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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

玄奘

玄奘(602年-644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俗姓陈,本名祎(yi),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佛教法相宗创始人。高僧,佛教学者、旅行家,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 幼年出家玄奘家贫,父母早丧。13岁出家,之后遍访佛教名师,先后从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等学《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舍论》以及《大般涅盘经》等经论,造诣日深。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长途跋涉十余万里。 贞观二年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后经屈支(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今苏联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在此从僧称(或作僧胜)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学,与毗戌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罗多(最胜救)等讨信纸佛学,前后共2年。以后,到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菲罗兹布尔地方)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到阇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勤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阇那多学《经部毗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受《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从累缡耶犀纳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贞观五年,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受学于戒贤。 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历游五印贞观十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疗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盘、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同时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已佚)。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著《三身论》(已佚)。 接着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在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归国。 回国译经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返祗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尔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完备的译场。同年五月创译《大菩萨藏经》20卷,九月完成。 贞观二十年正月,玄奘译出无著《显扬圣教论》20卷;并口述由辩机笔受完成《大唐西域记》。同年尚译出《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推进了因明在中国的发展,嗣又奉敕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作梵文,传于印度。二十二年五月译出《瑜伽师地论》100卷,并请太宗作经序。十月,译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不久,大慈恩寺落成,玄奘遂奉敕入住任上座,并悉心从事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奏请建塔以安置经像,经高示敕许,乃于大慈恩寺西院营建雁塔。玄奘“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年),功业始毕”。 显庆三年(658)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寺,致力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 主要学说①五种姓说。进一步发挥了印度戒贤一系五种姓说,即把一切众生划分为声闻种姓、缘觉种姓、如来种姓、不定种姓、无种姓。认为根据人的先天素质可以决定修道的结果。玄奘在此总赅印度诸家的学说,对五种姓说作了系统的阐述。②唯识论。玄奘及其学派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类的自我)皆非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人们的意识变现出来的,即所胃“唯识所变”。最根本的意识称作“阿赖耶识”,是世界各种事物、现象的一切“种子”,是宇宙的本源。③因明。因明在印度瑜伽学系中就十分发达。世亲之后,经过陈那和护法的发展,因明和唯识学说就紧密地结合。玄奘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他在印度提出了“真唯识量”。回国以后,除翻译了因明的主要著作外,并对因明辩论、论证的性质作了精细的发挥,深化了因明立量的方法,又地立破的理论进行了精细的分析。 玄奘毕生致力于佛教事业,共事迹多见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研究玄奘一派学说的重要著作,除《成唯识论》外,有“唯识三大部”,即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周《成唯识论演秘》。 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等,均由其事迹衍生。 弟子 玄奘之学,博大精深。一时硕彦,俱集门下。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号称奘门四哲,皆为法相之大家;普光、法宝、神泰,则称俱舍三大家;窥基、神泰、顺憬又为因明巨匠;新罗高僧圆测,为玄奘神足,新罗元晓,为华严大家;西域利涉,为护法名僧;南山道宣为之证义,乃律学宗师;玄应,义学名家;东塔怀素,后为新疏之主。 玄奘死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旧唐书》本传作显庆六年,661),葬于长安兴教寺(在今西安市南郊)。生平事迹见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他的取经活动受人钦佩,使他后来逐渐变为神话中的人物。唐中叶就有关于他的传说,宋代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又有《西游记》,使唐僧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玄奘法师故事二则 一提起玄奘法师,一般人们都会想到《西游记》中那位胆怯懦弱、人妖不分、是非难辨的糊涂和尚。其实这仅仅是作者的虚构,就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而言,对其形象未免过于歪曲。史实记载的玄奘法师,不仅精通佛法,虔心求学,而且胆识过人,是位大智大勇的高僧。 一、 大智大勇降逆徒 玄奘离开长安,到了瓜州,先是被李昌捉住,后因李昌是信佛之人,所以把玄奘放了,玄奘被放之后,去一座庙里求佛,偶然遇到一名胡人,名叫石磐陀,希望请高僧为他受戒,让他成为居士,于是就请玄奘帮他受戒。当他得知玄奘要远赴印度求法,心中十分敬仰,发誓要帮助玄奘,随师父前往印度。 但经过几天的日夜兼程,石磐陀怕玄奘在五峰被擒而把他供出来(在当时协助偷渡过境是死罪),怕惹来杀身之祸,竟产生了杀师叛逃的恶念。一天夜晚玄奘刚躺下睡觉,发觉有人正向他走来,定睛一看,正是石磐陀,石磐陀抽出刀,向他逼近,走过来,又返回,又走过来,又返回,玄奘知道他已经动了杀机。此刻,不论是厉声斥责,还是乞求饶命,都会激起石磐陀的杀心。于是玄奘静静地坐着,闭目不视。见此情景,石磐陀竟不敢下手,徘徊良久终于还刀入鞘。 到了第二天早晨,石磐陀终于承认了。于是玄奘送石磐陀了一匹骏马,自己带着老胡人送的瘦老赤马走向五峰。 二、 大度义服婆罗门 玄奘法师经过两年的艰险旅程,到达印度后,拜在著名的那烂陀寺百岁高僧戒贤法师门下,刻苦参研佛法,数年间精通了经藏、律藏、论藏,因此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但也因此招来了印度一些僧人的嫉妒。 一天,一名婆罗门僧人自以为学问高深,无人可及,于是在那烂陀寺门前贴出五十条疑难经义,自称如果任何人能够破解得其中一条,就立即将自己的头颅砍下。寺中众僧不服,纷纷前往观看,但果真无人破解得出任何一条。众僧求助于玄奘,玄奘却淡淡地说:“都是出家人,何必好勇斗狠呢?”遂一连三日不出寺院。 到了第四天早上,玄奘刚刚走到寺院门前,就被那婆罗门僧扯住。那婆罗门僧骂道:“玄奘,你连一条经义都破解不出,还是滚回大唐去吧!” 玄奘微叹道:“身为出家人,为何还要出言不逊?这五十条经义,我又怎能不解。“说罢,玄奘随口讲解经义,众人听的如同醍醐贯顶,大为欣喜。婆罗门僧面如死灰,为了履行誓言,只得拔剑准备自刎。玄奘制止道:“你舍命求学,实在难得,说过的话何必当真呢?”婆罗门僧拜倒在地,拜玄奘为师。 不久,玄奘听说那婆罗门僧回讲解《论胜》这部经典,于是便请他为自己讲解。婆罗门僧惊异地说:“我是弟子,怎敢给师父讲经?”玄奘回答:“那部典籍我没有学过,既然你精通,我就应该向你求教。” 待到那婆罗门僧讲解完毕后,玄奘对他说:“以前我是你的师父,现在你给我讲经,又是我的师父,咱们还是不以师徒而论,平起平坐地研究佛法吧。” 经此一事,全寺众僧无不敬佩玄奘的渊博和大度。 三,龟兹辨经 玄奘在西行的路上,路过龟兹,被当地盛情招待,事后玄奘去拜见当地地位最高的法师--木叉麴多。由于木叉麴多有点看不起玄奘,所以处处轻蔑,还说玄奘的西行取经是多此一举,于是在木叉麴多的庙里--神奇庙(当地语言的汉语意思)举行了一次辨经,由于木叉麴多处处狂妄自大,最后惨败给玄奘。经过这件事后,木叉麴多再见到玄奘不敢在坐着,都是站着和玄奘说话,已表示尊重。 (杨廷福) 玄奘   玄奘,俗姓陈,本名祎(yi),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境)人。他的曾祖、祖父都是官僚,到了他父亲陈惠,便潜心儒学不做官了。玄奘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即公元600年。关于玄奘的生平,现存的《传》、《状》、《塔铭》等都没有记载,而关于他的年岁又有六十三、六十五、六十九诸说,推算不出确实生年来。今以重校内学院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暂定法师寿六十五岁)。少时因为家境困难,跟着他二兄长捷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十一岁(620)就熟习《法华》、《维摩》。十三岁时(622)洛阳度僧,破格入选。其后听景法师讲《涅盘》,从严法师学《摄论》,升座复述,分析详尽,博得大众的钦佩。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玄奘和他的二兄前往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已多聚在蜀地,因又同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参学。先到了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聚。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也对他执礼甚恭。讲毕以后,继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又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贞观元年(627),玄奘再到长安,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师钻研《俱舍》、《摄论》、《涅盘》,他很快就穷尽各家学说,受到称赞,声誉满京师。仆射萧瑀,奏请令他住庄严寺。但是玄奘觉得多年来在各地讲筵所闻,异说不一,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很想得着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求会通一切(这一见解大概是受了当时来华的波颇蜜多罗的启发而生),于是决心往印度求法。那时出国之禁很严,他正式表请赴印,未得许可,只好作种种准备等待着。贞观三年(629),因北方连遭灾荒,朝廷准许道俗四出就食,他得便西行,到达兰州,应当地人士请求,讲《涅盘》、《摄论》和《般若经》。西域商侣有参加旁听的,回去以后,便将玄奘求法的事向各地宣传了。玄奘继而潜行到达瓜州,得胡人西盘陀导送,夜渡瓠颅河。从此子身冒险,过了玉门关外五烽,度莫贺延沙碛,到达伊吾。高昌王麹文泰得知后,遣使迎往,敬礼备至,延留度过夏坐,并要久留在高昌,他坚决未允。当时西突厥叶护可汗势力遍及雪山以北各地,如去印度,须要取得他的协助,因而高昌王遣使陪送玄奘去叶护可汗衙所,时当贞观三年八月。玄奘离开高昌,过阿耆尼、屈支等国,越凌山到达素叶城,和叶护可汗相见,凭着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陪送的使者,很顺利的经过西域笯赤建等十国,越大雪山,直到邻接北印的迦毕试国。      他从此东行,进入北印度境,过滥波、健驮罗、乌仗那诸国。渡信度河,过呾叉始罗等国,至迦湿弥罗国,于此先后居停两年参学。随后至磔迦、至那仆底、阇烂那达、屈露多等国入中印度境。又经窣禄勒那国,渡阎牟那河至秣底补罗国。过婆罗吸摩补罗等国,至羯若鞠阇国。东南行渡殑伽河至逾陀国。更循殑伽河东下,拟赴阿耶穆佉国,于中途遇盗,几乎丧命。后又过阿耶穆佉等国至吠舍厘国,更南行至摩揭陀国,巡礼华氏城、伽耶等处圣迹,折向那烂陀寺。寺众千余人欢迎他到寺,参谒了戒贤。他离开高昌,进入印度国境以来,随处遇着高僧大德,就停留参学。广学《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经百论》、《广百论》、《对法》、《显宗》、《理门》、《众事分毗婆沙》、《经部毗婆沙》、《萨婆多部辨真》、《发智》、《日胄毗婆沙论》等。如此且行且学,到达那烂陀时前后约四年,其时为贞观七年(633)。玄奘到了那烂陀寺,被推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很受优遇。他请戒贤三藏讲《瑜伽论》,同听者数千人,历一年五个月讲毕,后复重听两遍。又听讲《顺正理》、《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论》、《百论》各三遍。《俱舍》、《婆沙》、《六足》等论,他先在诸国听过,至此更披寻决疑,兼学婆罗门《声明记论》。如是在寺学习,历时五年(贞观八至十二年,634—638)。 其后,玄奘为了更广泛的参学,便离开那烂陀寺南游,经伊烂那钵伐多国,从怛他揭多毱多和羼底僧诃两师学《毗婆沙》、《顺正理》等论。过瞻波等国入东印度境,经羯罗拿苏伐刺那等国,折西北行至中印南憍萨罗国,停一个多月,从善解因明的婆罗门学《集量论》。从此南行入南印度境,过案达罗国至驮那羯磔迦国,停数月从苏部底和苏利耶两僧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他们亦从法师学大乘诸论。过珠利耶国至达罗毗荼国,于建志城逢僧伽罗国大德觉自在云和无畏牙,就问《瑜伽要文》及僧伽罗国佛教情况。过那建补罗等国,出伐腊毗国入西印度境,西至狼揭罗国。从此折回,过臂多势罗等国,渡信度河,至北印钵伐多国,于此停两年,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及《摄正法》、《成实》等论。从此东南行,仍还那烂陀寺。又到寺西低罗择迦寺,从般若跋陀罗就萨婆多部三藏及《声明》、《因明》等论咨决所疑。往杖林山,从胜军居士学《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不住涅盘》、《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及问《瑜伽》、《因明》等疑,首尾历时两年。这样在各地游历参学凡经四年(贞观十二至十六年,639—642)。回那烂陀寺后,应戒贤三藏之嘱,为寺众讲《摄论》、《唯识抉择论》,并沟通了当时大乘学说中“瑜伽”、“中观”两家的论争,著《会宗论》三千颂,得到戒贤三藏和诸大德的赞许。他又应戒日王的请求,拟折服南印正量部论师般若毱多《破大乘论》的异说,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 玄奘在印所学至此已经大成,他很想回国弘通,得到戒贤的赞许,遂庄严经像,辞别戒贤,准备东归。时东印迦摩缕波国鸠摩罗王一再遣使迎请前往。适值羯若鞠阇国戒日王征恭御陀回来,又遣使来请,鸠摩罗王就带兵陪送玄奘,到羯朱祇祗罗国,遇着戒日王。戒日王乃决定于曲女城为玄奘建立大会,命五印沙门、婆罗门、外道义解之徒都来参加。到期与会的有十八国王,各国大小乘僧三千多人,那烂陀寺僧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此会即以玄奘所著《会宗》、《制恶见》两论的论点标宗,任人难破,但经过十八天大会终了,没有一人能提出异议。玄奘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被给以“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尊称。其后又随喜了在钵罗耶伽两河间举行的五年一次的无遮大施会,这才辞别戒日王,携带几百部梵本和各种佛像,启程东归。路过呾叉始罗渡信度大河时,因遇风浪,失却梵本五十夹及诸异花种,停在乌铎迦汉荼城五十多天,遣人往乌仗那国抄写迦叶维耶部三藏。从此经过滥波等地,出迦毕试境,度雪山,经睹货罗故地,过波迷罗川,越葱岭到了于阗,以国王延留,未得即还。就派人随商侣入朝,表陈还国,日夜为于阗僧人讲《瑜伽》、《对法》、《俱舍》、《摄论》四部论,约停了七、八个月。等到使人回来,并奉敕迎令东归。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到达长安。 玄奘去洛阳会见了唐太宗。太宗要求他据游历见闻,修西域传;并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因留他住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集各地名僧二十余人相助,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织了规模完备的译场。玄奘于是年五月,创译《菩萨藏》等经,次年撰《大唐西域记》成。贞观二十二年(648)译完《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的大部之后,请太宗替新译诸经做了总序,即后世所传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一年因太宗问功德利益,他建议度僧,太宗诏诸州寺各度五人,并于北阙造弘法院,供译经用。冬十月,东宫新建大慈恩寺告成,寺内也别造译经院,迎他入住。高宗永徽三年(652)春,他请就大慈恩寺造西域式石塔,安置带回经像,以运石工大,改用砖造。永徽四年(653)夏,印度大菩提寺智光、慧天来信问候他,次年他分别答书。永徽六年(655),尚药奉御吕才,诵玄奘所译《因明》、《理门》二论,自出新解,指议长短。后经玄奘和他亲自辩论,他才辞屈谢退。显庆元年(656)二月,玄奘为鹤林寺尼宝乘等五十余人授戒,又为德业寺尼众数百人授菩萨戒。玄奘西游求法的时候,路上备尝辛苦,六十岁前后,身体就有病痛,这一年复间冷疹重发颇剧。他恐怕病危,表请高宗重定佛道名位次第,及废僧尼依俗科罪。显庆三年(658),他迁居新建的西明寺,当时印度僧人阿地瞿多和那提相继来华,译事不专,他因而请求停译,未得允许。继而因大众请详译《大般若经》全部,以京师纷扰,恐难译了,表请赴玉华宫翻译。显庆四年(659)冬,他迁往玉华宫,次年初即开始译《大般若经》,至龙朔三年(663)冬完成,全经十六会,总六百卷。他于译完《大般若经》后,自觉体力衰竭,不再事翻译,专精行道。麟德元年(664)初,他在玉华宫染病,病中命门人嘉尚具录所译经论以及造像、写经、供养、施舍等项,宣读一过,他很觉自庆,到了二月五日中夜便圆寂了。      玄奘回国以后的主要事业,就在翻译经论,并传播新知。因为他对印度佛学全面通达,所以他所译经论亦赅一切。并且他进行翻译,也完全有系统、有计划。他从住弘福寺开始翻译,直到最后迁住玉华宫,译完《大般若》,中间经历十九年,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除《大唐西域记》一种不计入),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十九年的翻译,可分几个段落:最初,在太宗贞观末年,约五年间,译出了“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各论;其次,在高宗永徽、显庆中间约十年,译出《俱舍》、《婆沙》和“一身六足”等“阿毗达摩”;最后四年译成全部《大般若》,这些都是整然自成系统的译业。在这中间,他还曾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将中国的《老子》译成梵文,流传于迦摩缕波;又以中国流传的《起信论》文出马鸣,印度诸僧很想一读,他也译唐为梵,传到印度。这些都是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事业。   玄奘所译各籍,因为他对梵文的造诣精深,又亲自主译,所以名相的安立,文义的贯练,莫不精确异常,而且矫正旧译的讹谬,遂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后人通称其译籍为新译。另外,从玄奘由翻译而传播的学说看来,纲举目张充分反映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显然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他于明科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于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他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他的注书《杂集论》,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于戒律科,译传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于中观科,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以见瑜伽系贯通中观的成就。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而于最后发展的“唯识”说,则编纂了完备的《成唯识论》,以尽其奥蕴。如上所举,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译传于中土了。至于他在讲学中阐扬了“理佛性”和“五种姓”之说,这不仅为后来创立慈恩一派的根本典据,即其他宗派也有加以采用,在中国佛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玄奘的著述,除上文说到用梵文写的《会宗论》三千颂,《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而外,还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造了《三身论》三百颂,但这些都没有译成汉文,因而也未流传后世。他回国以后,忙于翻译,无暇撰述,只应太宗的要求而修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还是口授辩机写成的。另外,向当时朝廷陈事的表启,现存一卷。至于有关学说,则大都为其门下各家所记的口义,特别是见于园测一系新罗学人著述上的占多数。通称为法师自作的有《三类境》一颂,载《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二内,又有《赞弥勒四礼文》,载《法苑珠林》卷十六,另传法师论《五种不翻》,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曾见称引。至后人所传的《八识规矩颂》,文义都有可疑之处,并非他的手笔。      玄奘门人很多,参加译业的也大都从他受业。最著名的是神昉、嘉尚、普光、窥基,称玄门四神足。继承法系的自然要推窥基。基师俗姓尉迟,十七岁得玄奘指导出家,常侍左右,二十五岁参加译场,勤于著述,有“百部疏主”之称。他对玄奘所传的唯识学说尤有领会,糅印度解释唯识十家之说而辑译为《成唯识》一论,即是出于他的建议,他所撰《成唯识论述记》,为后世治此学者所奉的圭臬。他释《瑜伽》有《略纂》,解《杂集》有《述记》,弘五姓说有《法华玄赞》,详三支立破有《因明大疏》,其他重要经论都有《疏》、《记》,发扬师说,建立了“慈恩”一宗。其次为普光,于《俱舍》造诣最深,撰《俱舍论记》三十卷,为学者所宗。神昉和嘉尚,事迹不详。神昉撰有《十论经抄》三卷,《成唯识论文义记》十卷,《种姓差别集》三卷等。嘉尚参加译事,玄奘临寂之前,特命他具录译经部卷及造像等,玄奘殁后,曾撰《杂集论疏》。      此外,在奘门著名弟子中被视为异流的有圆测和法宝。圆测系新罗人,为奘门新罗学人的领袖。他曾在译场充证义,著有《仁王》、《深密》、《成唯识》等《疏》,多用真谛等所传的旧说。法宝撰《俱舍论疏》十五卷,与普光《记》并称,见解时有出入。他又著《一乘佛性究竟论》,不同意五姓各别之说。故在奘师门下,都被视为别系。 后其言行被弟子收录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 玄奘取经是历史上的一个壮举,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伟大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取经的事情呢?玄奘取经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结果、贡献又是什么?把这些问题说一说,我们就能对比出《西游记》里唐僧这个形象的含义是什么。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东汉,也有人提出是西汉,总之是汉代吧。释迦牟尼创建佛教很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具体的说,大约是中国老子、孔子生活的时代。像中国的春秋战国一样,当时的印度也是群雄割据的形势。其中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叫迦毗罗国,这个国家的国王叫净饭王。释迦牟尼就是净饭王的长子,从身份上来讲,释迦牟尼是一位王子。但是这位王子有些特别,他对国王给他提供的优裕生活、人生富贵表示厌倦。 因为有一个重大问题困扰着他,他思索人、人生、生命这些问题的本原,感到很痛苦。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问题使这位王子完全陷入了困惑当中,于是他放弃了王子的优裕生活,到森林中过着非常艰苦的修行生活,想通过它来感悟人生的问题。但是经过苦行以后,也没有理解到什么。后来,他就采取了一种产定禅定思索的方式,即所谓的“参悟”,忽然有一天,他对人生的问题大彻大悟,洞悉了人生真谛,得到了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而成为佛,由此而创立了佛教。这个参悟的过程有的传说是七天七夜,有的传说是七七四十九天。 我们说的“佛”就是“佛陀”,“佛陀”是梵文的音译,我们简称为“佛”。意译是什么呢?佛者,觉也。“佛”就是觉、觉悟、觉醒。释迦牟尼成佛就是因为他对人生的根本问题有了觉悟。他终身向人们宣讲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和他经过思索得出的一些结论,受到了广大听众的信仰,逐渐形成了佛教,并且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 佛教的教义博大精深,深不可测,它的典籍浩如烟海。有的学者说,人类的追求、探索简单地说就是两方面:一个是从宇宙到生活的一切物质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对人的心、对人本身的探索。而对人的精神思想和内心进行探索是宗教产生的根本原因。宗教、艺术、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要解决人的本身问题、内心问题、精神问题。 全人类上万上亿年探索的也就是这么两方面的问题。宗教就是对于人的内心的探索,对于人本身的思考,因此引起了历代、各国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和狂热。人们都要问:我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我是怎么回事?这世界的千变万化又该怎么看?善恶真的各有各报么?这些问题太多了,人们在思考探索着。宗教就是适应人类的这种需要而产生了。 佛教有一个庞大的结构,佛教中讲究三宝,这是佛教中最基本的构成。一个是佛宝,佛即佛陀,有佛才有所谓佛教,而佛陀的存在标志着一种信仰,一种目标,大家都要像佛那样来对待一切众生,佛就是我们追求的觉悟,我们的信仰佛,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觉悟成佛,所以叫做佛宝。 第二个宝叫法宝。所谓法,就是理论。佛所说的道理就成为了经,佛经就是佛所谈论的道理、理论。这个“经”的意思和中国传统儒家的用法是一样的,圣人所言是经典。有了大量的佛说佛经才构成佛教。 第三宝是僧宝。作为一个宗教总得有一定数量的信徒来传播教义。有了这些信仰的人,有那样多的经典,还有所敬仰的佛陀,这就构成了佛教。 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佛教博大精深,特别是佛教的经典浩如烟海,这才引发取经的问题。佛教的经典、教义从公元前六世纪就开始向各地传播了。传播的情况大体上有所谓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之分。前者传到现在东南亚一带,后者包括我们大陆和日本这一带。无论传到什么地方,都必然跟当地的文化相结合,因此,由印度发源的佛教广泛传播以后,都和当地的文化融合而形成具有这个地方特点的佛教。 传播需要语言,佛教的传播基本上用梵文,梵文传播主要是在北传佛教,这些地方就要面临梵文的翻译。南传佛教基本用的是巴列文,巴列文指印度的白话,梵文是雅语,有点相当于我们的文言文。南边的国家如柬埔寨、泰国等是靠巴列文传播的主要地方。而我们这里,是梵文佛经传播的,因此中国佛教的传播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要把梵文翻译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宣扬它的教义。语言不通无法传播。 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依靠西域来的僧侣。当然也有中国早期的信仰者,他们自己往西方去了解佛教。但主要还是依靠从西方来的僧侣,是输入。不管是传进来的,还是我们自己出去寻找的,都有一个佛经翻译的问题。 佛教传入以后,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在民间已经非常兴盛了。本来我们是道教比较兴盛的国家,怎么佛教进入以后就能扎下根来,兴盛起来呢?这个要从道教和佛教教义的比较来看。比如说,道教认为人经过修炼后可以长生不老,于是就有很多人信奉道教,都想追求长生不老。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服药怎么修炼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啊,虽然有羽化升天的种种传说,但人毕竟是不可能长生不老的,所以它总还是在根本上存在着问题,引起大家的困惑。 而佛教在人的生死问题上打败了道教的说法。佛教承认人是必然死亡的,生和死是一种“轮回”,人死不过是在这个世界肉体死亡了,而灵魂不灭。(编者加:灵魂的去向,需要依赖生前的潜意识心,而潜意识心形成于人自己的各种行为。譬如说常常作好事,内心就充满慈爱的愉悦感,如同轻气升,浊气降的自然规律一般,愉悦感会牵引人到美好的地方,因果报应简单的说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佛教比道教的不可能达到的长生不老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更有吸引力。我最近去了一趟河南,在安阳和洛阳看了看历代坟墓博物馆。我感到古人对于生死界限的认识和今人是不太一样的。古人的寿命比较短,活了几十年以后就觉得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他们不把死亡当成一种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比如,汉代的贵族古墓里储备了很多东西,包括粮食、做饭的器具。这感觉象是人死只是暂时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带上干粮和炊具。 佛教所谓的今世的结束是下一世的开始就是所谓“轮回”,这很快吸引了老百姓。说这个例子,说明佛教在生死的问题上最少比道教高明一点,道教说了那么多长生不老,又有谁长生不老了呢?所以,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就兴盛起来了。兴盛的一个表现是翻译佛经。南北朝时人们在佛经的翻译中就已经遇到了很大困难,只能根据当时对梵文的理解,运用梵文的知识来翻译经典,而梵文本身是雅语,所以翻译的难度很大。因此有人就想到印度去看看,到底佛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佛典是怎么样的。 于是南北朝就已经有人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行动。因为语言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翻译的佛经到隋唐时期就难以阅读了,更别说梵文的佛经了。这就使隋唐时期一些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困惑。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一部《金刚经》不过260多个字,但是大家能讲得很清楚吗?都讲不太清楚。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也就是中国对佛经的翻译、理解的历史。因为不懂,就产生了歧义,有了歧义,就产生了争论,有了争论就产生了派别,所以到隋唐时期佛教里产生了很多派别。 宗教,宗是宗,教是教。佛教中有很多的宗,就是因为对经典理解上的歧义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歧义这么多,怎么办?一些有大志的僧侣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去印度看看真正的佛教的情况,看看佛经还有多少,看看中土所没有的经书又是怎么讲的。唐初的玄奘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要到印度去取经完全是因为想探索佛教、佛教经典里的本原的情况。取经的原因就是为了把佛经里讲的问题搞清楚,看更多的经书。 刚才说了,去西天求法的人从南北朝时就已经有了。根据史料记载,最早到西域求法的是三国时代的一位高僧。三国以后,两晋南北朝,也就是从3世纪到8 世纪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到西方去求经。这里边最著名的是东晋中叶的一个僧人叫法显,他的佛学修养非常深,而且梵文的基础也很好。法显西行求法,经过大漠雪山,到了北天竺,然后到中天竺。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法显在印度三年,看了很多的经书,之后带了很多经书回国。去的时候走的陆路,回国走的是水路。从印度到了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经过辗转漂流,到了苏门答腊,再坐船漂到了现在的中国广州,之后又在海上漂流了很久,才靠岸,上岸一看,已经到了现在的山东青岛了。他一算时间,从斯里兰卡开始,在海上走了三年。不管他带回来的东西多少,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从此,到西天取经成为了对佛教无限忠诚的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行为。 据学者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一共有7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到了5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6世纪有14个人,7世纪有56个人,8世纪有31个人。从3世纪到8世纪不断的有高僧离开中土,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经。史书上记载的这169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2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佛教徒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坚定的,显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僧侣的追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唐代初年,出现了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玄奘取经是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位去天竺取经的僧人,但他的成就特别大,影响特别大,具有的文化意义特别深远。玄奘取经,一是为了解决佛经中的疑惑,再一个是当时东土的经文太少,他要看更多的经文。所以,玄奘取经也是对公元3世纪以来不断往西天求法这个传统的继承。他决定去西天取经,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这也是真理的追求。宗教不管是否能称得上真理,但是对于教徒信徒来说,他们所追求的就是真理。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从3世纪西天取经的事情中就能看出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 唐代时佛经更加难读,玄奘的一个徒弟慧立在一本书里说,众人对于佛经是“先贤之所不觉,今者之所共疑”,也就是说,南北朝时的先贤没有解决的问题,到现在更成了今天学者共有的广泛的疑难,佛教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玄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历程,所以意义非常重大。 关于玄奘取经的记载有很多,比如玄奘年谱,传记。但原始的材料是玄奘回来后写的两部书,一个叫《大唐西域记》,一个是他的弟子所写的《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取经的真正价值不可估量,具体情况我们无法详细讲。不过和《西游记》中的唐僧有几点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西游记》中写唐僧出世,那完全是个传说,他父亲陈光蕊,唐僧是江流儿,出生年代都是虚构的。玄奘的出生虽然还没有完全确定,但大家多数的看法是一致的,是在隋文帝时候,公元600年。他是河南偃师县人,俗姓陈,名祎。玄奘的出生和《西游记》所写完全不是一回事。 玄奘从小就苦读经书,他不是那种在无奈之中作和尚的人,他出身于仕宦之家,父亲是个县令。他在四个孩子中是最小的一个,他二哥很早就出家了,成为一个法师。玄奘的母亲在他五岁时去世,九岁时父亲去世,十岁时就跟了他的哥哥长吉法师到洛阳的净土寺里,十三岁时正式出家。很多材料都有记载,玄奘对经史的阅读是非常广泛的,进入寺院以后,对佛经的阅读也很刻苦,所以他是个从小就有大志的哲人。 公元618年,他19岁,正值隋唐易代之际,当时战乱频繁。洛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乱的威胁下,兄弟二人离开洛阳到了长安的寺院。不久,战火又烧到了长安,他们又从长安到了四川成都。成都是个佛教根基很深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拜师学法。这时玄奘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在成都,他接触了很多高僧,向他们学习,学识大有增长。24岁离开四川,经过三峡,到了荆州,然后顺流而下到了扬州,由扬州北上到了赵州,再由赵州回到长安。此时他26岁。从四川到湖北到江苏的六七年的时间,他把中国主要的佛教兴盛地都走了一遍,他这不是旅游,而是游学。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拜师求教,26岁时回到长安时,已经能综合各家学说,成为一个很有学养的高僧了。 这段经历对他很重要,是他后来成为一个在世界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高僧的基础。他深入学习各宗的经论,学得越深,了解越广,怀疑和困惑就越多。到长安后,他就决心到天竺求法。恰好此时长安有个从天竺来的僧人,向他介绍了印度佛教的情况,特别提到了那烂陀寺,这是个了不起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是个寺庙,但实际上是佛学最高学府。经过这个印度僧侣的介绍,玄奘更下定决心要去印度,要去那烂陀寺。玄奘求经显示了他的意志,他完全是有目的有追求的。 那个时候,要出国有个申请批准的问题。他向朝廷上表说要去天竺取经,但是朝廷没有批准,他屡次申请都没被批准。公元627年,贞观元年,玄奘28岁。朝廷知道玄奘的佛学修养,请他去庄严寺做主持,玄奘谢绝了,因为他的求法之心无法动摇。这时在河南等很多地方发生了灾害,出现灾荒,饥民四处流窜,朝廷也只好允许灾民四处觅食,各路关卡就放开了。玄奘就趁此机会混在饥民之中出去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玄奘取经是偷渡出去的。每到一个关卡都心惊胆战,有时也被捉住,要送回去。这不同于《西游记》说的,是唐太宗盛宴相送。他是偷偷摸摸出去的,历尽艰辛,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我觉得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他的经历是最准确的,他遇到了无数灾难,比如说通过沙漠,遇到野兽,强盗洗劫,结识的伙伴离开以致于他孤独前行,在沙漠中水流失了,几天几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滴水。《西游记》中写的九九八十一难符合玄奘取经困难的情况,不过《西游记》把自然社会的艰险幻化成了妖魔的阻拦,但其中所表现的艰难是一致的。除了这些自然灾难艰险以外,他也遇到人世间的种种困难。他到的有些国家很欢迎他,有的国家对他并不友好。 比如最有名的是高昌国,高昌国的国王非常尊敬玄奘,要留下他,供奉他,让国人都听从他的教诲,这是善意好心要留他,但是玄奘取经之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拒绝了。可拒绝以后,关系就紧张了,经过了一些挫折,最后国王和他还是结为兄弟把他送上了取经路。这些国家的善意或恶意都给他形成了困难,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玄奘的传或年谱。 古代的丝绸之路有南线和北线之分。玄奘走的大体是丝绸之路的北线,从新疆到中亚,经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两过帕米尔高原。他是这样走下来的,路途遥远艰难那是不必说的了。他有句名言: “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意思是我不到天竺,是决不会往回走一步的。 到了印度以后,他的经历很复杂。我们说两点,他在631年进入了那烂陀寺,这里有个著名的高僧戒贤,当时已经过了百岁,玄奘拜他为师,在那烂陀寺他住了五年,这是真正的留学生活。现在的留学生在国外怎么个留学的,我看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玄奘在那烂陀是五年的刻苦学习,学法学经,很多材料中有记载。 在那烂陀寺五年后,他已经是一个饱学之士了,但他还是打算继续在印度留学。他辞别了戒贤,周游五印,到处拜访名僧。最后又回那烂陀,参加了一次大的辩论会,此时他已经42岁了。当时印度有个活动叫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就是各地的僧侣聚集在一起辩论,共75天,由戒日王主持。这次辩论会玄奘取得了最后胜利,成为印度人人敬仰的高僧。这样的留学生是给祖国增加荣誉的。他在印度人民的心中也是非常崇高的,日本人印度人写的有关玄奘的书,都充满了对他的敬佩之情。 参加这个大会以后,在他43岁时起程回国了。回来比去的时候方便多了,一路上有各国的迎送安排,都比较顺利。46岁回到了长安,唐太宗派专人迎接他,此时是公元645年。他在公元627年偷偷跑出去,到645年回来,在外19年,既是留学、游学,也是探险、交流,多重的文化意义是说不尽的。玄奘法师回来时老百姓夹道欢迎,盛况空前,当时唐太宗在洛阳,玄奘回到长安后,再到洛阳觐见太宗皇帝。《西游记》里写的是唐太宗早就见过玄奘,实际上玄奘在去天竺以前根本不可能见到太宗,而是回来以后在洛阳见到了太宗。 唐太宗对他非常欣赏,跟他长谈,想让他从政,给他个很高的官位,玄奘断然拒绝了。玄奘九死一生到天竺取经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换一个荣华富贵的地位,而是要译经,要把他取回来的经书翻译出来,所以645年他回到长安以后,就开始组织佛经的翻译。 这个工程非常浩大,组织安排各种人力,有的是懂得佛经的,有的是懂得梵文的,每一部经书翻译出来都要进行审核,像现在的终审。用今天的话来说,玄奘的敬业精神是非常惊人的。从646年到他669年逝世,这十九年中玄奘的精力和心血全部放在翻译佛经上,一直到他临终,都没有脱离译经的具体工作。 这十九年里他一共翻译了1335卷佛教经典,不仅数量非常可观,速度也是很快的。十九年看起来很漫长,但工作本身的量实在太大了。有人给他算了一下,他前十五年是年平均译经七十卷。六十多岁以后,他积劳成疾,身体很不好了,这时他不是减轻工作,多加休息,相反是感到时日无多,加快了翻译速度,最后的四年,每一年译经170卷。这是数量方面。 另外,它所翻译的一千多卷经文,到今天来看还是佛教经典当中最优秀的,不仅意义阐明得清楚,而且文字通顺。这缘于玄奘深厚的学养。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它更需要个人的学养作为基础,才能主持好这个工作,才能作出巨大贡献。在我们中国的佛教史上文化史上玄奘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玄奘取经的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为弘扬佛学、佛教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过去一些研究当中也讲这个问题,但更强调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反而忽略他对弘扬佛教本身的价值。不管如何,弘扬佛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一个美好的博大精深的宗教对一个民族来讲,是这个民族文化繁荣的标志。 我们过去的看法说宗教是鸦片,但现在我们应该强调宗教是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繁荣和兴盛应该也包括宗教的繁荣和兴盛。唐代是历史上的骄傲,我们讲盛唐气象,讲盛唐时的经济文化如何发展,不要忘记文化繁荣中,宗教的兴盛,而讲到佛教的兴盛更不要忘记玄奘。他是唐太宗唐高宗时代的人,盛唐的出现在他之后,他对盛唐文化兴盛的贡献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弘扬佛教的本身就是弘扬一个民族的文化,盛唐气象之说之所以能够形成,玄奘是有贡献的。他所弘扬和发展的佛教,实际也是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一个方面。佛教是宗教,佛学更是学术,佛教的发展也带来了学术的繁荣,这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另外,他的这次行动对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的贡献当然也是了不起的,特别是他在西域各地为中土大唐赢得了荣誉,受到了人们的敬仰。玄奘的精神怎么估价都不过分,追求真理,坚韧不拔,勇往直前,战胜困难的精神永远值得发扬。他最后译经阶段的行为和表现用诸葛亮的话来说,是死而后已啊,所以我们要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化巨人。 取经这件事情轰动社会,在民间广为流传。流传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只要在流传,就必然会产生新的东西。玄奘取经这件事在流传当中就慢慢被添砖加瓦,变成了另一种形态。这种新的形态,一方面可能很快就背离了史实,另一方面融入了创作因素,具有了新意。玄奘在历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在《西游记》的故事中却变成了那样的唐僧,这当然是背离了史实。但《西游记》本身的意义又呈现出另外的价值。取经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以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材料,在宋代形成的说话里,讲唐僧的故事就很多。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完整的关于玄奘取经在民间流传而形成民间流传故事的写定本,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是个话本小说。宋代的说话,一般来讲有四家,其中有一家是说经,专门宣讲佛经故事,这些东西都没有传下来,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部说经话本。现在看来,这部说经话本,也就是玄奘取经故事在民间流传的一个写定本,用文字把传说固定下来。从这个诗话里,我们看到故事已经跟史实有了很大不同,其中出现了一个猴行者,这个形象后来演化成了孙悟空。在这个取经诗话中,唐僧是以玄奘为原型的,但和历史上的玄奘的差别就太大了,而且和《西游记》里的唐僧也有不同之处,它是一个过渡。《西游记》成书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但作者吴承恩又做了巨大的改变巨大的创造,这是另外的问题。 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唐僧很有点世俗气,即不同于历史上的玄奘,也不同于《西游记》里的唐僧,有一个演化的过程。《西游记》里的那个唐僧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佛教信徒,在诗话中唐僧就不是那么谨小慎微的,写得很有意思。比如当他们到了西王母池,大约是现在的天山天池之类的地方,唐僧跟猴行者说,这是什么地方?猴行者告诉他这是西王母池,他就说那这一定有蟠桃啊,孙悟空说,有啊,五百年前我就偷吃了蟠桃了。唐僧说,哦,所以你的寿命这么长啊,再去偷几个来。诗话中有了这样的情节,让孙悟空去偷蟠桃,这就是民间文学。诗话是说话的底本,把唐僧变成了这样一个形象。这样的故事情节在 《西游记》中就绝对没有了,唐僧哪里会叫孙悟空去偷东西呢。《西游记》中写有偷吃人参果的故事,可是不能让唐僧出面,而是把这事安在贪吃的猪八戒身上,让猪八戒去偷吃。 总之,我们看到的早期民间传说里,玄奘有被世俗化的倾向。《西游记》里的唐僧即使有很多让人生气的地方,很讨厌的地方,干了很多糊涂事,但是在整个作品中他无疑还是个正面的形象,是一个歌颂和赞美的对象。《西游记》这部书里,前七回写大闹天宫,八到十二回写江流儿的故事,十三回到1一百回是写九九八十一难。总体是这样一个结构。当然这个分量很不匀称。前面的大闹天宫,我们不谈了,只讲后面的取经的故事。取经故事,表现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正义事业与邪恶力量的区分标准,就在于对待取经的态度。所有的妖魔鬼怪,都是阻碍取经的,都是破坏取经大业的。要吃唐僧肉也好,要招唐僧做女婿也好,都是对取经事业的破坏。反过来,师徒四人坚持要到西方取经,其实就是坚持正义,而在四人里面,对取经最坚定的当然是唐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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