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是谓文人画乃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
魏晋南北朝时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唐代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模板。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蔚然成风，代代相传。五代的董源、巨然在山水画创作上追求平淡天真和笔墨情韵，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艺术规范。南北宋时得苏轼、黄庭坚、米芾父子在前人基础上，以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其水墨技巧。邓春的“画者，文之极也”等理论已将“文”与“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成为系统的文人画理论。苏轼提出的“士人画”概念又使文人画向更成熟迈进了一步。宋代，文人画开始从宫廷画与画工画中分离出来。
进入到元代，文人画进入兴盛时期。最著名的文人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他们的画多表现——隐居、高隐、小隐、渔隐，以“出世成仙”的态度表达一种士大夫阶层的孤傲、空虚的情感。艺术上提倡“高雅”、“平淡天真”、“天真幽淡”，理论上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等。这一时期诗文印信也逐步正式进入画面。不但成为布局的组成部分。而且更直接地抒发作者的心声。诗、书、画、印始成一体，诗画相联，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情贯注于画意之中相辅相成，这也标志这文人画形式的完善。明代前期文人画处在继承发展时期，出现了“吴门画派”和“浙派”，沈周、文征明，戴进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直到明代中后期身为理论家、画家的董其昌根据苏轼的“士人画”理论进一步提出画分南北宗和文人画理论，文人画的名字也正式被提出和使用。同时，作为南宗的文人画地位得到确立乃至成为中国绘画观念的最高认识。清代是了文人画鼎盛的时期，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①，“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涛最为突出。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
传统文化对文人画的影响
宗炳在《山水画序》中明确提出了“澄怀味象”的美学命题。《山水画序》开头就说：“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夫以应目会心为智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
可见，在宗炳看来，“道”存在于山水的形质之中，或者说山水以其形质闪出“道”之光辉，所以观赏者通过“应目会心”，心与山水同化，就能从中体悟到“道”的存在。这个“道”既有儒家之道，又有老、庄之道。更重要是，“味”概念的提出，正是老、庄思想与释家思想的结合。“味”是宗炳对审美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关系的重要规定。就主体方面来说，要想得到一个审美的意象，“澄怀”是极至必要的。就是说主体必须具有一个虚静空明的心境，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涤除”，庄子所说的“坐忘”、“心斋”。这个虚静空明的心境是实现审美观照的必要条件。就客体方面来说，要“味”，首先必须有“象”。“象”就是审美形象，就是自然山水。“味象”同时就是“观道”。因此，在宗炳看来，审美观照（也就“味象”）的实质乃是对于宇宙本体和生命--“道”--的观照和把握。这无疑是对老、庄美学的重大发展。宗炳“澄怀味象”（“澄怀观道”）的命题的提出，综合魏晋时期的“意象”范畴，无疑开启了中国古典山水美学的理论轨迹，对后世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对“象”（自然之形象）的重视可谓与宗炳契合无间。朱氏说：“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指出“有象”（自然之审美形象）乃是通向“无形”（宇宙本体）的“道”路。由此儒、释、道三家对文人画的影响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相渗透融合一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