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性与文化
伟大的弗洛伊德说：“我们应该接受这种观点：要求性本能与文化需要调和的作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人类不可能回避这样的事实：由于文化发展，等待人类的是克制、痛苦以及在很远的将来灭亡的危险。”（《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186页）
我们怎么理解他的这段话？
中国人是伦理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传统道德。用孔子的话概括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纯粹的伦理动物首先要否定的就是“性本能”，即将“性本能”视为是恶，加以道德的谴责，牺牲人的“大欲”，以此来求得“性本能与文化需要的调和”。结果如何？一方面是当权者的荒淫无耻，一方面是无权者的禁欲主义。一方面是普遍的伪善，一方面是本能被文化阉割的痛苦。现实生活证实了这一点。
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人类的“性本能”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不是做一种貌视高尚的道德主义的谴责。他告诉我们：“要求性本能与文化需要调和的作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也就无形中宣布了道德主义的破产。
那么人类该怎么办？我们不要求弗洛伊德给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但他的思考却给予我们以极大的启发，至少在我们力争个体生命在某种文化环境中得到相对健康发展时，别再陷入道德主义的泥潭中，以牺牲个体生命为代价求得所谓的“社会稳定”。
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反思和实践。现实的未见得是合理的，合理的也未见得是现实的，我们要不断地修改我们的游戏规则，使之更合乎人性。
传统的文化实际是文明的异化，因为它将人客体化，而使人类创造的文化反客为主，这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最大悲剧。
在中国，要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突破，我看首先要从对人“性本能”进行弗洛伊德式的科学研究，而不要停留在“貌视高尚的道德主义的谴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