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溪赵翁

漳州的农历七月 “普渡”习俗由来已久，源于道教的中元节和佛教的盂兰盆节，是流行于全国各地的宗教节日，又称 “鬼节”，俗称 “七月半”。 道教认为，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日，地灵官下降，定人间善恶。因此要在这天夜里诵道经，便有 “十方大圣，齐咏灵篇。囚徒饿鬼，当时解脱”。 佛经说：目连之母堕饿鬼道中，食物入口即化为烈火，既饥且渴，命似倒悬。目连求救于佛，佛因说《盂兰盆经》。“盂兰盆”是梵语“解倒悬”的意思。佛令目连作 盂兰盆，至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于盆中，供养十方佛，而后其母乃得食。后世因之，兴起盂兰盆会。 西晋竺法护把 《盂兰盆经》译成汉文，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也就传入中国。根据佛教经典 《佛祖统记》，南朝梁武帝于大同四年 （公元 /’% 年） “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当时宗写的 《荆楚岁时记》记载：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唐宋以来盂兰盆会更为流行。唐代韩鄂的 《岁华纪丽》中 说：“道门宝盖，献在中元，释氏兰盆，盛于此日”。《释氏要览》记载，宋真宇嗣位后曾 “诏两街僧录问盂兰盆仪式”，并“依法修设”。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北宋的汴京，“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南宋开始有放河灯之举，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载：“七月十五日……后果殿钱，差内侍往龙山放江灯万盏。”明代的《帝京景物略》中，有“十五日，诸寺建盂兰盆会，夜于水次放灯，日‘放河灯’”。清代的《燕京岁时记》记载：“中元日例有盂兰盆会，扮演秧歌，狮子诸杂技。晚间沿河燃灯，谓之‘放河灯’”。放河灯意为超度孤魂野鬼，俗称：“慈航普渡”。 中元节不只是汉族的节日，蒙古、达斡尔、彝、纳 西、白、苗、侗、布依、壮、土家等少数民族也过此节日。如壮族就把中元节当作仅次于春节的大节日，在这天用五彩糯米饭祭祀祖先及其他野鬼。 [ 本帖最后由 林泉食 于 2007-3-2 11: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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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自古称“佛国”，南宋龙溪陈北溪就曾指出“此间僧寺极多，极为饶富，十漳州之产而居其七”。晦庵知漳州时，就曾告戒漳州百姓要“息魔佛之妖言”，丧葬时“不须斋僧供佛、广设威仪”，要“约束寺院、民间，不以礼佛传经为名，聚集男女，昼夜混杂。”可见当时佛教对民间风俗的渗透极为广泛深入。 漳州的 “普渡”习俗从什么时代开始盛行，至今尚未有确切的考证。北溪反佛很坚决，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论陈祀的文章中说，漳州人滥祀鬼迎神，是“自以为报亲，而不知其为辱亲；自以为修善，而不知其陷于恶”。初看起来，这段指斥的文字用来套在盂兰盆会正合适。但是实际上这篇文章只提到“以三月二十七为狱生之辰”，而未提到农历七月十五日的鬼节。在明嘉靖十四年刊刻的 《龙溪县志》和明万历元年刊刻的《漳州府志》的《岁时土俗》，都提到“四月八日，僧舁佛像沿门诵经，索布施，谓之洗佛”。而都未提到七月半的 盂兰盆会。据此看来或许在明中叶之前中元鬼节在漳州并未像后来那么盛行。 但是在清康熙二十一年撰成的 《平和县志》中，就有 “中元祀先”的记载。清康熙二十年刊刻的 《漳浦县 志》记载：“中元夕，人家各祀先人。乡里或敛钱延僧，为盂兰盆会斋品备极丰丽，谓之‘普渡’。”清康熙五十三年编纂的 《漳州府志》记载：“七月半年盂半盆会，延僧设食祀无祀之鬼，夜以竹竿燃灯天际，联缀数枝，如滴如坠，望之若星，谓之作中元”。清乾隆八年刊印的《南靖县志》中，有“七月望前后，人家各备物祀先、或敛钱延僧为盂兰会，斋品甚丰，名日‘普渡’”。清乾隆十五年的《长泰县志》记载：“七月十五日，作米粽牲醴以荐祖考、或有敛钱延僧为盂兰会，斋品丰洁、而沙门亦多募化设食，祀无祀之鬼。”清乾隆二十七年纂成的《海澄县志》记载：“中元，所在盂兰盆，人家祀先世，裁纸五色，曰送寒衣。编户家亦印男女衣送泉户。“同年刊刻的《龙溪县志》也记载：“中元作盂兰盆会，延僧设食施无祀之鬼。夜以竹竿燃灯天际，里社焚楮钱，设筵席，亦延浮屠主之。”民国三十一年（!"#$ 年）编纂的《诏安县志》也记述 “中元节人家各祀其先，以楮作五色绮绣之状，云为泉下作衣裳。所在为盂兰盆会，品物丰洁，倍于他邑。夜则放灯水中，千百荧烂，群观塞途、箫鼓阗喧，不减上元佳景。” [ 本帖最后由 林泉食 于 2007-3-2 11: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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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漳州仅一水之隔的台湾，因大多数居民是漳州、泉州移民的后代，其习俗也与漳州相同。据清乾隆十二年修的《台湾府志》记载：“七月十五日亦为盂兰会。数日前好事者醵金为首，延僧众作道场……至夜分同羹饭，施焰口，谓之普渡。更有放水灯者……沿街或三五十家为一局，张灯结彩，陈设图画玩器，锣鼓喧杂，观者如堵。二日事毕，命优人演戏以为乐、谓之‘压醮尾’，月尽方罢。”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至迟在明末清初，中元鬼节在闽南乃至台湾已成为规模很大的节日了。漳州的七月普渡除了与中原相似的搭鬼棚、放河灯、焚法船、演目连戏、施放焰口、做水陆道场等以外，还另有特点。清同光年间漳州人曾虎文的一首征俗情的诗云：“若熬不用入关斋，七月兰盆次第排。欲看馒头山数丈，须来公府大埕街。”诗人自注：“公府街于七月终搭台为 馒头山。”由此可见自清代中叶以后，闽南和台湾的鬼节就不止限于七月十五日这天，而是自初一到三十，城里一个角落一个角落轮流举行普渡活动。上引诗中“兰盆次第排”，说的就是按街区轮日做普渡。漳州人称七月初一为开焰口（俗讹为“开巷口”，意为“开地狱门”），从这天起家家户户在门前点一盏特制的纱灯，称为“路灯”，意谓照鬼行路，灯上写有 “七月流火”或 “阴光普照”之类。这种普渡灯终夜不熄，直到月底“关焰口”时才把此灯烧掉。《唐会要》有 “开元四年中元节京师张灯”的记载，但那灯只燃点一夜。明清时期北京有关于中元节点灯的童谣：“荷花灯，荷花灯，今日点了明日扔”。在这一点上漳州与中原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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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与台湾七月轮街分日举行盂兰盆会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早先全城在同一天举行普渡，常引起市肆争购拥挤，发生纠纷磨擦争斗。所以改让城厢各个街区拈阄轮流在农历七月的某一天举行普渡。但是这样安排并未能解决治安问题。漳州历史上有械斗的坏风气，清道光年间任汀漳龙道道员的张集馨，就谈到漳州“俗专以械斗为强，而龙溪、漳浦、云霄三属为尤甚。大姓则立红旗，小姓则植白旗，掳人勒赎，纠众残杀，习以为常。此风起于明永乐年间，相寻干戈，至今愈烈。“清光绪三年刊印的《漳州府志》，也称”漳民喜争斗，虽细故，多有纠乡族持械相向者“。分日轮流举行普渡以及随之而来的竞尚奢侈，请客宴饮等更助长了械斗的歪风。做普渡时请客不论亲疏，多多益善，甚至不管认识不认识，见人就请，这正是炫耀人多势众，向仇家示威的形式。同时，也含有团结同派，借机会盟的成分。七月普渡的串连往往孕育更大规模械斗的祸根，加大整个农历七月的靡费浮奢，劳民伤财，招致勒索钱财，酗酒滋事，赌博成风，社会治安恶化。这一切都引起有识之士对普渡习俗的批评。解放以来，历届漳州政府都发动群众抵 制普渡习俗。 盂兰盆节来自印度，当地夏季干旱酷热，人们只能呆在户内，印度的各种本土宗教，都有夏季闭门修行的教规。佛教也规定僧尼自四月十五日起不出门，静居寺 院修行，谓之“结夏”或“结制”，为期九旬。七月十五日 正值僧众结夏完满的日子，在这时候以盂兰盆会供养当然十方众僧十分适时，功德百倍。 此外七月十五日又是元宵后的半年，中原正是麦收季节。民众相信此日是年初升天之龙重回大地的日子，故以此日为举行祭祀最恰当的时节，这也是古代“收获祭”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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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时间的巧合，自然使七月半受到特别的重视。但是，在漳州七月普渡的盛行还有其他的原因。漳州地处亚热带，自古为瘴疠地，明初的漳州通判王 还留有 “此地多烟瘴”的诗句。可见旧时代瘟疫一直是漳州民众的极大威胁。而七月正是瘟疫蔓延流行的季节，古代的民众在这种灾难面前，只能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根据民间的说法，人间不得善终之人，其鬼魂阴曹地府也不收留，这些孤魂野鬼便到处游荡，人若碰上它就要添灾生病，不得安宁。漳州民间把这些无祀之鬼称为“大众爷”，对他们的礼拜极为郑重其事。要禳除瘟疫就要把这些伤亡野鬼打发走。七月普渡中有烧法船、放河灯（漳州和台湾都称“水灯”）、搭馒头山、裁五色纸衣等，为的就是让这些游荡的饿鬼吃饱穿暖上路。 除了瘟疫之外，明清以来的几次大兵灾和变乱，如明中叶的倭乱、明末郑氏与清王朝的拉锯战，清初的迁界，同治甲子之役等。兵灾战乱使漳州哀鸿遍野，死人无数，民众在水火之中唯有呼吁神明来解倒悬。这种历史的伤痕便积淀于民俗之中。再加上贫穷、灾荒、豪富的欺凌、人世的变故等天灾人祸，人民的苦难似乎也只有神明知道。因而，人民群众一方面纪念那些为人民战死的无名英雄，哀悼那些在灾难中惨遭横死的无辜同 胞，希望天下百姓在人间能过上温饱的太平日子。这两个方面都促使他们虔诚地对待七月鬼节，倾其全力举 行各项祭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