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流传至今的经典影片基本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贴近生活，现实感异常强烈。这些相隔半个多世纪的影片中的人物，他们的呼吸、语言和动作，甚至远比今天的银幕上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英雄要亲近得多。乱世求家常，和平唤英雄，这大抵是艺术作品感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最直接的规律。一些最表面的现象之下，往往蕴藏着不可逆转的或可称为命运的玄机。
《乌鸦与麻雀》正是一幅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大厦的浮世绘。开场没有多久，一群孩子在二楼阳台上天真烂漫地唱着一首童谣：“猴子猴，有来头，当汉奸，住二楼，住了二楼翻筋斗，翻筋斗，又接收，做大官，不发愁，汽车老婆都有喽———”民众对当局的讽刺和愤怒都借着这么几句话明白流露，由此不止能看到片中国民党军官侯义伯之后的命运，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去向也已经一清二楚。
中国人对时局有一种天生的观察和表达能力，这是几千年整个社会氛围耳濡目染熏陶所致。民间对政治和天数的敏感常会以民谣和童谣的方式来表现，传唱粗浅直白，听者无不知其意，但又具有隐晦曲折的特点，绝不在当权者手中落下把柄，这是对付文字狱而间接产生的民间智慧。《三国演义》里写到过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正是将董卓的名字拆开，来预言他自眉坞被骗去入朝必死，然而董卓一路上听到小儿悲歌却也解不透其中意思。中国人自古好说夜观天象，追寻天机来解释世事，其实说到底天意二字根本逃不脱“民心”所在，所谓四面楚歌溃了楚霸王项羽的军心，也唯有此解。
和《乌鸦与麻雀》同时期的作品如
《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天堂春梦》等，大都以浓烈的生活氛围表露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其中尤以《乌鸦与麻雀》将整个时局浓缩于一幢楼房里的隐喻来得最为巧妙。
如果说片中的童谣意味着影片的政治取向，那么《乌鸦与麻雀》这样的影片恰恰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童谣”，片中不同阶层民众面对的共同生活困境，和他们最终团结在一起抗争到底的行为，意味着一个时代必然将在民众的迫切心情中结束。整个20世纪40年代战后的优秀影片，无一不流淌着豪情滚滚的时代洪流，无论是批判也好、抗争也好，还是反思也好，所有对战后时局的反映，无不意志坚定地指向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这是那个时代的电影至今仍然鲜热滚滚的原因，它能令当时者看清自我，令后来者看到当时，然而反观今时今日的中国电影，它又令当时当代的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表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