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临公子

“取消中医”的网络签名活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其实，早在一九二九年，南京国民政府就发生过一起“废止中医案”事件，在施今墨等名医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闹剧最终以失败收场。 　　七十七年前“取消中医”的闹剧 　　新闻背景：日前，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某人在网上张贴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有上万人参与“取消中医”的网络签名活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和做法。并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 　　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 　　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所谓“改革”。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医史学专家梁峻介绍：当时，西学东渐，西医向中医的挑战日渐严重，中、西医药界之间的论战日趋激烈，但这种论战仅属争鸣。 　　然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褚民谊(留洋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其后台——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借此大做文章，鼓吹全盘西化。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把中医等同于巫术，必欲清除而后快。 　　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的四点理由主要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不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宣称，该提案的目的是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留洋派占主流的国民政府领导班子，对“取消中医”更是大力支持。于是，一场关于“取消中医”的闹剧就这样上演了。 　　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在褚民谊的授意及主持下，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极其荒唐地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不发达归咎于中医。 　　提案称：“旧医(对中医的贬称)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不能进展。”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2.限5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 　　此案一出，人们群情激愤，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 　　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郝先中查阅资料后，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大会当场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南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为赴南京请愿团提供全部交通工具。 　　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可见废除中医是何等的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等政府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国民政府的口头表态并没有付诸实施，反对中医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在诊病时，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 　　施今墨一诊“镇住”汪精卫 　　事情在关键时刻出现转机。 　　据当年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之子施小墨先生介绍，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中医的命运岌岌可危。其父施今墨先生正多方寻求支持，适逢汪精卫的岳母患恶性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请遍了当时著名的西医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病人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此时，有人向汪精卫推荐施今墨先生，刚开始汪精卫怎么也不同意，为了治好岳母的病，汪精卫别无他法，只好请施先生来诊治。 　　当晚，施今墨便赶赴为汪精卫的岳母诊治。施先生仅凭把了一下脉搏，便找到了汪精卫岳母的病症，说到她的症状时，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 　　施先生当即为她开了10天的汤药，随后汪精卫的岳母问：“先生何时再来为我复诊？”施今墨这回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谦虚地说“试试看”，而是坚定地告诉她：“您就安心服药，3天后痢疾就会停止，5天后您的胃口就会好转，10天后您就痊愈了，不必复诊”。“病了这么多天了，怎么可能一诊即愈呢？”汪精卫和岳母都半信半疑。可病情真的如同施先生说的一样，渐渐好转，10天后，汪精卫岳母的病果然痊愈。这时，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 　　为了答谢施先生的救命之恩，汪精卫特意亲自题字送匾。但施先生没有收下汪精卫送来的匾，而是提出一个要求：“既然您肯定中医能治病，请您收回‘取消中医’的决定。” 　　当时汪精卫没有立即表态，但此后他对“取消中医”的态度不再坚决。 　　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施今墨先生担任副馆长，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 　　但在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17个省市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地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辞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 　　直到1935年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 　　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终于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一场“取消中医”的闹剧最终以失败收场。 　　施小墨：只有无知的人才会抹煞中医！ 　　施小墨先生听到记者说网上有人发起“取消中医”的签名活动，当即表示：“发起人肯定不懂真正的中医。”针对有人提出“取消中医”的依据，施先生逐一予以了驳斥。 　　网上说中医算不上科学。施先生指出：中医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擅长从宏观上捕捉现象，具有天人合一、辨证论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仅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机械模式。如果是必须像西医那样才算科学，显然不合逻辑，中医的疗效也不是偶然的，就拿中医治疗不孕症来说，效果非常好，往往是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而来。　 　　网上说，对发展中医的投入是“浪费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和科学研究资源”，施先生说，中医是否有效众人皆知。既然能治疗疾病，国家为何不值得投入？而且就算把所有的资金都拨给西医，西医就能看好所有的疾病？显然不是。“而且，中医的养生保健功能强于西医是举世公认的，防病与治病哪个更节约医疗资源，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就是中药选材的问题。网上认为中医立方采用了许多珍稀的动植物，破坏生态平衡，施先生说：“中医用的药大多来自草药，珍稀罕见的药材是极少的一部分，网上的这种观点很可能是受民间游医的影响。有一些游医总是以此骗人，破坏了中医的名誉，所以把错误都归到了中医名下。” 　　“我相信77年前‘取消中医’的事情不会重演，因为那是一场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闹剧。”施先生说，“只有无知的人，才会把中医药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辉煌作用一笔抹煞！”

咸临公子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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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19 10:30

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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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辨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1932年，他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已培养了500多名优秀中医人才，皆为后一辈的骨干力量。国民党废止中医案事件发生后，施老奔走于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登报呼吁，引起了民众的呼吁，终使国民党政府撤消此案。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