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心

（8）实在玩不下去的游戏
　　公元1524年，闻知嘉靖皇帝固执已见，一定要给自己的父亲加封，修撰杨慎大呼道：仗义死节，正在今日！遂率两百多名大臣赴左顺门哭谏，哭声震天，撼动宫阙。
　　百官玩这一手，毫无疑问的是出自于“忠君爱国”，但忠君忠到非要将嘉靖皇帝逼入死角，想来嘉靖皇帝思前想后，越发的汗流浃背。
　　这个游戏不好玩，明摆着是要嘉靖皇帝的老命啊！
　　嘉靖皇帝可不想陷自己于“不义不孝”，唯有据理力争，奈何他的对手无一不是天下绕口令之高手，法统之争，绕来绕去，竟然非要把嘉靖皇帝绕成一个不孝之子，这是什么狗屁法统啊！
　　最闹心的是这场博弈在实力不对等，这边只有嘉靖皇帝老哥一个，那边几百号白胡子老头，老头们一人一口唾沫，也活活淹死嘉靖了，哪有吵赢的机会？
　　难道嘉靖皇帝他没有立法权吗？他就不能够替自己解开这个死结吗？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唯有求之于武器的批判了。
　　打！
　　廷杖侍候！
　　杖180人，死16人。
　　君臣之间闹到这份上，这游戏真的没办法再玩下去了。
　　当夜深人静时份，嘉靖皇帝独臣于冰冷的龙床之上，回想明宪宗与明孝宗深宫一躲四十年，明武宗更是除了添乱之外什么正事也不干，直到遇到这件事，嘉靖皇帝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情不得已，但凡有一点点办法，谁愿意象只老鼠一样躲进洞里把自己藏起来？
　　最大的问题是，关于大臣们宁死也不许嘉靖皇帝当个孝子的理由，嘉靖皇帝硬是听勿懂。
　　不是嘉靖皇帝听不懂，而是大臣们自己说不清。
　　为什么说不清？没什么什么和为什么，只不过，国人的心态是任何人都容不得别人驳辨自己，大唐天宝年间的杨国忠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不惜逼反安禄山毁掉大唐的江山，连自己也身首异处，民不畏死，只怕别人说自己不正确，自己的建议既然已经提出来了，谁还管这个建议将嘉靖皇帝置于何地，唯其一求速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表面上看起来，这场纯粹是赌气的死生之争，是为国家大统，但在那一切语焉不详的争执之下，掩藏的是士大夫与皇家权力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争。
　　之所以语焉不详，那是因为博弈的实质不能说破。
　　说破了，一切都摆在明面上，那就不好玩了。
　　语焉不详！
　　宁死坚持这种模糊语言风格的大臣们强烈的刺激了嘉靖皇帝那敏感的心灵，或者是不由自主的被对手的风格所感染，又或者是存心的，从此嘉靖皇帝也躲进深宫里，与大臣们玩起了猜谜大赛。
　　他的任何观点或旨意，一定要加工到歧义丛生，让人猜破脑袋也想不清楚的地步，嘉靖皇帝才肯拿出来交给大臣们。
　　让这帮王八蛋们猜死去吧，你不让我好受，我也不让你们舒服！
　　不能合作，那就彼此伤害！
　　双输博弈，就这样在一次的拉开了帷幕。
　　但是这一次，皇家权力的博弈场上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前者是嘉靖时代的严嵩，后者是万历时代的张居正，这两位大臣俨然以相位的实际博弈位置缓和了皇帝与大臣们之间的激烈冲突。
　　然而，无论是严嵩还是张居正，他们在社会博弈中的位置为他们带来的是灭门的惨祸，严嵩还罢了，最惨的是张居正，其人死后，群臣怨毒之火一发难收，于是万历皇帝明神宗遣宦官张诚前往江陵籍没张居正之家，张诚未到，江陵县令先期禁锢张居正家门，等到张诚赶到宣旨的时候，打开门，只见一幕惨不忍睹的景象，张居正的家中，竟然已经有十几人被活活饿死。
　　惨烈的报复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张居正被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张敬修于狱中不胜拷掠，自缢而死。
　　如此酷毒的报复手段，如此惨烈的博弈格局，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的思考。
　　至少，明神宗是认真的思考了这种博弈的模式。
　　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明神宗，他知道，游戏真的不能再这样玩下去了，再这样玩的话，那**的杀戮与无尽的阴谋攻讦，哪怕只要是想上一想，都会把人活活愁死。
　　于是明神宗左思右想，终于认识到了大明朝以来的三位真正的明君智慧：
　　明宪宗！
　　明孝宗！
　　明武宗！
　　很可能在某一天夜里，明神宗于绝望之中仰天长恸：三位祖宗啊，你们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
　　只可惜世人的眼睛，却看不破如此的博弈玄机。
　　于是，历史在这里这样记载道：自万历十六年起，明神宗不视朝凡二十六年，三十一年后，始因宫案与群臣会唔一次。
　　这老兄也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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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继往开来大罢工
　　当大明皇家的最后一位隐士死于他那堆积如小山一样的钱堆里的时候，他的儿子明熹宗蹒跚登场。
　　明熹宗同样也被视为史前未有之怪异皇帝，他是当时最优秀的土木工程大师，亲自设计并监造的皇廷喷池令人震惊于他那精绝的技巧与想象，而且明熹宗还不时的研发出一些奇异的小发明，派了太监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其售价之高，往往是令人咂舌。
　　史书上还有鼻子有眼的说：魏忠贤就是利用了技术专家明熹宗的这个特长而专权的，他经常故意趁明熹宗正忙于木工发明的时候，进去奏事，于是正凝神思考的明熹宗就会不耐烦的一挥手：你看着办吧……魏忠贤遂派锦衣卫抓人砍人，圣旨在手，清流士人唯有束手待毙。
　　这种事情或许是真的有，但事情的真相却不会如此单边化。
　　事实上，魏忠贤根本不需要借干扰明熹宗的心神而挟藏自己的私心，他想杀谁，想害谁，想做什么直接做就是了，任何时候明熹宗都不会反对的。
　　为什么明熹宗不会反对？
　　很简单，如果明熹宗反对的话，那么他就必须放下心爱的刨子和锤子，走向朝堂，在那里，数百名花白胡子的清流人士虎视眈眈，他们将反对明熹宗的任何建议或主张，徜使明熹宗把决定权移交给这些士大夫们的话，他们则会先是自己打成一团，然后尽其余力的设法将熹宗拉进自己的阵营里来，用不着等到最后，明熹宗就会发现，他们所有人反对的其实就是自己。
　　博弈的位置决定了一切——或者说，不同的立场决定了不同的结果。
　　可以想象，被张居正事件刺激过度，竟然三十一年拒不上朝的明神宗，临死之前一定曾对熹宗谆谆交待过：躲起来，孩子，把自己藏起来吧，皇宫里这么多大的地方还不够你玩的吗？何必非要出去和外边那伙神秘的怪人拼个你死我活呢？随他们去吧，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
　　所以明熹宗自从即位之日起，就正式宣布了他的罢工。
　　罢工没关系，说到底，明熹宗不过是继宪宗、孝宗、武宗及神宗之后第五个加入到皇帝罢工俱乐部中来的成员，前有车，后有辙，该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一切萧规曹随就是了。
　　但罢工只是一种斗争手段，并不意味着对权力的放弃。
　　所以明熹宗一边通过罢工向士林阶层表明自己绝不妥协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他象宪宗、孝宗乃至武宗一样，需要一个与士大夫阶层互为抗争的缓冲地带。
　　也就是说，此时的皇家权力需要一个代言人。
　　魏忠贤荣幸的享有了这一荣誉，仅仅是因为——他恰好出现在这个特定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的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对权力架构的娴熟与运用的自如，不具备这个能力的人，是无法脱颖而出的。
　　第二：绝高的博弈智慧，至少魏忠贤在这方面的表现不比任何人差，清流领袖如杨涟，如左光斗等人何等的势力，徒然下狱拷掠至死而无丝毫的还手能力。
　　第三：此人必须是明熹宗能够控制得了的，这一条是关键的关键，士林之中不乏能够承担相责之人，但是大明王朝这倒了血霉的博弈机制却将他们置于皇家权力的对面，只有严嵩和张居正以他们的智慧化解了这一博弈死结，但他们的下场却是有目共睹，相信此后再也无人敢试其锋。
　　唯其太监才是符合第三个条件的最佳人选，在这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太监的权力缺乏合法性，最多不过是皇家权力的延申，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回，决不会出现尾大不掉之势。
　　如此严苛的条件，已经决定了这个人选非属魏忠贤不可。即使历史上没有魏忠贤这号人物，但皇宫中的太监之中也不管优秀的人才，明熹宗决不会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这一模式极尽惨烈酷毒，但却是化解大明王朝博弈死结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根本的办法，但那必然要触及到皇家权力的实质，纵然是皇家权力无力应付，但社会博弈的力量自然而然会形成于对此一极权的保护。
　　两个方面决定了皇家权力的不会丧失：
　　第一，太多人看不到他们会从这种权力丧失之中得到什么，因此他们必然会反对，而在皇家权力遭到损害之时受到池鱼之殃者，如太监集团，更会竭其全力保护这一荒谬框架。
　　第二，始终未能产生有限权力的概念，皇家绝对极权就成为了不可或缺之恶，任何时候民间都会仰赖于这一合法的仲裁力量——尽管这种仲裁力量所带来的伤害远比它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也就是，尽管这种博弈体制引发了大面积的社会性问题，但由于替代方案的匮乏，其状态仍然是令人无望的持续下去，除非，某种不可控的外界变量产生新的影响，并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种惨烈的博弈均衡。
　　这种力量，它很快就出现了。
　　大明天启七年，明熹宗死，其弟思宗朱由俭继位。
　　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祟祯皇帝即位的当夜，战战兢兢，入夜不敢张灯，持剑坐于桌前，唯恐阉党魏忠贤害其性命……
　　朱由俭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
　　这位大明王朝的最后帝王，他或许有着重振天下之志，但麻烦的是，他不懂得政治。
　　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祟祯皇帝对于大明王朝沿习已久的内在权力博弈机制缺乏那怕是最粗浅的理解，一个不懂得游戏规则的人加入到游戏中来，并主导了游戏进程的全部，我们不会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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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个不懂游戏规则的人
　　在《烧饼歌》中，当刘伯温告诉朱元璋：此后的大明王朝将连续出现兄位弟承的现象。对此，朱元璋的智商难以理解，遂问道：莫非是父子相互争夺皇位吗？
　　刘伯温大笑：非也，树上挂曲尺，遇顺则止，至此天下未已。
　　朱元璋问：何为未已？
　　刘伯温对曰：
　　万子万孙层叠层，
　　祖宗山上贝衣行，
　　公候不复朝金阙，
　　十八孩儿兑上行。
　　在这里，树上挂曲尺，是一个朱字，遇顺则止，意指大明王朝遇到清顺治，就彻底结束了。
　　万子万孙，指的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明熹宗，明思宗，祖宗山上贝衣行，这里的祖宗山，是指一个祟字，贝衣行，单指一个祯字。公候不复朝金阙，十八孩儿兑上行，这句话是说大明王朝于惨烈的皇权博弈之中承传了一十八个皇帝，至此就风烟散尽了。
　　关于祟祯失国，史上多有所评，主流观点认为大明王朝积习已深，病入膏盲，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纵然是大唐李世民再生，大宋赵匡胤再世，也拿这个破摊子没有办法了。
　　另有一些观点是在祟祯身上找毛病，果然是一找一大堆，于是结论也就出来了，因为祟祯不是神仙，所以才会国破人亡……
　　这一观点肯定是正确的，错不了，但如果我们想一想祟祯皇帝死前曾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会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来看大明王朝的覆灭。
　　祟祯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祟祯说这句是什么意思呢？
　　是简单的推御责任吗？
　　先来看看他有什么责任要推御，
　　史评：就朱由俭本身而言，虽不近声色，并尽心治理，但刚腹自用，疑心甚重，用非其人，信任宦官，又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奇才，在危机四伏时束手无策，遂至灭亡。
　　现在我们看出来了，扣除了性格上必然的缺失之外，祟祯优点多多，居于嫔妃如云的皇宫却不近声色，其克制自己人性上的本能欲望方面，堪比之于圣徒。
　　但是，不会用人是祟祯的一个大毛病，冤杀袁祟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
　　但如果我们想及当时国人对于这位冤杀的袁都督的态度，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
　　时国人“深信袁为汉奸”，群拥而上生食其肉，袁祟焕的腹部被人生生的用牙咬破，肠流于外……京师中更有人高价出售从袁祟焕身上剜下来的肉，买者踊跃……后世人替这些食人的百姓开托，谓之不知，只是听说袁祟焕是汉奸，因而切齿痛恨。
　　这事就值得我们揣摩了，既然你什么也不知道，哪来的如此弥天血恨呢？中国古往今来的汉奸可谓多矣，没见哪个汉奸享受过这种待遇，怎么袁督师偏偏这么倒霉呢？
　　其实话说透了很简单，袁祟焕之所以遭此涂毒，只是因为他身处弱势，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己。所以百姓可以将自己心里的怨毒尽情的在他身上发泄出来。
　　这也是朱元璋设计这种博弈体制的最初用心，在他看来，只要将百姓、将臣属居于没有任何保护能力和权力，随时任人涂毒的情况下，则大明皇朝高枕无忧矣。然而这刻毒的心肠只陪养出刻毒的国民，权力就是是非，弱势就是罪状，这就是皇权体制博弈五千年，虽屡屡进入死局却总是死灰复燃的群体基础了。
　　我们在这里想问的是，如果群众是如此的蒙昧，我们却要求祟祯具有超越于当时社会条件之上的“奇才”，这可能吗？
　　群众不知袁祟焕冤，所以恨之入骨，祟祯又何以知晓？难道他当了皇帝就比群众多了一双透视眼，能够隔着肚皮看透袁祟焕的忠心不成？
　　或者说，冤狱时时有，但当国危之际，这冤狱就构成了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所以大明王朝也就灭亡了。
　　现在我们看明白了，祟祯的过失，不在于他做对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而在于他就不应该走出皇宫，走到群臣的对立面上琢磨什么振作治国，事实上，祟祯皇帝之所以悲泣“臣比亡国之臣”，仅仅是因为自从他继位以来，就把大部的精力花费在了与群臣博弈，斗智斗勇上来，君臣双方为拯救国家而付出的努力就这样相互抵消了，若然是明朝不亡，实无天理。
　　假如说，祟祯真的有扶国家危亡时刻的“奇才”的话，那么他会做些什么呢？
　　他会象明宪宗、明孝宗那样躲进深宫里，把天下留给大臣们去折腾吧，这样的话，至少他用不着被群臣逼迫之下，不得不诛杀袁祟焕。
　　要知道，按照朱元璋最早设计的国体制度，应该是由皇帝亲自治理国家，群臣被排斥在权力体制之外的。但是社会博弈的必然会因朱家子孙才智的不济，势必导致皇帝与群臣的激烈冲突，明智如宪宗孝宗，干脆躲起来不露面，如武宗干脆自己出门散心游玩，如神宗干脆自己拼了老命的捞钱，如果祟祯效法这老几位，至少，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会为无益的君臣博弈牵扯去过多的精力，至少袁祟焕不会被冤杀，洪承畴不会因为受不了祟祯的瞎指挥而阵前失利，被迫降清，孙传庭也未必会因为祟祯的逼迫而失利于李自成……
　　大明的龙椅，是一个博弈泥潭，一旦陷进去，势必国灭家亡。
　　祟祯对于皇家权力的运行机制一无所知，失足误入博弈泥潭之中，但直到他临死之前才明白过来这个道理，所以会说“臣皆亡国之臣”。
　　祟祯的意思是说：士大夫们啊，眼看国家都要灭亡了，你们怎么还在跟我较劲啊，难道你们就不能暂时放弃私怨私心，为国家想一想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袁祟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如果祟祯躲入深宫，不进入博弈阵地的话，群臣的私怨私心也找着到对头渲泄，反倒能踏下心来治理国家，大明王朝再挺一段时间还是正常的。
　　然而当祟祯偏偏不学宪宗孝宗躲在深宫，却非要出来和群臣较劲，则每一个大臣都只能是提起精神来，付诸全部的精力与祟祯相抗衡，否则的话，袁祟焕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死不足惜，但为国而死却蒙万世骂名，这于士大夫们而言，绝对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死亡博弈，大明亡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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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恶性文化之下的群体博弈
　　
　　（1）覆灭的尘歌
　　公候不复朝金阙，十八孩儿兑上行，这句话透着两层意思，第一层：大明王朝传至第十八朝，正式落幕；第二层，十八孩儿意喻十八子，是一个李字，兑卦方位属西，就是说将要有一个李姓之人自西而来，取大明天下而代之。
　　我们有必要详细的说一说大明十八朝，看一看这十八个皇帝是如何面对来自于皇权内外的威胁的。
　　大明第一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滥杀功臣而获得了民间极为不高的评价，民间有一个故事提到刘伯温之死，说的是朱元璋处心积虑想要除掉刘伯温，于是他就故意派刘伯温去教导太子读书。有一天，太子看到外边有一长嘴大耳四足之物蹒跚而来，太子惊问：此何物？刘伯温告诉太子，这种动物的名字叫猪。太子又问：猪有什么用？刘伯温回答：猪可以杀了来吃肉……此话迅速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一听：什么？刘伯温竟然敢说要把姓朱的杀了吃肉？这岂不形同谋反？遂派军士去捉拿刘伯温，刘伯温却早已见机先走，他逃到青田仍然被追上，时刘伯温背倚廊柱，仰天大笑三声，吞金而死。是谓刘伯温倚柱吞金的民间传说之由来。
　　事实上，刘伯温之死仍然是一个历史疑案，修史者怀疑是宰相胡惟庸下毒所致……但是朱元璋取消相位，将皇权推至极限，开创了误国害民的死亡博弈模式，却是他有别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的最大特点。
　　大明第二朝：惠帝朱允汶，这位皇帝承祖上余荫，没有受到来自于士大夫阶层的过于苛刻的逼迫，这是他的运气，也是他的无奈，事实上他是和士大夫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双方都在致力于剪除朱氏基因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引发了燕王朱棣的不满，起兵推翻了朱允汶，其人下落不明，遂有大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欲将他捉拿归案，此一行动的意义仍然在争议之中，最后的结果或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大明第三朝：成祖朱棣，此人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以靖难的名义起兵与其侄儿朱允汶争夺天下，事后清洗国之重臣近千人，家属牵连蹈死者万人，其**之气，弥漫大明周天，从此大明便笼罩于这不祥的血光之中。但大明王朝仍然处于最强大的势态之中，唯其让人不安的是，在这强盛的时季，正是东厂太监大显身手之时，遵循朱元璋的既定成法，从此皇权治理下的通行模式宰辅制变为了皇帝太监制，士大夫们将发现他们必须要付诸惨烈的代价才能回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上来。
　　大明第四朝：仁宗朱高炽，成祖朱棣之长子，既然号仁宗，当是大明朝难得一见的好皇帝，也是朱高炽幸运，他未登基之前，成祖朱棣时常征讨四方，留下他由翰林侍讲杨士奇辅助，结果宰辅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事实上恢复了，恢复的结果，是消弥了国体上所带来的君臣博弈之隐患，但这种和谐的景象全靠了人为的因素，一旦时过境迁，体制体现出其必然的力量，麻烦就会到来。
　　大明第五朝：宣宗朱瞻基，这一朝与仁宗时同称为仁宣之治，实际上推究起来，治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以老臣杨士奇为代表的三杨之治，尽管如此，但宣宗与士林的冲突已经隐现苗头，江西巡按御史陈祚曾上书劝其多读《大学衍义》，结果引发宣宗的勃然大怒，说：没错，我不读书，连《大学》上面的字也不认得，根本没资格做天下之主，那你陈祚何不去监狱之中另找明主？陈祚入狱，拉响了皇家权力与士林对撞的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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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第六朝：英宗朱祈镇，就在这一朝，皇家权力与士大夫的争竞突然爆发了出来，几达水火不相容之地，年幼的英宗只好借助太监王振的势力与之相抗衡，双方的死亡博弈引发了土木堡之变，英宗沦为瓦刺人乜先的俘虏，但是这场皇家惨变，却让英宗彻底成熟并养成了其过人的智慧。
　　大明第七朝：代宗朱祈钰。这位皇帝的出现只是为了顶英宗的空缺，早在他坐在龙椅上之前大家就极端的不喜欢他，不喜欢一个人并不需要理由的，所以他只是一个可怜的人，独自面对着一群对他充满了敌意的大臣们，大臣们精心挑选出所有他不喜欢的事情并逼迫着他做，他被迫将英宗再接回来，在自己的儿子死后又被迫立了英宗的儿子为太子，但是大家仍然不肯放过他，趁他患病之时发动了宫廷政变，彻底赶走了这个讨厌的人。
　　大明第八朝：宪宗朱见深。只要我们还记得英宗和代宗的宫变之争，那么我们就会清楚：这位明宪宗所接手的是一个何等的烂摊子，实际上，他上任之初，反叛就已四起，川、广、荆、襄道路不通。不通也就不通了，明宪宗又不是神仙，他能有什么办法？更何况此时群臣仍然正处于禁宫斗争的白热化阶段，麻烦的是大臣们始终弄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只知道处身于如此的一个权力架构之中就会动辙得咎，浑身上下不得劲。大臣们不得劲，朱见深也不舒服，于是他复设西厂，再次实行“皇监制”，以大太监汪直替代宰相的缓冲功能，可想而知谁处在汪直这个位置上都会不得好死，这个位置是皇帝如果满意的话，那么大臣就会不满意，而大臣们如果满意了的话，皇帝就会不满意。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有个人替明宪宗抵挡一下大臣们的疯狂进犯了，于是朱见深成为了皇朝第一位隐士。
　　大明第九朝：孝宗朱（衣右）樘。朱（衣右）樘时代，有两件事值得后人反思，一是此人成为了继明宪宗之后的第二位隐士皇帝，父子两人加在一起，凡四十七年没有临朝，但正是这一段历史成为了大明史上的“弘治中兴”时期，宦官的力量受到压抑，贤臣名士有了足够的成长空间——这一切都在表明，未来的大明朝将向宰辅制靠拢。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大明第十朝：武宗皇帝朱厚照，这位皇帝是古往今来所有皇帝中的另类，他宠信奸宦刘瑾，甚至当有人密告刘瑾意图谋反的时候，明武宗大度的回答：天下任他去争。而除去刘瑾之后，他再次亲信小人江彬，这些行为使这位少年天子成为了后世的反面典型。但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明白，此时士大夫已经把持了朝纲，他朱厚照所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不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借助宦官的力量继续保持朱氏对天下的所有权，就此意义上而言，明武宗不失为一个具有大智慧的圣明天子，以王守仁、李东阳、杨清一等为代表的一代贤臣的出现，正证明了武宗无为而治的管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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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第六朝：英宗朱祈镇，就在这一朝，皇家权力与士大夫的争竞突然爆发了出来，几达水火不相容之地，年幼的英宗只好借助太监王振的势力与之相抗衡，双方的死亡博弈引发了土木堡之变，英宗沦为瓦刺人乜先的俘虏，但是这场皇家惨变，却让英宗彻底成熟并养成了其过人的智慧。
　　大明第七朝：代宗朱祈钰。这位皇帝的出现只是为了顶英宗的空缺，早在他坐在龙椅上之前大家就极端的不喜欢他，不喜欢一个人并不需要理由的，所以他只是一个可怜的人，独自面对着一群对他充满了敌意的大臣们，大臣们精心挑选出所有他不喜欢的事情并逼迫着他做，他被迫将英宗再接回来，在自己的儿子死后又被迫立了英宗的儿子为太子，但是大家仍然不肯放过他，趁他患病之时发动了宫廷政变，彻底赶走了这个讨厌的人。
　　大明第八朝：宪宗朱见深。只要我们还记得英宗和代宗的宫变之争，那么我们就会清楚：这位明宪宗所接手的是一个何等的烂摊子，实际上，他上任之初，反叛就已四起，川、广、荆、襄道路不通。不通也就不通了，明宪宗又不是神仙，他能有什么办法？更何况此时群臣仍然正处于禁宫斗争的白热化阶段，麻烦的是大臣们始终弄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只知道处身于如此的一个权力架构之中就会动辙得咎，浑身上下不得劲。大臣们不得劲，朱见深也不舒服，于是他复设西厂，再次实行“皇监制”，以大太监汪直替代宰相的缓冲功能，可想而知谁处在汪直这个位置上都会不得好死，这个位置是皇帝如果满意的话，那么大臣就会不满意，而大臣们如果满意了的话，皇帝就会不满意。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有个人替明宪宗抵挡一下大臣们的疯狂进犯了，于是朱见深成为了皇朝第一位隐士。
　　大明第九朝：孝宗朱（衣右）樘。朱（衣右）樘时代，有两件事值得后人反思，一是此人成为了继明宪宗之后的第二位隐士皇帝，父子两人加在一起，凡四十七年没有临朝，但正是这一段历史成为了大明史上的“弘治中兴”时期，宦官的力量受到压抑，贤臣名士有了足够的成长空间——这一切都在表明，未来的大明朝将向宰辅制靠拢。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大明第十朝：武宗皇帝朱厚照，这位皇帝是古往今来所有皇帝中的另类，他宠信奸宦刘瑾，甚至当有人密告刘瑾意图谋反的时候，明武宗大度的回答：天下任他去争。而除去刘瑾之后，他再次亲信小人江彬，这些行为使这位少年天子成为了后世的反面典型。但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明白，此时士大夫已经把持了朝纲，他朱厚照所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不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借助宦官的力量继续保持朱氏对天下的所有权，就此意义上而言，明武宗不失为一个具有大智慧的圣明天子，以王守仁、李东阳、杨清一等为代表的一代贤臣的出现，正证明了武宗无为而治的管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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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第十一朝：世宗嘉靖皇帝，在这个时代里没有凤凰来朝，唯有大奸严嵩把握朝政。如果我们念及嘉靖皇帝在经历了“大礼之争”的惨烈君臣博弈而后所带来的刺激，仍然没有依循前例重用宦官，而是由任士大夫阶层的博弈力量推动将国家体制向着宰辅制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这位皇帝尽管有着人性的各种缺陷，但他的存在，仍然是体现出了皇家权力的正面效果。只是此间二十余年，倭寇为患，虽有戚继光等人坚决抵抗，但受这一完善的政权体制的影响，对此的评价仍然与整体的实局剥离开来——言戚继光之功而避口不谈奸相严嵩对他的支持，回避士林阶层对前线力量的牵扯，这让我们的是非观念于过于充足的史料面前难免会陷于迷惑之中。
　　大明第十二朝：穆宗皇帝朱载（上后下土），这是一个萧规曹随的时代，一个将国家的发展置于宰辅制的伟大时代，只是因为这一时代没有过多的负面消息可以报料，所以研究者多会选择性的过滤掉这个时代。但我们应该记住，明穆宗时鞑靼人以十万之众压境，大明王朝仅派出一位使者，旋即消弥兵患，从此双方遂定盟，通贡，互市，由是我们知道避免了极端性的群臣博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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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第十三朝：神宗皇帝朱翊钧，这一时代开端是如此的伟大，而结束得又是如此让人心悸，简单的把大明之亡的结果归于神宗是不公道的。毕竟，以张居正为相，带来的是一个伟大的中兴时代，整饬吏治，丈量土地，实施一条鞭法，加强边防，兴修水利，国家存粮可支十年，积金达四百万，所有这一切能够证明的只是宰辅制的成功。但是这种缺乏制度依据的宰辅制必然是不牢靠的，做为皇权与士大夫两厢里激烈对冲的缓冲，张居正终不为二者所谅解。直到将张居正开棺戮尸之后，明神宗才会认识到自己的轻率与错误，但一切都为时过晚，他唯有躲入深宫，二十年来拒见大臣——失去了张居正，他独身一人实在是没有勇气与群臣相抗争，于是他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四位隐士。
　　大明第十四朝：光宗皇帝朱常洛。此人终将成为大明王朝最为神秘的人物之一，早在出生之前他就成为了一场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君臣相互攻讦的主题，此后于他的成长之中，明朝三大疑案“挺击案”及“红丸案”又成就了他的短暂的皇帝生涯，从他即位到服食怪异的丹丸而丧命，其为时仅有二十九天，殁年二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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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第十五朝：熹宗朱由校。在这个时代里，士林中人与皇权之间的争战已趋白热化，大太监魏忠贤构成了皇家权力与东林党人冲突的最前沿阵地，可以确信，士大夫们试图以袁祟焕的宁锦大捷以体现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忘了，早在大明王朝兴起之初就屡屡爆发的君臣博弈不在于他们是否有治国的能力上，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才会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他们越是试图向皇帝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的失败就越是不忍卒闻。不是说大明王朝已经腐烂透顶，实际情况是，最具针对的解决方案是：水火不容的双方势将有一方退出，熹宗既然不可能让自己出现在全国的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替代士大夫们的国政管理，于是他选择了回宫研究木器产业。
　　大明第十六朝：亡国皇帝祟祯。如果说，追究这位皇帝在失国方面的过错的话，那么他最大的过错就是尽心治国，他始终没有弄明白一件事，前者大明多出隐士皇帝，并非是诸君责任心不强，只不过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承受不了惨烈博弈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这个王朝的体制从一开始就设计为皇帝与大臣们之间的死亡游戏，君臣博弈有别于任何一个朝代形成了黑暗的博弈泥潭。唯其皇帝缺位，士大夫们或可有暇一展手脚，大明王朝并非是毫无希望。但是祟祯错误的走到了博弈的前台来，于是，无论是他还是群臣，都不无绝望的发现，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深陷于无可摆脱的死亡博弈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究竟是由李自成来取代大明，亦或是接受满人的入关，都只不过是一个迟早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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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明灭君亡，然而我们却只得到了十六个皇帝，是不是《烧饼歌》出现了失误呢？
　　失误是必然存在的，但不是在这里。
　　在这里，在大明遗民的心中，王朝仍然存在，皇帝仍然在延续，只不过，这两个朝代渐而淡出了世人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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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导我们心灵的最可怕力量
　　修史者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被追封为皇帝的太子朱标、兴王朱（衣右）标也应该算是两朝，唯其代宗朱祈钰不能计算在内。这些纯粹是细节上的争执无关大局，估且认定大明十八朝好了，以便于我们进一步往下分析。
　　《烧饼歌》中，刘伯温仍然在为我们演绎这全景的史实：
　　木下一头了，
　　目上一刀一戊丁。
　　天下重文不重武，
　　英雄豪杰总无春，
　　戊子已丑乱如麻，
　　到处人民不在家，
　　偶遇饥荒草寇发，
　　平安镇守好桂花。
　　在这里，木下一头了，意指一个李字，目上一刀，为自字，戊丁为成字，李自成三个字跃然而出。
　　但是朱元璋显然不知道李自成之于他大明皇权终结的伟大意义，他继续问道：偶遇饥荒，平常草寇，天下乱乎？
　　刘伯温回答道：
　　西方乱贼拥到前，
　　无个忠良敢谏言，
　　喜见子孙耻见日，
　　衰颓气运早升天，
　　月缺两耳吉在中，
　　奸人机发走西东，
　　黄河岁运朝金阙，
　　奔走梅花上九重。
　　这首隐语歌谣中藏着一个谜语，月缺两耳吉在中，这是一个周字，大意或是指祟祯亡国前夕，将太子托付于外戚周氏吧？在这个猜谜过程中我们能够将任何晦涩的文字组合都与历史上的事件对应起来，但《烧饼歌》的意义却绝非这么简单，它至少——留给我们一个问题让我们来思考：
　　绝对皇权之下，君臣博弈陷入死局，则民众的应对手段如何？
　　有资料认定，李自成之所以掘起草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明王朝“减员增效”所造成的，因为李自成原本不过是一个驿丞，但是皇家砸了他的饭碗，于是他愤而起义。
　　这个说法就过于简单化了，要知道，整体社会的博弈绝非是皇帝独对大臣那么简单，事实上，整个皇家的权力机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于民间的挑战。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框架，永远是上小下大的金字塔模式的，金字塔之上的是财富分配者，金字塔之下的是财富创造者，通常情况下，如果财富创造者发现他们在这个分配框架之下被排除在外，那么他们就会想法设法的推翻现有架构。更何况，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从金字塔的下端走到顶层，始终是千古不易的权力变更法则，于大明朝这里，也决不会有什么例外。
　　既然无法说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者改变不公正的分配方案，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分配者推开，由自己来分配，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以来的愿望和梦想。
　　但是人们不知道，仅仅有公正的愿望是没有用的，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否，不是取决于分配者及被分配者的愿望，而是取决于社会多方的博弈模式。
　　于朱元璋而言，早在设计这一制度博弈体制之初，他或许会相信，只要他确保自己与民众站在一起，共同对抗士大夫阶层，那么民众的怨气就得以舒缓，而皇家的权力则高枕无忧矣。
　　为了达成于这一目的，朱元璋甚至还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前所未有的政策，他规定：只要老百姓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关卡必须要放行，如果有人敢于拦阻，诛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将执法权下放到百姓的手中，这在朱元璋看来，贪官污吏就会一扫而空了。
　　这种看法是非常可爱的，唯一的缺点是——行不通！
　　何以行不通？
　　因为这种民权博弈的模式违背了最基本的博弈法则，与人们想象的相反的是，之所以出现分配不公的博弈失衡现象，不是因为游戏规则过于宽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博弈规则过于严厉，才会导致最终的不公结果。
　　实际上这个过程只要简单的推定一下就能够得出结论：
　　如果皇权承认人性中的自私本能，对于贪贿者较为宽松的话，那么，即使是一个人犯了法，由于惩罚的宽松，他完全没有必要拿性命去抵抗，而如果法律严苛，贪贿者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那么他会如何做呢？
　　他会结党！
　　他会更加疯狂的聚敛——一旦突破了聚敛的死亡线，聚敛者也就毫无顾忌了，贪一两银子是杀头，贪一万两银子也是个杀头，那就能贪多少就贪多少，然后再用这些钱将前后左右的人全部拖下水，构成一个庞大的不法利益链条，让执裁者不敢轻举妄动。
　　从博弈学的角度上来说，严苛的社会规则始终是社会分配不公的最关键因素，因为一旦法度森严，主导博弈者的心理动机已经不再是利益分配，而是对于死亡的恐惧。
　　恐惧会让人做出任何无法想象的事情来。
　　事实上，皇家的绝对权力正是基于这一恐惧心理而形成的，哪一个皇帝不是提心吊胆的害怕被别人篡了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唯有更加疯狂的聚敛，而后再用这些钱构筑固若金汤的皇家权力机器，以此来和民众相抗衡。
　　如果不能够消除恐惧，则人类的非理性狂暴行为就永远也不会减少。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长达五千年之久而终未能摆脱皇权统治的阴影，其主要的社会症因就是——控制社会博弈的主导性力量是我们心灵中最为黑暗的力量：
　　恐惧！
　　这一如李自成为我们所带来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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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良的博弈法则
　　关于李自成农民军起义的正面评价，是我们在谈论之前可以确定的话题基调。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我们更为关注大明王朝中下层社会的博弈态势，肯定是存在着一种负面的力量，将大明王朝的所有机会全部丧送。
　　回到大明王朝固有的传统上来，这个社会一如以往，大体上来说可以由三层架构组成。
　　第一层：决定性威权力量——皇家权力。
　　第二层：治理层，相对来说也是民众的决定性威权——士大夫文官体系。
　　第三层：居于整个社会形态之下的民众基础。
　　我们知道，博弈的法则是无所不在的，皇家权力内部有争端，士大夫阶层更少不了相互攻讦，至于民众的纠纷虽然不入史家之眼，却构成这个国家生活的全部——至少构成了民众生活的全部。
　　同时，社会不同层级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博弈，官府欺压百姓，百姓对抗官府，士大夫挑战皇权，皇权则毫不留情的严惩犯上者。相邻之间的社会层级之间，其博弈的态势基本上是无可调和的，说你死我活也不为过，所以官府尽其可能的通过第三种手段来实施对民众的管理，而皇权制度则依靠宰辅制为中间缓冲，以防止冲突过激而导致的博弈破裂。
　　我们来看民众对于官方威权的对抗模式，最激烈的手段是农民起义，最温和的手段是求之于极高标准的道德规范。
　　这就是中国民间对于官方的日常管理了，他们要求自己能够看到的官员必须具有超人的道德水平及素质，著名的清官海瑞那五岁的女儿沦为了这种极端博弈的牺牲品。为了满足于民众对于士大夫阶层的道德要求，海瑞只能以极端不尽人情的方式来苛求于自己，他死后家徒四壁，连葬事的银子都拿不出来，当他活着的时候，他那五岁的女儿因为从仆役手中接过一块糕饼，这个触犯了“男女授受不亲”道德礼法的行为一下子将海瑞逼进了死角。
　　对于海瑞而言，如果他不去惩罚自己的女儿，那么他就丧失了自己在民间中辛苦培养起来的道德形象，失去了民众的尊重，对一个以清官为自我标榜的官员来说就失去了一切，而且他此前所有的付出终将付诸东流，甚至会被讥讽为伪君子，至于朝堂之上的同僚攻讦，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极端的要求只能逼出来极端的行为，于是海瑞忍泪泣血，竟将自己的女儿关进黑屋中活活饿死，当他以这惨烈的牺牲成就了自己的清官声誉的时候，也为天下当官的人划定了一条无法抵达的标准线。
　　不是海瑞非要强迫自己这样作，而是民众的眼睛盯着那里，你不行至极端，民众就不肯认可你。
　　但是，当海瑞成就了自己的清官之名后，所有的官员们立即就发现自己已经陷于绝境之中，他们做不到海瑞那样的残忍而刻薄，因此他们必然是贪官。
　　有海瑞在，成为一个清官的道德标准尺度，实在是太高了。
　　这样一来，即使是最好的官员也只能选择放弃选择民众的认同，转而求助于威权手段以摄服民众。
　　冲突于是趋于激烈。
　　摄服手段带来的是必然是怨恨。
　　百姓的怨恨带来的是官员们的恐惧，他们的力量毕竟不是无远弗界，皇家权力的利剑时刻悬于他们的头顶之上，民众之怨，稍有不慎就会带来天子之怒，届时倾家荡产，满门抄斩，正是百姓们所期望看到的情景。
　　于是，失去了道德依据的官员们，其内心的主导力量始终是一种无法释怀的恐惧。
　　他们害怕百姓的抱怨，更害怕皇帝的抱怨，然而这两方面的绝境却终究是躲不过，恐惧之中的理性选择必然不会为了什么江山社稷，更不可能为了百姓。
　　主导大明王朝的博弈的心理力量，是每一个人考虑如何于这种死亡博弈中保全性命，其它的一切，在所不计。
　　宦海艰难，步步惊心，官员尚且如此，百姓就更是苦不堪言。
　　无法想象一个对民众同样抱有深深的怨怼的官员，会以何等宽和的手段对待民众，当仇怨之火激发的憎恨情绪弥漫周天，人与人之间只有强烈的仇恨而无丝毫的宽肴之心，满朝的文武象疯子样一样群起殴斗，击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以及万千民众聚于京城，生生的将护卫他们安全的最后屏障袁祟焕活活咬死，这种社会现象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
　　因为他们心中有恨！
　　这种仇恨是由民众出于对他们生存处境之艰难，命若游丝朝不保夕的恐惧而激发，因而带有很强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而当这种破坏性以规模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流民军大起义！
　　我们知道的是，民众之于改朝换代的呼声贯穿于整个大明王朝，农民军领袖也不过是普通百姓，不见得有什么出类拨萃的人才，任何一个时代的正统体制都免不了一个兼收并蓄，大凡稍有才干的人才都会网入国家体制之中，所以正常时候的流民军起义，九成九不过是草头皇帝自己关起门乐呵两天，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成气候。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会明白了，即使是李自成，也不具任何推翻大明王朝的实力，事实上，李自成也好，张献忠也罢，这些四处流窜的民间军事武装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威及到大明皇家政权。
　　那就是，大明王朝内部的君臣博弈破裂，祟祯皇帝失去了他与这个世界对抗的最后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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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间的酷烈博弈法则
　　就在祟祯皇帝登基之日，陕西传来特大喜讯：陕西大旱，饥民聚众而反，奉府谷民王嘉胤为老龙头，延安人张献忠从之，号八大王。
　　同一年，米脂人李自成等饥不能忍，掠富家粟，官府捕之急，亦变。
　　李自成与祟祯皇帝这一双死对头，就这样双双的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展开了险象环生的博弈争斗。
　　王嘉胤是黑道上的大魁首，其在流民军中的影响力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其人怪异的性取向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劫掠民间女子，惹发了其孪童的嫉恨，趁夜一刀砍了他的脑袋。此后是二号人物紫金梁王自用登场，其人之影响力虽然逊于王嘉胤，但因为年龄大资历老，所以号令所至，无有不从。但是二十万起义军进入山西之后，却遭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窦庄，庄中不过百许人，竟然久攻不下，王自用发了狠，说什么也要拿下窦庄。不料却遭自关外返回的四川猎户邓祀，被邓祀一箭要了王自用的性命。
　　此后起义军首领就由马贼高迎祥来担当，但是高迎祥明显的缺乏影响力，荥阳三十六路义军大会师，好险没有当场内哄起来，最后迫得高迎祥要横剑自刎，这才勉强压下阵势，此后义军各自为战，三十六路纷纷为官兵反破，唯有李自成和张献忠成了气候。
　　但正如我们分析过的那样，如果在这节骨眼上祟祯皇帝能够明白皇家权力的致命弱点，学着明孝宗的模样躲进深宫中不问世事，任由大臣们自己去跟李自成等人折腾去，无论是抚还是剿，都未必会没有效果，偏偏祟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的出场令得所有大臣们同时陷入博弈的泥潭之中。
　　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征剿流寇的官员们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李自成或张献忠的流民起义军，而是来自于朝堂上的皇家力量。大明二百七十七年，士大夫们前赴后继的与皇权展开博弈对恃，所希望的就是避免这种局面，但是朱氏皇家执迷不悟，始终不肯把权力放给臣属，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最可怕的事情：
　　前线的大臣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剿灭流民起义军，而是应该如何保住自己的脑袋。
　　有句老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前线的战机变化莫测，战场的情境诡异多端，许多事情看起来结果似乎非常明显，但多考虑几个变量，得出来的结果就恰恰相反。
　　而在流民起义军这方面，博弈的态势却是必然的，合则聚，不合则散，三十六路义军不服高迎祥，尽管各自为政好了，高迎祥不可能砍掉任何一个人的脑袋，但在祟祯这边情形就大为不同，尽管君臣博弈早已破裂，可是祟祯仍然有资格砍掉任何一个人的脑袋。
　　这样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先是，陕西总督杨鹤因其招抚的义军再行叛乱，牵连到杨鹤下诏狱。
　　俟后三边总督洪承畴击斩变民首领满天飞；曹文诏连败变民于忻州、代州；总兵张应昌擒获变民首领一盏灯；延绥巡抚陈奇瑜先袭永宁关，变民大溃，继而困李自成于车厢峡，最终俘获李自成。
　　但是，大臣立功于外，于天子而言未必是个好消息，随着局势的好转，带来的是皇家权力的界限日渐模糊，祟祯皇帝遂派太监为监军，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陈奇瑜的监军因为收了李自成部的贿赂，强逼着陈奇瑜将李自成等人释放，由是李自成逃出生天，一飞冲天，再也无人可制。
　　但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李自成的帝王之路还要经过一番最为艰苦的考验。纵然是大明王朝已经是奄奄一息，但国之栋梁尚在，足以不费吹灰之力扫灭乱民。
　　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洪承畴十面张网，合击乱民，乱民被从四川赶了出来，分三路逃往山西、湖北及河南，继而由河南窜入陕西，正遇到大明巡抚孙传庭，擒获乱民首领高迎祥，押赴北京凌迟处死。
　　此时清军入侵，连陷北直隶四十城，大明河南四川总理卢象升率5000人迎战，全军尽没于嵩水桥，大明王朝就这样折损了一根支柱。
　　但是国内剿匪军情捷报频传，左良玉大破变民于湖北，张献忠乞降，曹操、罗汝才亦降，此时李自成势单力孤，被三边总督洪承畴大败之，仓惶之下李自成带着仅存的亲信与家人来到潼关以南的原野上，不提防官兵早已埋伏在此，李自成措手不及，仅带十一人负伤而走，妻子儿女尽数落入官兵之手。
　　眼看着李自成不日就要覆亡，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祟祯皇帝突然跑出来，给群臣出了道难题：
　　剿兵难撒，敌国生心，边饷欠多，蠲留未已。
　　正是这道题目，彻彻底底的将大明王朝活活逼死了。
　　何以如此？
　　实际上，这道题目的意思，就是在问大家：内忧与外患，何者为先？
　　但这个问题是决计不能够问出来的，不问出来，任谁都明白内忧比外患更可怕，因为关外的满清在当时还无意于大明的政权，而满地乱窜的乱民却是来要朝廷性命的。朝廷眼下要干的事情是千万别吭声，抓紧时间剿匪，什么时候逮到李自成，什么时候再说。
　　经济社会下的人注定了是经济人，偏偏君子不言利，于是许多事情就只能做而不可说。
　　一旦说破，利益的杠杆触碰到道德的敏感点，事情就麻烦了。
　　尽管我们一再声称，所谓道德，无非不过是群体利益的代名词，但在大明朝死亡博弈的现实前提之下，群体的利益必然是与皇家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正是这致命的关键卡住了大明王朝的脖子。
　　偏偏祟祯也不知道缺了什么心眼了，竟然当着面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让群臣们怎么回答？谁敢说内忧比外患更要命，那就是铁杆的卖国贼，不要说同僚们，就连祟祯也不会饶过他。所以群臣们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异口同声，齐唱爱国主义歌曲，搞得祟祯皇帝目瞪口呆，后悔不迭。
　　但后悔也晚了，祟祯皇帝的智商最多不过只是一个爱国愤青，政治智慧基本为零。
　　底牌掀开，国内良将尽皆派主边关。
　　至此，李自成终于等到了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