便在天山北路筹集粮草，整练军队，以待来年进军南疆。
　　　　
　　 这里要稍微说一下西征的前军主将刘锦棠。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父亲刘厚荣和叔父刘松山，都是曾国藩一手带出的湘军将领。刘锦棠十岁时，父亲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刘锦棠成年后便一直跟着叔父刘松山，随叔父南征北战，后来刘松山部被调派给了左宗棠，用以平定回乱。
　　
　　 1870年，刘松山在平定回乱时被击身亡，左宗棠便推荐刘锦棠接统他叔父留下的老湘军。刘锦棠接任后，立下了赫赫战功，左宗棠也识人善用，委派刘锦棠为西征的前军主将，这一年他不过三十一岁。
　　
　　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后，1877年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三军齐发，对阿古柏匪军展开强大的攻势：主力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攻打达坂城；张曜部从哈密出发西进；记名提督叫煺彪部从巴里坤出发，至盐池与张曜部会合，一起进军辟展和吐鲁番。
　　
　　刘锦棠部的湘军子弟果然非同凡响，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达坂城，毙敌三千，迅疾破城。随后刘锦棠分兵一部分助攻吐鲁番，自己则率主力直捣托克逊，阿古柏的次子海古拉见清军来势汹汹，抵抗了没多久，赶紧弃城西逃。与此同时，张、徐二部清军也捷报频传，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逃到吐鲁番的白彦虎守敌望风西窜，马人得见逃无可逃，只好率部投降。
　　
　　至此，南疆门户洞开，平定全疆指日可待。
　　
　　兵败如山倒。阿古柏见大势已去，5月下旬在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后来，有人说阿古柏是因浩汗被沙俄占领（1876年）而绝望自杀的（那好歹能算是浩罕爱国人士），但也有人说是被人毒死的。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在新疆兴风作浪十几年的外国人阿古柏总归是死了。
　　
　　败军之将，阿古柏的次子海古拉，扛着老爸的灵柩继续西逃，跑到了叛贼白彦虎防守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库尔勒等地。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害怕弟弟前来争夺王位，假装前去库车迎接老爸的灵柩，却偷偷派人将海古拉给宰了，自己称心如意的在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先过几天瘾再说。
　　　　
　　　　1877年秋，在短暂的休整后，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力部队，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相继长驱西进。这时，饱受阿古柏荼毒之苦的南疆各族人民，纷纷起来配合清军作战。10月，刘锦棠率领湘军子弟驰骋2000余里，势如破竹，很快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
　　
　　最后的残敌，困守在剩余的南疆西四城：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和喀什噶尔（今喀什）。大军当前，其内部也分崩离析，已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固守喀什噶尔汉城等待清军救援。刘锦棠得到消息后，立即挥军分路前进，于12月中下旬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三城。遭到毁灭性打击后，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等人逃入俄境，了此残生。
　　
　　1878年1月2日，清军总兵董福祥攻克和阗，阿古柏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荡平。董福祥本也是回中枭雄，后来才投靠了左宗棠，为清廷效力，后来在庚子年中还惹下了大麻烦，后叙。
　　
　　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当清军收复天山南北之后，喀什噶尔回城西北树起了一个“明瑶洛纪功石碑”，以纪念新疆各族军民平定阿古柏入侵的重大胜利。
　　
　　 心怀鬼胎的英俄两国很是诧异，没想到阿古柏失败得如此之快。英国人本想扶持阿古柏，将新疆变成印度的外围，在外交上，英国人一再威胁中国承认新疆只是藩属，但遭到中国的拒绝。而俄国人担心英国人的势力通过阿古柏进入新疆后，威胁到自己在中亚的利益，最开始还想假手左军，直接打击阿古柏，间接打击英国，同时又可以消耗中国的力量，三败俱伤，俄国人就可以渔翁得利，永远占领伊犁地区。
　　
　　据说，左宗棠动员军队西征的最初，俄国军官还特意至兰州，对左佯示友好，说只要中国收回北路，即交还伊犁，并愿为清军代为置办粮食。但后来一看阿古柏快要战败的时候，俄国人反给阿古柏运送军火，不再将粮食转售左军。（1）很明显，俄国人想在里面玩势力均衡，手段也未免露骨了一点。
　　
　　 说实话，英国人是想真心想帮阿古柏割裂新疆的，但为地理所限，又担心过分触犯俄国，所以只能给予有限的外交与物资（如军火）支持。英国人还真就这么干了，刘锦棠在攻克阿古柏军的后方巢穴时，就俘获了一些英国、土耳其教官和工匠。
　　
　　俄国看左宗棠进军迅速，也想拉阿古柏一把，但阿古柏不得民心，新疆各族人民对他恨之入骨，人心思汉，决定了其败局难以挽回，加上此时俄国刚侵占了中亚，需要消化，也不愿意全力卷入新疆之事。而清军这边，主帅左宗棠意志果决，计划周密，且得到了清廷的全力支持，加上湘军主将刘锦棠又善于抚兵用众，最后终成大功。
　　
　　值得一提的是，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的刘锦棠所率湘军，大都是生长于鱼米之乡的湖湘子弟，这些年轻人却在西域风沙漫天、戈壁千里的战场上一展雄风，为保住祖国宝贵的疆土而披坚执锐、义无返顾，很多人甚至捐躯疆场，把一首古诗送给他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最后记一个相关的小故事。梁启超在《咸同将相琐闻》里记载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交恶趣闻，说左宗棠和曾国藩绝交后，经常在部将面前大骂曾国藩，而他的部将很多都曾经是曾国藩的手下，退下后这些人愤愤不平的说，“左帅自不快于曾公，何必对我辈烦呱，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后来左宗棠从西域回来做两江总督后，大概因为年纪大了，喜欢唠叨的毛病更厉害了，而且声音还特别大，别人连嘴都插不进去。有客人来拜访，往往刚刚寒暄完，左宗棠就开始大谈自己的西陲功绩，刺刺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随后又开始大骂曾国藩，有时候还连带着骂李鸿章，等到客人受不了要告辞了，左老帅尚言如泉涌，意犹未尽。
　　
　　左宗棠和曾国藩交恶，大概是因为当时太平军快要失败的时候，左宗棠认为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不给自己筹备兵饷，意在抢功，对此而念念不忘。其实曾国藩对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和新疆之乱还是给了很大帮助的，曾国藩当时不但不遗余力的为左宗棠筹备兵饷，而且还调派了湘军精兵如刘松山部（后由刘锦棠接任）帮助平定回乱和西征。
　　
　　同为晚清大儒，但儒亦有别。左宗棠骂曾国藩，最强调一个“伪”字，快人快语，开怀大笑，无所顾忌，此公性格，可见一斑！
　　
　　尽管有些个性方面的小毛病，梁启超先生还是盛赞左宗棠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正因为左宗棠和广大爱国官兵的努力，才保住了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或许是左宗棠至今仍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吧。
　　
　　注：（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寸心

清嘉庆十七年（1812 年），左宗棠本生于湖南省湘阴县耕读寒素之家。 左家本是由江西迁到湖南，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大家族，书香门第，七代秀才传世。但左宗棠幼时，家中只有有祖辈遗田数十亩，以此来维持一个三代十口之家的生活也不算宽裕。左宗棠生下来的时候母亲缺奶，也没钱请奶妈，只能喝米汁，日夜啼声不绝，肚脐突出。所以后来左宗棠常笑说自己腹大而脐不深。
　　　　
　　　　道光十二年（1832 年），16岁的左宗棠参加湖南乡试。科举考试中的惯例，都是由同考官先阅看考生的试卷，然后再向主考官推荐，方能取中。但首次参加考试的左宗棠，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不过，由于这一科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寿辰而开的“恩科”，特命主考官搜阅遗卷，算是“扩招”，以示皇恩浩荡。主考官徐法绩从遗卷中披览五千余卷，最后搜得六人，左宗棠位于首名。
　　　　
　　　　但不知何故，同考官却对左宗棠的文风很感冒，甚至还怀疑左宗棠的试卷为人情“温卷”，因而不愿补荐。幸好湖南巡抚吴荣光亲自监考，他得知此事后，也觉得左宗棠才华出众，最后同意徐法绩复取的六人名单，左宗棠这才考中了举人。
　　　　
　　　　道光十五年（1835 年），左宗棠北上应会试。这次运气更坏，他本已经榜上有名，但临揭榜时，考官却发现湖南多中一名，为了考虑各省平衡，竟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录”。所以说，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光有才气还未必行，真的是需要一点运气，如今的考试何尝不是如此？
　　　　
　　　　没能中进士，左宗棠也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决定先回家，来年再考一次。只可惜，运气这东西，说没了就没了，左宗棠后来又参加了会试，都还是没有得中。在三次会试失败之后，左宗棠也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左宗棠只能在湖南的渌江书院作主讲，一生中得获得了举人的功名。
　　　　
　　　　由于左宗棠学问和教学都做得不错，在湖南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名气。有一次，两江总督陶澍在前往江西阅兵的路上，转道醴陵回安化扫墓，醴陵知县在为陶澍安排馆舍时，特请左宗棠撰写楹联。左宗棠挥笔立就：
　　　　
　　　　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澍看到这副楹联后，大为赞赏，急忙询问此联的作者，由此左宗棠得见当时大名鼎鼎的陶澍，并最后结为了儿女亲家。后来的胡林翼也是陶澍的女婿，但陶澍的儿子却是左宗棠的女婿，如此看来，作为同僚和朋友的左宗棠居然因此还比胡林翼高了一辈呢。
　　　　
　　　　左宗棠学问大，脾气也大。清人刘禺生在《世载堂杂记》里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咸丰十年（1860）三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做师爷，当时很受骆秉章器重。湖南各级官员向骆秉章汇报工作时，骆往往都让他们先向左师爷请示汇报，左宗棠也当仁不让，一时好不得意。
　　　　
　　　　有一次，永州镇总兵、署理提督樊燮拜谒骆秉章，骆命他去见左师爷。樊燮见了左宗棠后，认为他不过是个举人，便未向左请安。左很不高兴，厉声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 樊燮很不服气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又怒又急，起欲以脚蹴之，呵斥道：“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愤愤而退。不久，樊燮便被炒了鱿鱼，当时人都知道樊燮被罢官与左宗棠有关。樊燮回到老家，将“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大字写上木牌，树于祖宗神龛之下，又为儿子延请名师，令儿子穿女子衣裤，“考中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六字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这样的激励教学法居然奏效，樊燮的儿子樊祥增后来真的发奋读书，光绪三年中了进士，授庶吉士，后来官居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成为晚清大名士，总算是雪了老父当年之耻，这大概也是左宗棠所没有想到的吧。
　　　　
　　　　左宗棠虽然被胡林翼称为“楚才第一”，但如此的恃才傲物，自然很容易就触犯官场上的众怒。果不其然，很快就有人告了左宗棠的黑状，朝廷命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如确有不法事情，可以将之就地正法。幸好这时把持北京朝政的肃顺知道左宗棠是个难得的人才，加上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的保荐，左宗棠才逃过一劫，随同曾国藩襄理军务，后来还独立门户建立楚军，并在平定回乱和新疆阿古柏之乱之立下汗马功劳。

寸心

左宗棠和曾国藩为同世代的人，而且是湖南老乡，但两人的生活经历却大不相同。曾国藩在科举考试中春风得意，一路高中，在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而左宗棠在科举和仕途上颇多坎坷。
　　　　
　　　　古代的读书人，若没有在考试中取得同样的功名，很难平等对话。譬如大家都做到知府，我是科举中正二八经的进士出身，而你是捐来的，我就看不起你。左宗棠考了三次会考，都没有得中进士，但有一次会考，左宗棠本已中进士，但因为当时湖南当时多了一个名额，结果被划到榜外，成为金榜题名外的第“101”名，心头当然很有怨气。
　　　　
　　　　想必，一生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在曾国藩和胡林翼等已经有进士功名的人面前，终归是不自在的。虽然后来太平军起事，左宗棠获得机会展示他的才华，曾经一度入幕曾国藩的帐中，并很是得到曾国藩的提携。但可能是个人生活境遇的不同，左宗棠在有了一定的势力后，加上朝廷当时不想曾国藩势力过于强大，暗中也在扶持左宗棠等人，以防止曾国藩过于坐大。
　　　　
　　　　由此，左宗棠和曾国藩的矛盾日渐增加，进而交恶绝交（好像是左宗棠的单方面原因）。左宗棠经常说，自己和曾国藩交恶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太平军快要失败的时候，左宗棠认为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不给左军筹备兵饷，故意拉后腿，以帮助弟弟曾国荃建立大功，意在抢功，左宗棠对此而念念不忘，优有事没事就喜欢拿出来唠叨，弄得他身边的人听得老茧都出来了。
　　　　
　　　　要说这事，也不能过分怪曾国藩不厚道，曾国藩的弟弟也没有功名，说曾国藩抢功也说不过去，毕竟当时是曾国荃负责主攻天京。其实，后来曾国藩对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和新疆之乱还是给了很大帮助的，曾国藩当时不但不遗余力的为左宗棠筹备兵饷，而且还调派了湘军精兵如刘松山部（后由刘锦棠接任）帮助平定回乱和西征。
　　　　
　　　　梁启超在《咸同将相琐闻》里记载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交恶趣闻，说左宗棠和曾国藩绝交后，经常在部将面前大骂曾国藩，而他的部将很多都曾经是曾国藩的手下，退下后这些人愤愤不平的说，“左帅自不快于曾公，何必对我辈烦呱，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后来左宗棠从西域回来做两江总督后，大概因为年纪大了，喜欢唠叨的毛病更厉害了，而且声音还特别大，别人连嘴都插不进去。有客人来拜访，往往刚刚寒暄完，左宗棠就开始大谈自己的西陲功绩，刺刺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随后又开始大骂曾国藩，有时候还连带着骂李鸿章，等到客人受不了要告辞了，左老帅尚言如泉涌，意犹未尽。
　　　　
　　　　同为晚清大儒，但儒亦有别。左宗棠骂曾国藩，最强调一个“伪”字，快人快语，开怀大笑，无所顾忌，此公性格，可见一斑！
　　　　
　　　　尽管有些个性方面的小毛病，梁启超先生还是盛赞左宗棠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正因为左宗棠的努力，才保住了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或许是左宗棠至今仍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吧。

寸心

伊犁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塞人在伊犁河谷一带活动。公元前176年，原生活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之间的大月氏（读ròu zhī），在被匈奴人打败后，西迁到了伊犁河谷一带。但过了没多久，乌孙人又在匈奴的支持下，从河西走廊追逐到伊犁河流域并攻破大月氏。乌孙人随后便在此建立了乌孙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时乌孙已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算是西域的大国了。
　　
　　乌孙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是在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乌孙当时就归属西域都护府管辖。由此，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就首次纳入了中国版图。
　　
　　从东汉到唐朝初年，伊犁河流域先后成为柔然汗国、西突厥汗国的领地。唐太宗派兵击败西突厥后，伊犁地区归属于当时的北庭大都护府管辖。明代时，伊犁成为蒙古准噶尔部的游牧地。清朝初期，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发动叛乱。后来，康熙帝命清军开进伊犁河谷一带，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伊犁地区再次牢牢的控制在大清帝国的手中。
　　
　　1762年，乾隆帝下旨设置伊犁将军府，管辖新疆全境的军政，号令天山南北。为了守护伊犁将军府，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乾隆帝赐名“惠远”城，作为伊犁将军的驻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惠远一直是全疆的政治、军事乃至文化中心。只可惜，后来在沙俄入侵的时候，原惠远城被夷为平地，现存的惠远故城钟鼓楼也是1883年在原址7公里外按老城的模式重建的。
　　
　　在修建惠远城的时候，伊犁河北岸又陆续修建拱宸、绥定、宁远、瞻德等八座卫星城，这些卫星城与惠远一起合称为“伊犁九城”，以拱卫帝国的西北边疆。伊犁将军府和伊犁九城的建立，与东部的乌里雅苏台将军府一起，形成了中国西北部的完整防线，是遏制沙俄东侵的最前沿。
　　
　　1842年，被革职的林则徐发配到了伊犁的惠远城，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水利专家，林则徐在当地开凿了一条名曰“皇渠”的河渠， 把奔腾的喀什河水引入，河渠穿越今天的伊宁县、伊宁市、霍城县， 全长约100多公里，河北岸150多万亩农田由此得到滋润，并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产粮区。为纪念林则徐的功绩，后人也常把这条皇渠称为“林公渠”。
　　
　　伊犁的九座城池为保卫我国西北部的主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物换星移，时光流逝，当我们今天回望这九座古城的时候，不经意间，伊犁九城大多已在近代岁月的销蚀中，逐渐退却了昔日的辉煌。九城中最东部的宁远城，如今已经更名为伊宁，由此发展出一座新的中心城市，并已成为现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而在原拱宸城的旧址上，已经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2团部的所在，近代屯垦戍边的历史，仍旧在这里延续；九城中惟一保留了原名的古城，曾经风光无限的惠远，如今正以其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每天都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来此寻访。
　　
　　我们的祖先创业艰难，土地寸土寸金，都是百战而得，得之不易。但在1871年，伊犁这样一片美丽的土地，却被一个叫做沙俄的强盗趁火打劫，强行占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解决了外贼阿古柏的侵略之后，下面的问题，就要着手收回伊犁主权了。1878年，清政府任命吏部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赴沙俄彼得堡谈判收复伊犁事宜。
　　
　　崇厚，满洲贵族，本是八旗镶黄旗人，曾任三口通商大臣并署理直隶总督。1871年天津发生教案后，崇厚被清廷派赴法国“谢罪”，也算是清廷里极少数出过洋的人了。
　　
　　　　据当时的出使英国大臣侍郎郭嵩焘（相当于驻英大使）说，他曾在巴黎的时候和见过前往俄国的崇厚一次，顺便问起崇厚对西洋各国的印象，崇厚啧啧连声说，洋鬼子的船坚炮利，兵力之强大，实在可畏。听到这话，笔者倒记得好像有个野史说，胡林翼当年在安徽镇压太平军的时候，曾经看见洋人的汽轮沿着长江上溯，在江面上来去入飞，胡公当场从马上滚下，就地呕血，其惊吓一态，可见一斑！
　　
　　如果崇厚所知道的洋务，不过是感到洋人器物可畏而已，那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后来郭嵩焘问他有无伊犁谈判的具体机宜，崇厚光扯些“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之类大话，看起来似乎信心满满，看起来完全不在话下，其实仍旧是满清贵族的昏聩自大。郭嵩焘心想伊犁如此大事，崇厚竟把问题想得这么简单，对于外交事物如此蒙昧，恐怕要坏事。
　　
　　果不其然，崇厚抵达彼得堡后，俄国人逐步向崇厚提出条件，试探他的底细，后来发现崇厚在外交和伊犁的具体事务上根本就是个大苯伯，对俄国人的险恶用心完全懵懂无知，被俄国人牵着鼻子走。最后的结果，在沙俄胁迫和欺骗下，经过大半年的谈判后，崇厚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另有《瑗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
　　
　　崇厚所签的《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把伊犁归还中国，但需要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而且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本属于中国的土地，统统划归了俄属。如此一来，伊犁实际上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孤城。这样一个孤城，却还要花近三百万两白银来赎回，岂不荒唐？！
　　
　　更过分的是，《里瓦几亚条约》还做出以下规定：俄商在蒙古、新疆的贸易免税；通商路线增开三条，除原有从恰克图至库伦，经张家口、通州到天津外，增加尼布楚至库伦；从科布伦多至归化，经张家口转天津；从新疆经嘉峪关、西安或汉中至汉口；由陆路运入天津、汉口的俄国货物，进口税则较海路运入者减低三分之一。另外，开放松花江，俄商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七处增设领事。
　　
　　据说崇厚为了急于回国处理家事，在总理衙门已经电令不准签字的情况下，居然回电说该条约已经缔结，并于1879年10月2日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随后又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条约送回国内后，全国舆论大哗，国人皆曰崇厚可杀，并纷纷要求朝廷改约。清政府也觉得此约“流弊甚大”，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拿问，处以死刑。一时间，朝中议论纷纷，正好当时左宗棠刚刚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大臣们纷纷主张对沙俄采取强硬措施。文官好言战，也是晚清的一大特点，但真正打起来，却大都是一塌糊涂，甲午战争可不就是这样？怪不得后来光绪帝恨死了那些好战的文官。
　　
　　沙俄听到清政府拒绝批准条约的消息后，就在我国东北和西北边境集结了大量兵力，并派遣舰队在中国海面示威，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进行外交恫吓，妄图逼迫中国就范。
　　
　　当时出使英国大臣侍郎郭嵩焘已经回国，他上书朝廷指出：“崇厚签订的条约，尽割我膏腴之地，让伊犁一城孤悬浮寄，名为收还，而实弃之。崇厚的问题一是不明白伊犁的地势，比如霍尔果斯河、特克斯河等，原因是谈判前自己没去做好考览图志工作，最后光凭俄国人口讲指画，结果被俄国人玩弄欺骗；二是崇厚的心意专在伊犁一城，对于其它种种要求，都以为无甚关系，完全不辨事理之轻重；三是崇厚对俄国人心存畏惧，谈判中一味退让，知其势而不知其理，办理洋务的时候，也是无所得于心而力持敷衍之计。
　　
　　郭嵩焘认为，现在的麻烦，是崇厚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已经签订了条约，如果我朝先允后翻，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对于朝议主战的意见，郭嵩焘认为不到非不得已，不应轻言开战。沙俄毕竟不是阿古柏，一旦战事爆发，费财费力，旷日持久，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何况，以目前大清帝国的实力，未必能和沙俄抗衡，一旦战败，恐怕要丧失更多的领土，到不如先用外交手段，酌情而定。
　　
　　历史证明，郭嵩焘的意见还算是比较明智的，十多年后，大清帝国连日本都搞不过，如果此时真和老毛子干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当时还真不好说。清廷后来也觉得郭嵩焘说的有理，便在他的建议下，决定改派当时已经出使英法大臣的曾纪泽前往俄国，负责伊犁改约谈判事宜。

寸心

曾纪泽，字劼刚，曾国藩的长子，世袭一等候，少负俊才，在京城常与在华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交游，喜好洋务，是晚清相当出色的外交官。1878年，曾纪泽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在英办理订造船炮事宜（为北洋舰队订造了“致远”和“靖远”两舰）。1884年，曾纪泽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由于建议清廷积极备战，坚决抵抗，反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结果被罢免出使大臣之职。回国后，因朝政腐败，曾纪泽后来终身未得施展其才，郁郁而终。
　　
　　1880年，曾纪泽兼任了出使俄国大臣，前往圣彼得堡谈判改订沙俄强迫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出发前，曾纪泽认为，“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
　　
　　按照西洋定约之例，分界是常守不渝的，而通商则可以随时修改，再者，俄国人声称自己是“代守伊犁”，崇厚所定条约本就违背公议，完全有权要求和俄国人再度谈判，并在谈判桌上讨回本属于中国的权益。因此，曾纪泽定下的战略是，在边界问题上寸步不让，在贸易问题上讨价还价，在赔款问题上可以商量。
　　
　　曾纪泽到达俄国的时候，俄国已经派遣使臣布策到中国催条约签字。曾纪泽便要求俄国外交部令布策折回，对伊犁问题重新谈判。在曾纪泽的坚持下，俄国代理外部大臣吉尔斯、副大臣热梅尼和布策参与了谈判。
　　
　　俄国代理外部大臣吉尔斯见了曾纪泽后，开始虽然觉得有点心虚，但又不想丧失诈骗而来的成果，便拿出强硬的态度，说：“你们的全权大臣既然签约了，就没什么好商量了。”
　　
　　曾纪泽针锋相对：“崇厚所答应的，大都超过了朝旨的授权，不能不加以更改。”
　　
　　俄国人说：“你们中国将使臣定罪处死，废除已经谈判好的条约，这样做有悖国际公法的，你们中国人不讲道理，我们没法和你们再谈判。”
　　
　　曾纪泽说：“中国的使臣违背朝旨，定失职之罪，和外国没什么关系，你们又有什么权力干涉呢？何况，现在考虑到贵国的颜面，已经将崇厚释放了。”
　　
　　俄国人没话可说，便转移话题，说：“你们中国现在正在备兵备战，明摆着想破坏和平。”
　　
　　曾纪泽说：“我们备兵并非是因为你们而起，主要的防卫边疆乱党余孽，并无不可。”
　　
　　俄国人说：“既然你们已经备战，那我们也要派兵备战，这是你们所挑起的，你们要承担全部责任。”
　　
　　曾纪泽说：“你们要这样说的话，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你们想破坏和平。两国要想和睦相处的话，本就不应该提备战之事。”
　　
　　俄国人立刻觉得自己失言，便悻悻然的说曾纪泽不是“全权大臣”，不够谈判的资格。
　　
　　曾纪泽说，“我现在是大清帝国委派的驻俄大使，完全有议约之权。”（曾纪泽当时是兼任出使英、法、俄三国大臣，相当于驻三国的大使，当时大清帝国外交人才匮乏，驻外大使往往是兼任）
　　
　　俄国人见曾纪泽不好对付，只好答应重新谈判。
　　
　　为了给谈判增加筹码，清政府派左宗棠亲率大军离开肃州（今酒泉市），出嘉峪关，向哈密挺进。为了表明收复伊犁的决心，老帅左宗棠还命人给自己“抬棺出征”，以鼓舞士气。左宗棠大军到达新疆哈密后，布署三路进兵，准备收复伊犁：一路由金顺进驻精河从正面佯攻；一路由张曜从阿克苏越过天山进击伊犁南部；一路由刘锦棠经乌什越冰岭直赴伊犁西面的后路。（1）
　　
　　此时，俄国也加紧调兵遣将，不仅增兵伊犁，还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部署重兵，并调集了二十多艘军舰组成一支舰队，由黑海驶往日本长崎，威逼京津，并扬言要封锁中国沿海，对清政府进行武力恫吓。
　　
　　对于崇厚被处死刑的事情，清廷做得的确有点过分，各国外交代表出于职业同情也纷纷表示反对。英国人这时也来插手，先是英国女王亲自写信为崇厚说情，紧接又派人游说李鸿章说俄国人不好对付，万一打起来，场面不好收拾，并主动要求为中俄伊犁交涉调停。原洋枪队长戈登，还特意跑到天津面见李鸿章，不怀好意的说：“俄国人要进攻你们京城呢！如果你们打算作战，就赶紧把北京的近郊焚毁，把政府档案和皇帝都从北京迁到中心地带去，并且准备作战五年。”（2）
　　
　　李鸿章听了后慌忙上奏朝廷，说北京北边不安全，离海口又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万一真和沙俄开战的话，危险太大。清廷听后，又发生了动摇，敦促曾纪泽早日谈判。
　　
　　而当时的沙俄和土耳其关系紧张，加之左宗棠治军有方，不惜一战，刚刚在土耳其战败的俄国人思前想后，左右斟酌，觉得代价很大，最后不得不降低要求，以谈判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复的辩论和艰苦的谈判，1881年2月，曾纪泽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和布策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沙俄归还中国伊犁地区，不再割让帖克斯河流域，但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本属于中国领土的土地却被沙俄占去；斋桑湖以东一带，中俄边界两国派员勘改，所有尚未设界碑的中俄各段边界都要派员勘定，安设界碑。
　　
　　二、赔款增至900万卢布(合509万两白银)，限两年内偿清。
　　
　　三、俄商在新疆各地贸易，改“均不纳费”为“暂不纳税”。
　　
　　四、俄商只能到嘉峪关，免去到西安、汉口通商，仅许于肃州(甘肃嘉峪关市)和吐鲁番两地增设领事。
　　
　　五、伊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 后来，沙俄利用这一条款，在1881到1884年间共掳去中国边民十万多人。
　　
　　这个条约和《里瓦吉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领土、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部分主权。但《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根据修改南、北疆边界的约定，于光绪八年到十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5个勘界议定书，分段勘定了中俄西段边界。在这个过程中，沙俄又蚕食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有争议的领土。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第二年清军进驻了伊犁。伊犁谈判，算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次小胜，清廷也开始懂得了利用外交手段和国际矛盾，当然，也不能不提及左宗棠的军事后盾，正因为有清军不惜以俄国兵戎相见，才能为外交上赢得主动，不然，任你口吐莲花，舌辩群雄，也是无可奈何。
　　
　　由于阿古柏之乱和沙俄侵占伊犁，清政府意识到，如果不加强控制的话，新疆很有可能会被帝国主义侵夺。这样，新疆建省的的要求也就越来越迫切。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有人提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也几次奏请朝廷在新暑开设行省，但最终因为伊犁未经收复而暂时被搁置下来。
　　
　　 平定阿古柏之乱的前军主将刘锦棠提出，新疆设立巡抚驻乌鲁木齐，受陕甘总督节制；下设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分别辖治哈密至乌苏的天山山脉一带、焉耆至乌什的天山南麓一带和喀什噶尔至和田的昆仑山北麓一带；伊犁仍设将军，只管伊犁塔城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后来，清政府批准了这一方案，刘锦棠被朝廷简派为第一任新疆巡抚。
　　
　　新疆设立行省后，清政府也放松了对内地人民迁居新疆的种种限制。为了吸引更多的无地农民到新疆，以加快新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锦棠修改了以往的屯田办法，规定两名男丁为一户，给地六十亩，屯民初到时贷给八个月的口粮及三石籽种，借给七十三两银子作为置办农具、牛只和筑履等费用；头一年归还一半，第二年还清，第三年征收额定田赋的一半，第四年起征收全疆田赋。
　　
　　同时，刘锦棠还咨照内地各省督抚，鼓励贫苦无地农民来新疆开荒种地。在刘锦棠的鼓励下，内地很多农民纷纷移居新疆，刘锦棠又在南疆东部的尉犁一带开辟了一些新的农垦地区。这些移民屯田的办法，既稳固了西北边疆，又减轻了内地的人口压力。同时，也避免了更大的社会矛盾，减少了内地农民起义的概率，在不破坏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移民新疆屯垦在当时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伊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4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1979年，伊犁州首府迁回伊宁市。198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伊犁地区建制。2001年3月，伊犁地区撤销，伊犁州直管八县两市，原则上管理塔城、阿勒泰地区。
　　
　　 伊犁是个好地方，我国历史上内地通往亚欧诸国的“丝绸之路”就途经此地，伊犁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悠久的历史变迁和民族的迁徙，创造了伊犁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浓郁独特的草原文化，由此形成的众多名胜古迹，譬如原始时代的石刻岩画、石器，塞人和突厥时期的古墓葬群、草原石人，元代的古城遗址、宗教墓葬地，清代的古城、经济活动遗址等，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景点，都吸引了众多的游人前去探访。
　　
　　注：（1）、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版。
　　（2）、（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2 卷，第 369 页，三联书店 1958 年中译本。

寸心

马善被人骑，国弱被人欺。回顾近代三百年来被强邻不断侵夺的历史，中华民族不应是健忘的民族，也决不能。
　　
　　就在阿古柏覆灭前，沙俄于1876年灭了浩罕国，将边界延伸至帕米尔北界。
　　
　　帕米尔高原，位于新疆南部，乃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交汇处。此地山峦起伏，高峰处常年白雪皑皑，不愧为世界之高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时，曾追击叛军至此，并在苏满塔什立下《平定西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上有乾隆帝御笔撰文，乃我国对帕米尔拥有主权之铁证。
　　
　　1885年，沙俄已将中亚地区尽收囊中，并与英国划定阿富汗地区的边界。南侵之路终结后，俄国人便改为东向，并派遣探险队将我立碑偷偷移走，可谓是“做贼心虚”。随后，俄国人又炮制了“帕米尔乃浩罕遗产”之谬论，妄图强占该地。1892年，俄国不顾清军在此已增设哨所而大举南侵，强占了我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清政府对此提出了多次抗议，但由于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无暇西顾，沙俄乘机要求清廷默认这一非法占领。当时的清政府，即使在被日本弄得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对此也未予承认。沙俄从此也就不再理会，一直霸占该地。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896年6月，沙俄利用中国战争失败的困境，借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学术界一般称为《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的主要内容是：1．如日本入侵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陆海军及军火、粮食互相援助，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向俄国兵船开放。2．中国允许华俄道胜银行接造一条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
　　
　　由此﹐俄国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过中国领土上的中东铁路，直达海参崴。关于这条铁路，在后来的五十年中，可谓是风云变幻，一言难尽。就当时而言，中东铁路为俄国人的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东北三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等于把中国的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随后的日俄战争（1904年）中，沙俄被新的强盗日本打败，最后只得将东北的权益全部让出（《朴茨茅斯和约》），包括已经建造好的中东铁路管理权。由此，东北三省刚出龙潭，又入虎穴，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更为险恶是，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并策划了所谓的伪“满洲国”，试图分裂中国。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世界总是颠来倒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苏联在解决了西边的德国后，苏联红军随后出兵东北，关东军顿时灰飞烟灭。战争结束后，老毛子在撤军的时候，也没忘记把日本人留下的物质包括工厂机器、甚至铁轨等全部打包拆运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躁动的庚子年（1900）里沙俄在东北制造的累累血案。不久前，俄罗斯《政权》杂志援引俄罗斯档案馆珍藏的一系列秘密材料，披露了此次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900年６月底，沙俄哥萨克两个步兵团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利）出发，率先越过中俄边境，开进东北。随后，沙俄其他部队分别从满洲里、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乌苏里斯克等方向，兵分五路，向东北发动了全面进攻，总兵力达到十万人。
　　
　　7月中旬，沙俄军队开始进攻瑷珲，在猛烈的炮火下，瑷珲新旧两城都被轰毁殆尽。一周后，瑷珲城失陷，俄军长驱直入，黑龙江将军寿山战败自杀殉国。7月底，齐齐哈尔被俄军占领。在瑷珲城沦陷的时候，呼伦贝尔也被攻陷，到8月中旬，吉林全境已落入俄军之手。
　　
　　另一路俄军于7月底攻下珲春后，继而围攻宁古塔，在清军的顽强抵抗下，双方在宁古塔相持了四十多天，但清军终因弹尽粮绝，宁古塔于8月底被攻陷。旅顺口的俄军循海陆两路北上，相继攻陷营口、海城等地，10月1日进入沈阳。这样，４个月后，沙俄军队已基本控制了东北全境。
　　
　　 　在这次“中国远征”行动中，沙俄军队的损失微乎其微。当时沙俄国防部长在一份报告中称，在整个军事行动中，共有22名军官和220名士兵死亡，60名军官和1223名士兵受伤，而中国方面的损失则远远超过这一数目。
　　
　　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之前，俄国人已在东三省制造了惊天动地的大血案，这就是发生在7月16日到7月21日的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也许大家还记得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在黑龙江以北已经长期定居的中国居民，在这个条约中被强行划给了沙俄管理，如今，沙俄已经容不下那些中国“沙子”，一定要去之而后快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有意制造的大屠杀，具有明显的杀戮和恐吓性质，目的就是要把类似于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全部赶出俄境，虽然这些中国居民早在俄国人之前已经在此世代定居。
　　
　　在那极其悲惨的几天里，整个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变成了中国人的血泪场，数万同胞在如凶神恶煞般俄国兵的驱赶和杀戮下，哀鸿遍野，血流成河，滚滚黑龙江的江水都为之变色。
　　
　　俄国人再怎么狡辩，也无法否认曾经的累累暴行。我们且随着中外各方的不同笔录，再次追忆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悲惨时刻：
　　
　　　　“到达上布拉格维申斯克（即海兰泡）时，东方天空一片赤红，照得黑龙江水宛若血流。……手持刺刀的俄军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开始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人群发狂一样喊叫，声震蓝天，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国兵一齐开枪射击。喊声、哭声、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清扫现场的工作，紧跟在一场**的屠杀之后立即开始进行。……那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部分是气息未绝的活人，周身肝脑迸溅，血肉狼藉。……不管是死是活，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清扫过后。黑龙江水浮着半死的人们象筏子似的滚滚流去，残留在江岸大片血泊中的只是些散乱丢弃鞋、帽和包袱之类。就是连这些遗物，也都被蹂躏得一无完形。”
　　
　　　　“二十一日（公历7月17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这个地区，在我穿越它之前的不到四个星期，曾经是一个战场。欧洲的媒体对这个战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它真正特点却全然被忽略了。”“这不是在黑龙江岸边发生的、有组织的交战双方的一场武装较量，这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全体居民的冷血屠杀以及对其家园的系统毁灭。”
　　
　　　　“麻木的人们就看待黑龙江面浮满尸体，飘动和堆积在这条江的中国沿岸。人们最初认为那是俄国人的尸体，但是不久就真相大白：警察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把所有海兰泡居民带到距黑龙江七俄里的地方，然后把他们扔进激流。由于受难者人数众多，在将他们抢劫一空之后，他们是被分组抛入河中的。嗜血的凶手们全然不顾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们的乞求。生活在海兰泡的六千中国居民，只有六个人幸免于难。”“凶手们惩罚受难者并屠杀那些试图在水中自救的人。他们用受难者的长发辫把他们梆在一起，再投入水中。”
　　
　　“二百余年积蓄，迫为国难，一旦抛空，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江东屯仓，俄兵举火烧平，愁烟蔽日，难民避无处，哀鸿遍野。”（1）
　　
　　　　这些纪录，今天看来仍旧是触目惊心，恍如隔世。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发生后，俄国人还为自己的暴行百般抵赖，甚至狡辩说“中国人围攻海兰泡，俄国人是正当防卫”、“中国人是主动撤离，俄国人并没有驱赶”等等。强盗总是很有逻辑的，因为那叫“强盗逻辑”。更无耻的是，某些俄方人士声称，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这些地方，“自古以来以来就是俄罗斯领土”。只是很奇怪的是，中国人怎么会在老毛子之前定居在那里，那些地方怎么又会全是中国的地名。
　　
　　瑷珲纪念馆有一幅大型铜雕，叫《痛失》，一位母亲抱着自己的女儿，尽管她的女儿还很丰腴，但她却静静的死在母亲的怀中，这大概就隐喻着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等地区的丧失吧。
　　
　　而就在瑷珲的河对面，如今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海兰泡）的博物馆里，也有一幅油画，描绘的却是“中国人在围攻海兰泡”的场景，只见城内燃着熊熊的大火，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围攻海兰泡，而“英雄的”俄罗斯儿女正在为捍卫自己的“故土”而奋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00年海兰泡的惨案，在这里却被描绘成了俄国人伟大的“卫国战争”。
　　
　　要知道，只有东北人，才会把自己的居住地叫“屯”，俄国人占领了中国人的土地后，却完全篡改了他们的名字。黄山屯成了穆拉维约夫；博尔多屯成了格罗杰科沃；大泡子屯改叫谢米多姆卡；段山屯改成沃尔科沃。中国人的居住地，还有很多很多，如“布丁屯、老虎屯、蓝旗屯、桦木林屯、南窝棚屯”，等等等等。
　　
　　　　“江东六十四屯今犹在，何人光复大江东。”
　　
　　这首《龙江吟》，是曾经负责交涉收复江东六十四屯的清代瑷珲副都统姚福升当年写下的诗，作为一个中国官员，面对国人被屠、国土被夺的遭遇，和这样一个当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无能为力和无奈，又该向谁去述说呢？

寸心

俄国人贪婪的脚步并没有因为制造这些血案而停止。1911年12月，沙俄乘着中国爆发辛亥革命的机会，积极策动外蒙古分裂势力宣布“独立”。1913年11月，又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古所谓的“自治权”和沙俄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条约中，沙俄只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虚名。
　　
　　1914年6月，俄军又侵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唐努乌梁海地区归俄罗斯所有，强行霸占了我国17万平方公里领土。对于这些被侵占的地区，不仅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未予承认，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多行不义必自毙。沙皇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人讨回自己的领土有了稍微的转机。1917年，苏联政府多次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
　　
　　1924年5月，中苏两国正式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规定，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双方举行会议，商订解决所有悬案的详细办法。两国政府同意在上述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帝俄政府所订一切条约概行废止，根据相互平等原则及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重新订约。
　　
　　但令人扼腕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时期，内政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从1912年到1928年，北京的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总共换了三十八届。有意思的是，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北京政府元首，居然还是自己花钱选上去的大总统曹锟呢。
　　
　　更让人遗憾的是，这个协定刚签订几个月，我们的“贿选总统”曹锟，很快在军阀混战中被赶下台，上台“临时执政”的是接替者段祺瑞，而又过了一年半后，北伐战争爆发了。随后，这些外交事务基本上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中国局势的混乱状态是事实，但苏联人也不诚实，完全是看菜下饭，走一步看一步。后来，苏联不但没有遵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而且将之完全推翻。1925年5月，苏联为获得日本的承认，认可了1905年的日俄和约（即《朴茨茅斯和约》），完全违背了和中国签订的悬案大纲协定精神。至于和中国的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1921年７月，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当时已经进入外蒙古），宣布“独立”，建立“蒙古国”。消息传来，全国一片哗然，国内各民间团体、党派纷纷发表宣言，致电当时的北京政府，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并谴责苏联对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也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也只能仅此而已。
　　
　　1945年二战结束前，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已经准备前往欧洲的蒋介石被排除在雅尔塔会议之外。这就是为什么英美中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在埃及先召开了开罗会议。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让蒋介石参加雅尔塔会议，表面上是认为中国不够大国的资格，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不想让中国参与有关蒙古问题的讨论。会议的结果，美英两国最终同意了苏联维持外蒙古“独立”现状的要求。
　　
　　在这样情况下，蒋介石政府只能被迫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但提出了一个但约：“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能证实蒙古人民对独立的愿望，中国国民政府当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与独立，并以其现在的边界为边界。”
　　
　　1945年10月，外蒙古当局举行了是否独立的全民投票，结果在苏联的“严密监督”下，投票结果“百分之百”的拥护外蒙古独立。蒋介石政府于1946年 2月发表声明，愿意并准备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声明一出，立刻遭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只好重新收回了声明。据说到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还有蒙古的版图，只是很奇怪的是，把持了联合国席位的蒋介石政府却在1961年又同意蒙古加入联合国，不知作何解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年底毛泽东就前往苏联访问，但最开始的时候很是受到斯大林的冷遇，据说进行建立同盟的谈判前，苏联就提出前提条件，要求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尽管中苏后来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但其中的辛酸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够体会，也许这就是构成后来中苏交恶的最初起因吧。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当中国提出解决蒙古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而此时的蒙古，早已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交恶，导致了两国边境出现非常紧张的态势，苏联人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边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甚至全面越过“条约线”，偷偷摸摸的把边界向我方一侧推进，导致中苏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不断。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虽然是小题大做，却让中国和苏联的矛盾发展到顶峰。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全岛面积0.74平方公里，长约1700米，宽约500米，距西岸（中国）200米，距东岸（前苏联）300米。从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在该岛上的巡逻队就冲突不断，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火箭炮，我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展开猛烈的争夺，互有伤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为亡58人，伤94人；我方公布的数字为亡29人，伤62人，失踪1人）。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势力开始日渐减弱。1986年7月28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承认中苏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并表示愿意按照国际公法，合理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共同建设一条和平边界。对此，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由此，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走上正轨，并成立了联合勘界委员会，逐步展开勘界立碑工作。
　　
　　1989年5月，邓小平再次明确宣布：“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在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下，1989年10月举行的中苏第三轮边界谈判对中苏东段大部分边界的走向达成一致。1991年5月，两国签订《中苏东段国界协定》，中方收回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的岛屿，并取得了经黑瞎子岛两侧在两江水域的自由航行权和经图们江下游的出海权。
　　
　　1991年，苏联解体，原和苏联接壤的边境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所有，边境谈判也继续在这四国间继续进行。1994年9月，《中俄西段国界协定》签署；1998年11月，中俄两国已勘定的边界首次在实地准确标示。至此，除黑瞎子岛和阿巴盖图洲渚两地的划界外，中俄边界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同时，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的边境划界谈判也在顺利进行。1994年4月26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了《中哈国界协定》，随后又在1997年和1998年签署了两个《中哈国界补充协定》，最终解决了两国间的边界问题。
　　
　　1996年7月4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期间签署了《中吉国界协定》。1999年8月，中吉两国又签署了《中吉国界补充协定》，最终划定了一块争议地区的边界走向，两国的边界问题从而得到全面解决。
　　
　　1999年8月13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中塔国界的协定》。2002年5月27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订《关于中塔国界的补充协定》，将最后有争议的边界划定。
　　
　　2004年10月，中俄两国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根据补充协定，中俄最后一部分有争议的边界土地，包括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黑瞎子岛，和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在内的近375平方公里，双方将各得一半。加上1991年签署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和1994年的《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两国间领土的争执和纠葛，终于以边界线全线标定的结果而暂时告一段落。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有一些沧桑和悲凉，或许还一些无奈和辛酸，但是，却无法改变一些已经成为现实的存在。毕竟，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谁得谁失，已经很难说清楚，即使能说清楚，又能如何？
　　
　　岁月如歌，谁人共与悲。当上述的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传统的思维已经无法跟上现实的脚步。
　　
　　在这个全球化席卷的时代，铁与火的冲突，刀与枪的厮杀，都已经渐行渐远，悄然远去。在一个“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潮流中，也许，“一切向前看”才能更好的面向未来，更好的迎接未来的挑战。在这里，也愿我们的祖国能够从此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注：（1）、以上材料来自一篇网文：《让中国人寒心一辈子的俄罗斯地名》。
　　
　　本章参考书目：
　　
　　1、邸永君：《蚕食与鲸吞-----俄罗斯侵华史话》，国际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2、刘学杰：《新疆旧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版。
　　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6、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7、（清）罗惇曧：《中俄伊犁交涉始末》，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8、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寸心

古代中国与周边的一些国家，如越南、朝鲜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即所谓的宗藩关系或者说朝贡体系。这种关系，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西方也通常以保护国与被保护国来加之定义。
　　
　　具体而言，这种东方特有的宗藩关系有以下三个主要内容：一是藩属国的国王继位，须经过宗主国的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二是藩属国需定期向宗主国纳贡；三是宗主国负有帮助藩属国维护统治秩序的责任。
　　
　　毋庸讳言，由于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差距，加上中国和周边国家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长期的历史交往，自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封建等级关系。毕竟，大象一翻身，邻居心慌慌，在大象的旁边立国，很难不形成这个结果。
　　
　　中越宗藩关系的形成，主要也是环境和历史所形成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宗藩关系，如清王朝对越南国王的册封，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并不会具体干涉其内政。更为重要的是，清王朝并不染指藩属国的领土，也不谋求经济上的特殊利益。事实上，越南和朝鲜等国向中国朝贡的时候，清王朝回赠的礼品价值往往都要远远大于其贡品。这种朝贡关系，很大意义上具有国际贸易的性质。
　　
　　从效果上来看，通过这种朝贡关系，既可以保持中华帝国周边的安全，又可以维护周边藩属国的稳定，这和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法日在越南和朝鲜的割地赔款、掠夺财富、干预内政外交，甚至派总督进行直接管理等等，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寸心

清廷自从剿灭太平军以后，虽然还有捻军、回乱和新疆阿古柏和伊犁等乱事，但总体局势还算稳定，人心思定，各地也都争办洋务，开矿建厂，中外相安，帝国一时间欣欣向荣，颇有“中兴”之象。但在这平静当中，却隐隐有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首先是在帝国的周边，危机开始蔓延。譬如，帝国最南边的藩属国越南，就突起了波澜。
　　
　　越南，古代也称交趾，或者叫安南，自汉朝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辖地。公元679年，唐朝在南越设安南都护府，“安南”名称由此而来。公元973年，宋太祖册封了安南郡王，此后越南又经历了前黎、李、陈、黎等朝代。1802年，阮福映建立了阮朝，取国号为“南越”，第二年清朝政府（嘉庆八年）将安南国改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国王，越南由此而得名。
　　
　　话说那欧洲的法兰西国，也是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该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到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时期，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国力也是蒸蒸日上。只是很不走运的是，法兰西国旁边的普鲁士王国，也就是后来的德国，却也正处于上升阶段，结果是一山难容二虎，1870年两国终于交战，谁知道色当一役，法兰西国一败涂地，从大皇帝到元帅到做饭的伙夫，一股脑儿都做了普鲁士人的俘虏，第二帝国也就自然土崩瓦解。随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虽也号称民主共和，即使在新败之下，却仍旧侵略成性，而当时的矛头所向，正是大清帝国南边的藩属国------越南。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早在1787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二年，法国的波旁王朝时期，法国传教士百多禄趁着越南局势不稳，就曾跑去帮助越南南方的割据势力阮福映训练军队，并自告奋勇的作为阮福映的代表前往巴黎，在凡尔赛宫签订了《法越攻守同盟条约》，内容主要是法国派兵帮助阮福映夺取政权，到时越南割让土仑、昆仑两岛给法国，并享受贸易特权。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条约刚签订，法国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王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而阮福映则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恢复了阮氏王朝的统治，这个条约也就被人淡忘。
　　
　　十九世纪初，法国人刚刚安定下来，突然想起了革命前签订的那个条约，于是便又漂洋过海来到越南，去找阮氏王朝兑现上个世纪所做的承诺，但阮氏王朝认为法国人没有履行义务，因而加以拒绝。
　　
　　法国人由此怀恨在心。1856年，英国纠集法国对大清帝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刚一结束，法国便将侵略中国的军队抽调出来，去找越南算账。越南抵挡不住法国人的长枪大炮，阮氏王朝被迫签下了第一次《西贡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割让南边三省给法国，并开港通商。由此，越南开始逐步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一年后，法国又搞定了柬埔寨，使得整个湄公河下游都落入了法国人之手。
　　
　　1867年，法国再割越南三省，整个越南南部都划为了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将之改名为交趾支那，并设立总督治理。但是，法国人还不满足，侵略的爪子又伸向了越南的北部，并试图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
　　
　　1866年到1868年间，法国人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试图找出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航路，但法国人顺着湄公河往上的时候，发现湄公河的上游，即中国的澜沧江，滩多流急，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并不适合航行。
　　
　　正当法国探险队灰心之时，一个名叫堵布益的法国军火商却告诉他们说，越南北部红河的航行条件很好，顺着这条河就可以进入的中国西南地区。堵布益回到法国后，跑到法国海军殖民部游说，说让他带领一支炮艇前往越南北部，保证打通红河航道。法国海军殖民部信以为真，便指示交趾支那总督给予协助。1873年，堵布益一行不怀好意的来到河内，并在那里瞎搞八搞，胡作非为，引起越南地方政府的抗议，并派人向交趾支那总督控告了堵布益。
　　
　　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接到控告后，便派出上尉军官安邺带领小分队（大约一百多人）前去调查，但安邺到达河内后，也违反权限与越南官员发生了冲突，安邺欺负越南官军武器低劣，便下令进攻河内城，尽管河内巡抚阮知方组织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越南人的竹枪土炮根本就不是法国人的对手，结果河内城反被安邺小分队给轻易地拿下。
　　
　　安邺由此骄横异常，变本加厉的横扫了越南北部海阳等省，一时间可谓是得意忘形。阮氏王朝无可奈何之下，便向当时在保胜活动的黑旗军求援。黑旗军不是越南的军队，而是中国人组成的非官方军队，其领袖刘永福，原本是广西天地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在太平天国时期，黑旗军经常活跃于粤桂边界，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在清军的进攻下，刘永福便率黑旗军转移到中越边界地区活动。
　　
　　刘永福，字渊亭，祖籍中国广西博白，1837年生于防城司属古森峒小峰乡。刘永福率黑旗军退入越南后，正值越南北圻 (北部地区)盗匪猖獗，残害人民，刘永福便协助越南官军共同打击当地盗匪，并逐渐控制了安礼、六安、保胜(老街)等地。黑旗军后来在这些地区“开辟山林，聚众耕牧”，自耕自养，倒也安抚一方百姓，该地还出现了“烽烟不警，鸡犬无惊”的安定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