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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棋盘山石棚墓

周代棋盘山石棚墓

位于浙江温州马屿区重屿镇石桥村,距瑞安市区约18公里,最高处海拔111.2米。南面山麓是一片冲积平畴;北面山麓有石垟村;西面群山透迤;东面山麓江桥村,为原篁屿镇政府驻地,有简易公路通马屿镇,与瑞(安)文(成)公路相接,通向104国道线。 石棚墓分布在棋盘山西部两个东西相对两山岗上。东山岗称东背蓬岗巅,西山岗称西背蓬岗巅。两山间有山凹,水平距离300米。 东山岗上存墓一座,墓门朝南,盖石残缺,呈长方形,长宽约 3.9 X 2.7米,厚约 0. 45—0.75米。墓口有一石支承盖石, 其下空间约深1、宽2、高1.2米。如据另一支石残留位置推断,原盖石长宽约 4.8×3.9米。 西山岗上存墓二座,甲已严重毁坏,乙尚完好。两墓棚距 现为4.5米。乙墓朝南,盖石略呈三角形,长宽约4.5X3米, 厚约0.6×0.7米。墓口有左右两支石支承盖石,其下空间约深 1.2、宽2.5、高1.2米。 石棚墓石材均为花岗石。 两座石棚都用不规则石条作墓口支石,后壁都用块石拌泥堆砌,高度低于墓口支石,故盖石侧面图从前向后倾斜。此外,东、西山岗石棚都建在土方台基上面,台基均略呈圆形,高2一 3米,面积约250平方米。 根据墓地土方台基上和盖石下空间内所采集原始青瓷、印纹硬陶等器皿与残片,棋盘山石棚墓属于晚商至春秋时代墓葬。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石棚墓普遍出现于新石器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在欧洲、亚洲、非洲及南美洲等许多国家沿海地带都有发现。我国过去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地区,浙江瑞安发现石棚墓,不仅改变了传统认识,对探讨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东瓯地区商周时代社会性质、经济形态和文化面貌也有重要意义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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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瑞安市棋盘山、岱石山和平阳县的龙头山之后,近年来又在苍南县桐桥山发现三座石棚墓遗址。众多石棚墓在温州地区相继发现,为解开这一千古文化之谜提供了有利的实物条件。 当前温州学界对浙南地区的石棚墓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它是从辽东半岛或日本传播过来的,是一种“舶来品”;二是从浙南与日本石棚墓的共性来看,浙南的石棚墓似曾直接影响日本。现就下列有关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资进一步探讨。 石棚墓又称支石棚或抬石墓,属巨石建筑系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形式之一,为石棚墓文化范畴。它不仅仅是一种葬俗形式,而且涉及该地区那个时代的社会性质、经济形态和文化积淀等方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年代问题。浙南地区的石棚墓,据专家经实物资料研究测定为晚商至春秋时期,即距今约有3100年。辽东半岛的“红石山文化”,据称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远较浙南地区为早。墓葬形式是一种社会习俗,又是一种非制度、不成文的历史文化现象。福建武夷山被称为我国悬棺葬的发源地,六朝人肖子开在《建安记》中记载:“半岩有悬棺数千。”三国沈滢在《临海水土异物记》中说:“乃悬着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椁也。”浙南与福建地域上不仅相近,而且相互联接。《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福建崇安县“架壑船棺”调查简报》一文认为:悬棺“属于金属时代,而不大可能属于石器时代的东西,其下限不晚于两汉”。也就是说,其上限可上溯到西周,其下限不晚于两汉,那么它出现的年限应迟于温州的石棚墓。总之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来进行观察判断,离开了具体的时间条件,问题本身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 其次是形制问题。石棚墓其基本形制可分为三类:一是辽东半岛的“红山石文化”,称为“积石冢”。冢内大、小石墓有别,砌造规整,成群排列。也有在地面竖立四块石板,上面盖一块石板者。《大百科全书·考石学卷》将其称为“北方式石棚”,可见与“南方式石棚”有所区别;二是太湖地区周围群山的石室墓葬。《越绝书》说虞山上“有数十石室”,其实是一种石室土墩,一墩一墓,有墓室、墓道。其时间约在西周时期。此外如江西龙虎山的“崖墓”,四川云贵的“石室墓”,似亦可归入;三是浙南地区的石棚墓。以不规则的石块承支盖石,呈圆形,高2至3米,盖石长约4米或5米,宽3米。其重量小则4吨,大则10余吨,故又称支石墓。有专家认为:这种石棚文化在南方毫无渊源可寻。也有专家认为:其形制据说与日本发现的棋盘式石棚相似。 总之,各地区石棚墓建筑的时代不同,形制也不一样,因而其蕴涵的文化意义也就有所不同。温州的石棚墓中曾发现几何印纹硬陶片的堆积层,这种黑釉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而几吨重至十余吨重的巨石就关系到远古时代一个起重工程问题。此外还涉及社会性质、等级关系及宗教祭祀等问题。至于温州的石棚墓是否曾直接影响日本,这是一个较为专门的问题,但据有关报道,日本的考古学家曾10次组团来温考察,足见他们对此事的重视。因此,希望有关专家对此作更深入的研究,并将其列为“温州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以期解开这一千古文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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